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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论

    字体大小: 引文

    近代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晚清到民国到共产党建政,社会状貌呈现出巨大的变迁。在此社会变迁中,大众传媒应时局而生,又推时局而进,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沟通上下、沟通中外的作用。而大众传媒要发挥社会作用,其前提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实现与民众的关联。对此,一批批志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精英都有明确的认识,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在晚清内忧外困的时局中,一批站在时代前端的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社会启蒙,并且愈发注意到启发民智的重要性。甲午海战之后短短的几年间,随着报纸、学堂、学会的大量出现,“开民智”从理念转向行动,掀起了由知识分子主导的面向下层社会的社会启蒙运动。李孝悌先生认为:“这个运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这么密集而多样的方式对下层社会做启蒙的工作;同时也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运动——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民粹运动’——的源头。”[1]同时,李先生也延伸性地提出,到民国年间,原来以“开民智”为目的的启蒙运动,因为不同政治力量的介入,成为战斗意味强烈的文化动员和政治宣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又被导入一个全新的境地”,中共精英不仅把宣传转化为一种组织化的行动,形式上也更为民间化、技巧化,所以“共产党巧妙地利用这些形式,将新的讯息更有效地带到民间,在种种因素的配合下,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国”。[2]限于研究视域的设定,该书未对此着墨展开,但显然提出了一个他也认为“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的问题。

    李孝悌的研究注意到对下层社会动员过程中大众传媒所发挥的功用。[3]大众传媒的发育、发达,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牵引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力。报纸作为近代社会情境中最主要的一种大众传媒形式,自晚清问世以来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打破了受众在空间分布和社会阶层方面的隔绝,“睁眼看世界”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共精英人士显然也不会漠视报纸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呈现的威力,事实上对此还非常重视。为了实现报纸与革命群众的联结,在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民众需求,探索出一种细密的“群众办报”机制,努力把报纸当作党的理念、路线、方针、政策的传布工具,努力把报纸当作提高民众综合素养的工具,从而使得上下交融空前频密,最终转化为民众的行动支持而促成革命运动的成功。由此,“群众办报”既是中共推动大众传媒与普通民众联结的路径,也可以说是实现革命动员的方式。本书试图勾画的,就是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民众如何通过“群众办报”机制实现与报纸这一大众传媒联结的图景。

    第一节 理论溯源

    要理解“群众办报”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共的重要创造和基本方针,是有别于苏俄革命道路的一种本土化探索,它“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也完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生成与运作,更实现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多数人的发动和解放”。[4]因此,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起被视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共的群众路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米奇·迈斯纳在《大寨:实践中的群众路线》一文中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具威力的创造。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采用群众路线,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在中国并非一个完全新的发明,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的著作已为群众路线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理论基础,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也曾体现出类似的思想……但是,中国的榜样,对各种革命运动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指出“延安道路”的精髓就是群众路线。詹姆斯·哈里森在《夺取政权的长征:中共党史(1921—1972)》一书中把群众路线称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支柱”。[5]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底层民众起初对于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都是陌生的,而且这种陌生感与生俱来、难以打破,因此,没有先进党组织的灌输和唤醒,则人民群众将永远泯灭在历史的浪底,成为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这种“灌输”和“唤醒”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权利赋予和代议,而是党的“领导”和“动员”。[6]所以,实施群众路线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动员群众。虽然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下含义多变,但其围绕社会动员的表述却清晰定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管是“从群众中来”,还是“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强调与群众交换想法,强调与群众沟通,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要将群众纳入中国革命的中心,让群众在中国政治中扮演更为真实的角色,因而成为动员群众的一种手段。[7]海外学界对中共的这种群众动员手段有过相当热烈而深入的研究,而其基本关怀在探寻中共革命“成功”的要素。[8]鲍大可曾经指出:“中共政权一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它有能力运用革命的‘群众路线’,组织和发动千百万人按照党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发展目标积极地工作。”[9]王国斌认为,通过动员,让人民主动参与党的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赋予人民以史无前例的力量。[10]显然,中外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党的群众路线具有十分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然而,动员能力的落实又需要各种精巧的实现策略。有学者曾经把群众路线的社会动员分为调查研究、宣传鼓动、利益赋予、组织领导四个层面。[11]而在宣传鼓动层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报纸作为最现实的大众媒体,理论上可以到达每一个社会角落,影响每一位社会成员,所以当然成为实现群众路线的一种可能路径。与此相应,群众路线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就是“群众办报”机制的形成和实施,并被视为“中国媒体有别于其他任何国家媒体的重要标志”。[12]

    有关“群众办报”的思想源流,张春林先生做了相应的梳理。他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始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没有“群众办报”这个词汇,但是他们提出的“人民报刊”观点以及重视工农通讯员的实践,就是“群众办报”的思想源头。有丰富办报经历的列宁则在实践中较系统地完善了“群众办报”的内容和运作机制。[13]特别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俄的多位领导人都对此有所论述和阐释,进一步丰富了对“群众办报”机制的认识,于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与报刊的合作达到了真正最广泛的规模。以巨大的速度扩展着的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运动,已普及于日益增多的劳动群众中。给报纸写特约通讯和信件的习惯已成为我国人民的生活常事。高尚的发表热情变成了苏维埃人的爱国行动”。[14]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其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一开始就直接受到苏俄模式的影响。“随着瞿秋白、张闻天、蔡和森、博古等一批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的中共党员归国并先后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党大量引进列宁党报理论,以指导新闻工作,从此,党的新闻管理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引进与借鉴阶段’。”[15]在苏俄党报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等一批中共领导人提高了对新闻事业作用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口号,并且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群众办报”由此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群众路线的实现方式。

    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手段打碎陈旧的上层建筑,一般要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解决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政权交替。而革命要想在整个国家获得最终成功,还必须借助于大众传媒的舆论宣传和思想渗透。[16]并且,在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架构中,报纸并不只是一个宣传鼓动的中心,同时还是一个组织中心。“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报,他必须深入于无产阶级群众中间。在他的宣传与鼓动之下,自然可以扩大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政治影响,可以更加紧密党与群众的联系,这就是一种伟大的组织作用。再加以供给党报的材料,必须有经常的采访,必须在各工厂、农村、兵营中,都有党报的通讯员。为了适当地分配报纸,必须有经常的发行交通网,他又必须与各个工厂、农村、兵营有密切的联系,以使党报能很快的经常的传到读者手中。党与群众的关系,因为党报的作用而要更加的巩固与扩大,这就是伟大的组织作用。”[17]因此,报纸是“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的传播者,是党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一个犀利武器”[18]。要实现报纸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功能,就必须要有一套密切群众与报纸关系的运行机制。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群众办报”机制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定型,依托此种机制,“群众办报”活动势态强盛、空前彰显,于是也给后人留下一个值得研探的话域。

    有关“群众办报”机制的具体内容,陈力丹先生认为包含四个方面:第一,要意识到党报也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关注是立足之本;第二,要鼓动群众参与报纸的工作,保证报纸能够反映群众和指导群众;第三,组织通讯员队伍,通过他们与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第四,编辑部要有常设的群众工作部门,答惑解疑,听取各种意见和帮助反映问题。[19]也有学者认为,“群众办报”是我党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延伸,是毛泽东人民性、亲民思想的一个体现。“群众办报”的深刻内涵可从三个方面解读:第—,报纸内容要反映人民利益,为群众说话,办报的目的是为群众谋幸福;要面向群众办报,报纸是贯彻我党群众路线的一个渠道,报纸要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第二,办报的方法是依靠群众。第三,群众自发办报。[20]还有学者认为,群众路线在毛泽东新闻思想中也有表现,这主要体现在“群众办报”的观点上。关于“群众办报”,毛泽东同志赋予它两个含义:第一,要办好一张报,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如建立通联队伍),同时要替群众说话;第二,群众自发办报,毛泽东曾主张解放区每一个机关、学校、工厂、连队都办报,以油印报、墙报为主。[21]综观以上论点,可以明确,在中共的“群众办报”机制中,于办报者而言,就是要为群众办报,通过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方面的努力,办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媒体;于群众而言,就是不仅要积极阅读报纸,还要积极参与办报。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报纸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就可以成为联结党和群众的桥梁。

    第二节 研究回顾

    文献回顾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是通过陈述以往的相关研究表示对前辈、同行或知识产权的尊重,而是把自己的研究放到一个学术史的脉络中去进行定位。[22]那么,“群众办报”的研究已经如何?尚存哪些问题?

    长期以来,“群众办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体系中的关键词汇。与之相应,“群众办报”历来就是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显要领域,似乎是一块锄挖锹掀来回耕耙、基本形状面貌早已定型的园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研究就没有另辟新境的必要。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从研究对象看,多“全党办报”研究,少“群众办报”研究。李文先生认为,以往的许多新闻理论教科书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办报方针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论述。但是,对这一方针形成的实践基础,关于“全党办报”论述得较多,而关于“群众办报”形成的实践基础语焉不详,甚至“群众办报”的基本内涵也论述不甚清晰。[23]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指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24]后人对此阐释、理解时侧重点几乎都落在“全党办报”思想上,而对“群众办报”关注相当不够,好像后者已为前者所包容,只是前者的“陪衬”而已。因此,有人认为,“这样的阐释是不够确切的。即便从毛泽东上面那段话来看,‘群众办报’也是与‘全党办报’分别阐述的;两者固然有联系,但还是有区别的。事实上,前者的内容也确非后者所能涵盖得了的”。[25]

    ——从研究范围看,多着眼现实研究,少检视历史研究。出于政治现实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里,新闻学期刊中曾经发表过大量关于“群众办报”的文章。改革开放以后,相关研究陡然有冷落趋势,检索中国期刊网可以发现,题名中含有“群众办报”的论文大多是关于新时期新闻媒体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因此,以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来论述群众办报是这些论文的共同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服务现实是任何研究都需怀有的一种学术旨趣,但是这种研究如果漠视历史的厚度,也往往会困陷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境,以致解释当下和预知未来都容易产生偏颇。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尝试往这方面开拓,并取得相当的成果。如朱清河的《“群众办报”的逻辑起点与未来归宿》以及《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逻辑》等文章从历史的进路考辨“群众办报”的内涵变迁、逻辑缘起,继而分析当下困局以及寻绎未来的价值归宿,既有深度,又有启示意义。

    ——从研究视角看,多自上而下研究,少自下而上研究。按现有一般理解,“群众办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指新闻媒体要开门办报,要依靠群众办报。也许正是这种缘由,相关的研究视角大多自上而下,即聚焦于专业的新闻媒体如何实行群众办报,而把参与“群众办报”的“群众”置于缺席的地位。对“群众办报”的研究,如果仅仅聚焦于专业传播者,而不把“群众办报”中的主角——群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那么难免就有以偏概全之嫌。“群众办报”是党的新闻从业者与无数民众共同演绎的一幕历史活剧,新闻从业者的领导、组织、动员、指导固然重要,但芸芸众生如何在革命的洪流中纷纷卷入“群众办报”的相关实践,也应该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当然,自下而上并不是完全取代自上而下,上下互动的研究方法才比较可取。由此,从目前的格局来说,自下而上的研究显然需要加强。

    ——从研究内容看,多“从群众中来”的研究,少“到群众中去”的研究。按照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内涵,“群众办报”也同样包含这两层含义,它不仅仅关涉通讯员、读者来信等“从群众中来”的实践,还应包括读报、非专业媒体等“到群众中去”的实践,它们一起构成一幅“群众办报”的立体图景,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业媒体如何做好通讯员工作以及处理群众来信等内容。而在群众路线模式中,“群众是群众路线的主角”。[26]因此,考察新闻传播如何“到群众中去”也不应该被忽视。

    ——从研究立意看,多就事论事阐释,少关联社会研究。总体来说,“群众办报”的相关研究深度是不够的,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很多文章呈现出的是一种总结性的写作特征,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是不注重已有的研究成果,论述内容重复也就屡见不鲜,所以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一种均衡的态势;二是研究缺少理论支撑,很多文章都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缺少一种系统的研究视角,把“群众办报”的实践与社会的发展勾连起来,结果导致文章深度不足,立意欠高。近年来,随着新闻传播学科的逐步成熟,对研究的科学要求也有显著提升,不仅研究方法日益规范,理论阐释也日渐厚实。在这种背景下,把“群众办报”置于社会变迁的宏大画卷之中,用相应的理论来解释实践的意义,正是学科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

    第三节 研究立意

    一 革命微观史层面

    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国共产党动员政治研究的深入,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对中国革命过程的考察放在重新建构共产党革命的实际过程。这一转向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从宏观层面的阶级关系视角转向具体动员过程的微观视角,即动员的具体机制分析,意味着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员问题的思考扩展到具体环节和操作过程”。“当抛却宏大的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斗争范式,将视野放在微观的具体的个体身上时,有关革命动员的许多更有意思的画面将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生动而鲜活的内容和分析无疑将进一步扩宽和深化中国革命运动研究的视野。”[27]“群众办报”正是一个拓展革命动员研究视野的“有意思画面”。

    近代以来,许多重大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均重视利用各种信息传播媒体进行社会动员,这俨然已经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色。“运动将大众传媒牵连其中,也相应地成为一个回音室——行动者们在这里可以听到其他人是怎么理解他们的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的。”[28]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虽然有多重原因促成革命的胜利,但却无法忽视革命动员的维度。美国学者小巴林顿·摩尔曾经说过:“存在着革命条件并不意味着革命会自动爆发。”[29]革命本身不会不胫而走,要燃起革命的烽火,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社会动员,特别是大众传媒在其间要扮演重要的动员角色。美国学者喻德基在1964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大众说服》一书认为,历史上任何政府都会借助于某种形式的说服来达到一种或几种目的,而中国共产党对大众说服的运用,特别是在群众性的思想转变中对大众说服的运用,却更为独特和重要。1977年朱谦在《巨变:毛泽东中国的传播》一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实现了社会转变,其手段不是技术革命,也不是暴力,而是对传播的运用。作者强调,中国发展的模式在于人民的参与而非对物质和资本的运用。中国传播模式不是少数领导通过大众传媒告诉群众该做什么,而是综合运用了全国范围的媒介传播和基层中强化了的人际传播。中国传播体制就是广泛的媒介传播与严密组织的人际传播渠道的有效结合。[30]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中共革命动员的主要对象是身处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地区的农民。而“传统社会内的农民无疑是一种恒久的保守势力,他们禁锢在现状之中”,[31]在政治上“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很少在政治上变得积极起来”。[32]因此,“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这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33]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的任何政治力量都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又大致都能同意,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是社会和政治革命,而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来自农村和农民。在分析农民何以变成革命者的原因时,一种模式认为中国乡村社会拥有强大的革命潜力,中共通过群众路线来唤醒农民,释放这种潜力。另外一种模式则强调革命政党在动员和组织农民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认为,“自19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比前代的政治领袖更能在广泛且延续的基础上,动员农民投身政治活动。到1940年代,‘群众路线’的理想在于让人民主动参与党的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赋予中国农民以史无前例的力量”。[34]正是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效率使传统中国社会中分散的、远离政治的、由一个个细胞组成的单位(家庭、宗族、村庄等)被纳入规范的、等级制的严密结构中,从而使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得以形成。[35]因此,学者李康认为,“在研究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对农村革命的作用时,不能泛泛地谈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局势,不妨对党在实施动员时逐步摸索出的一些具体技术细加考究。可以研究这些技术的创造、示范、推广、演变,研究上级、具体执行者和群众之间在这些技术方面彼此作用的过程”。[36]那么,大众传媒到底在革命过程中利用哪些“技术”持续发挥对农民的劝服、动员作用?“群众办报”恰恰是一个可以提供印证的微观切入点。

    虽然半个多世纪以前革命的红尘就已经在中国基本落定。然而,革命中形成的“群众办报”传统,仍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一些顽强的结构性特征。时至今日,社会发展出现巨大变革,“群众办报”的传统做法似乎也在天翻地覆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慢慢消退。那么,如何评判这些曾经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回到历史,去理解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路径选择,就会更有助于为当下“群众办报”的现实以及未来趋势寻求合理的阐释和预判。

    二 大众传播史层面

    从革命动员的视角来观测“群众办报”也不排斥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切入。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那样,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37]因此,“革命与现代化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走上的历史发展过程,革命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能够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实现现代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38]如果考虑到本研究所指涉的内容,更多的还是关切革命与乡村现代化问题。学者姜义华认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型,只有将乡村变迁与革命进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路径和比较真实的场景。[39]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对此,不管是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和传播学学者都毫无异议地肯定了大众传媒的重要功用。美国现代化研究学者布莱克指出,“传统社会大多数成员相对静态的生活也使他们没有去适应孩提时代未曾碰到的人与境况的要求,人们几乎没有关于山外青山或水外绿水的更广阔世界的概念”。但是,“通过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介,热心人能够不断接触到许多领域的发展状况”。传播手段的不断发展,不仅提高了人们对国家利益方面以及外部更广大世界的认识,也大大促进了社会的整合,“使得社会中众多分散因素维持一种密切的关系”。[40]传播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显然更为深入,其中的发展传播学派对此着墨颇多。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在1958年出版《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特别强调了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的作用,并将大众传播媒介称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奇妙的放大器”,认为它能大大加速社会发展速度,提高现代化程度。传播学鼻祖施拉姆则把大众传媒比作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创新与扩散”理论的提出者罗杰斯也把社会变革视为西方的思想观念与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广过程。[41]这些观点都肯定了大众传媒促进社会变迁的作用。所以,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有如下的曼妙遐想也不足为奇:

    我们现在具有了不起的能力,把信息即刻传送到遥远的区域,让千百万人同时感知相近的意义。我们对这种能力已司空见惯,很容易漠然视之。然而,纵观以往的人类生活,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诸如翻阅报纸,听收音机,看电影或者看电视,都代表了人类传播行为的非同小可的变化。 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传播学者苦心孤诣研究分析,我们仍未能确切认识这一变化的意义,未能确切认识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个人和集体?它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换而言之,我们对大众媒介飞速发展的含义、影响和后果尚未完全了解。不过有一点目前已很清楚:我们的大众媒介确实影响传播对象,也的确影响整个社会。我们所不完全了解的是这种影响的方式和程度。[42]

    回到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境中,大众传媒与现代化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品味的主题。在当时,报纸是最典型的大众媒介,而且基本上办在城市中,城市人是大众传媒的主要消费者。而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贫困、落后的乡村地区,“处于长期的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比起同一个国度的平原和沿海地带,它们要落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清末新政以来,农村的旧式教育瓦解,新式教育又没有成型,本来农村的教育和文化状况就江河日下,而落后地区农村的情况就更加不堪”。[43]在这样的环境中,共产党不仅创办了大量报刊,“实现报刊与农村人民的结合,真正成为农村人民群众自己的报刊。在中国报刊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44]而且还通过“群众办报”的形式,客观上拉近了普通乡村民众接触媒介、使用媒介、参与传播的距离,让人们亲身感受到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价值,进而,“现代传播方法进入传统村落后所能够产生的力量,是所有见到过的人都不会怀疑的”。[45]媒体与民众的关系是传播事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能够拉近媒体与民众关系的任何一种努力都应该享受到后人的“敬意”。对群众办报实践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可以厘清文化、经济落后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媒体与民众实现互动的一种特殊路径——政治催动下的媒体普及化、大众化。如果说市场催动下的媒体普及化呈现的是内生性特征的话,政治催动的媒体普及化则更加凸显外生性的特征,但它们都密切了普通民众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传播者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渠道研究、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依照此种模板,是否可以凝练出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四条主线:大众传播者对自身角色不断认知的历史;争取传播自由的历史;媒介技术推动传播发展的历史;大众媒体与受众发生关联的历史。四条主线中,前三条已经有很高的能见度,在大众传播史的书写中已经笔墨颇多。独独第四条,似乎有弱视之憾,此中原因,大概在于大众传播受众的“大量”“复杂”“隐匿”等特点,故而难以在历史的书写中呈现。但这种缺席并非是理所当然,美国学者迈克尔·埃默里曾在《美国新闻史》一书中言及:对于大众传播史来说,“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正面和反面的主角,还有那些微不足道的配角,正是有了他们,传播业才能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46]所以,借助革命时期“群众办报”的窗口,也试图使万千民众浮现在大众传播史的画卷中,了解许多“微不足道的配角”是如何融入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

    第四节 研究思路

    一 研究视域

    本研究以1927—1949年期间的中国革命根据地为考察视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广大农村地区开辟了众多的革命根据地。也正是在革命根据地,执政的共产党才能公开地把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政策和主张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以自己的意愿来合法地改造社会,“群众办报”就是在此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种特殊现象。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以及不同的规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在起义胜利的基础上,创建了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左右江、东江、湘赣、闽西、赣东北、琼崖等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1930年12月至1934年间,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获得了迅速发展,一些小块根据地连成大块根据地,一些地方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主要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川陕、湘鄂川黔、鄂豫陕、西北等革命根据地,为农村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到1934年止,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的根据地人口约为900万,加上游击区人口,总计约1000余万人。[47]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建立一批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国民党不情愿的默许之下,共产党巩固了对广大地区和众多人口的切实控制。”[48]到1940年,除陕甘宁边区以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苏北、苏中、豫鄂边、琼崖等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游击区),共拥有近1亿人口。1941年至194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从1944年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全国已建立了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豫鄂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等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亦称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49]

    全国解放战争初期,争夺解放区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期间,中共领导的军队保卫了原有的解放区,并建立了强大的东北解放区。1947年,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接着又创建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东北、中原两大解放区的创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区获得迅猛发展,并逐步连成一片,形成了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几个战略区。到1949年9月下旬,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至此,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任务最后宣告结束。[50]

    虽然各个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称谓不同,但把1927年至1949年间三个时期的根据地统称为中国革命根据地,比较符合实际情况。[51]该时间跨度包括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八年抗战时期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本课题将依据“群众办报”的具体内涵分类进行专题研究,每个专题纵跨三个时期。而革命根据地都建立在农村,因此,中共主办的大众传媒的受众基本上就是乡村民众。

    二 研究内容

    沿着上述理路,尽管“群众办报”可以从多个维度加以剖视,但本研究聚焦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报纸与民众的关联,所以在内容展列上自然就紧密围绕论题进行布局,扼要交代如下:

    ——考察群众办报的行动逻辑。一是从理论层面探源中共“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二是从实践层面梳理“群众办报”的运行机制。按李文先生的观点,从群众层面看,“群众办报”的实践活动大致发展为三个方面:群众读报、群众办黑板报、工农通讯员。[52]本研究认同其归纳,以读报、写稿、办报为三大核心环节搭建总体研究框架。

    ——以读报活动为中心考察“群众办报”如何推动民众接触媒体。革命根据地处在经济、文化均十分落后的农村地区,中共为推广报纸做了种种努力。但民众文化素养低下并不能保证信息的有效接收。本部分即以组织化读报为中心,论述“群众办报”背景下中共如何为群众创造读报条件以及群众如何被组织起来参与读报等实情。

    ——以工农通讯员为中心考察“群众办报”如何鼓励群众成为传播者。工农通讯员制度是“群众办报”实践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环节。通过本部分论述,一方面可以了解普通民众(特别是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如何成为新闻的传播者,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革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与通讯员结合这种特殊的文化路径实现与普通民众的联盟。

    ——以黑板报为中心考察“群众办报”如何促成群众自办媒体。在“群众办报”理念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存在着大量由基层群众自己主办的非专业新闻媒体,如墙报、壁报、黑板报等,它们同样也属于“报”的范畴。这些非专业的“报”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大家办、大家看”的“群众办报”特征也表现得更加鲜明,促进了党的新闻事业真正大众化、普及化。本部分即以黑板报为例展开研究,描述民众的办报实践活动。

    ——以儿童群体为中心考察“群众办报”如何向其他社会群体辐射。儿童群体不是革命运动中的主流群体,但也是参与革命的重要成员,“群众办报”的实践同样在他们身上起到辐射作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也附带探讨根据地学校教育如何与媒体紧密结合,以组织化的方式开展读报、办报等活动,促进了儿童与媒体的关系,也促进了儿童政治社会化过程。

    ——考察群众办报的实际效果。从大众传媒普及、媒体与民众观念启蒙、媒体与革命动员等维度考察群众办报机制运行给根据地民众带来的推动作用,并对“群众办报”实践的一些偏差做出分析。

    三 研究方法

    在理论方法上,本研究试图采用社会史的方法展开研究,力图做到社会史与革命史的结合以及社会史与传播史的结合。

    革命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革命史研究的新趋向。20世纪90年代,中共历史研究专家张静如先生主张“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53]这种观念与专注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范力沛的意见相合,他认为以前对革命史的研究和对社会史的研究是互相脱节的,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不注意吸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两者应该结合起来。[54]基于这些判断,不少学者开始把目光驻留在中国革命和乡村社会变迁、农民意识变化的关系上,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被称为“新革命史范式”。李金铮指出加强中国革命史和中国乡村史的连接可以成为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中共革命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这一密切关系,决定了它在中国乡村尤其是中国近现代乡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也正因为此,才使得我们有可能也必须从乡村史视角考察中共革命问题,也只有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范畴,才能避免就中共革命论中共革命,从而真正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与变迁。”[55]学者孙立平也认为,社会史关注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史”,这是增进我们对“宏观历史”认识的一个途径。它不仅可以校正宏观历史的片面与谬误,更在于呈现共产主义文明如何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将宏观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当一个不识字甚至没有进过城的农民决定为一个宏大的制度和抽象的‘主义’而献身的时候,当一个没有迈出过乡土社会一步的农民将党的‘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但却通过接头的暗号将其交给组织上派来的人的时候,你无法不为这种奇异的宏观微观关系所震惊。”[56]革命的红旗不会呼啦一展即应者云集,更多的时候是由上下层之间的有效互动来酿成革命洪流。通过描绘贯穿其间的一幅幅动感的历史画面,有助于更好地揭示中共与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从而饱满对于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认识。

    社会史与传播史的融合也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研究路径。这种研究方法把传播活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传播本体的内在联系,更探究传播与社会的外在关涉。研究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历史的、全面的总体史。这种总体史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当我们将焦点放在微观的具体的个体身上时,大众传媒如何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会细密地呈现眼前,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以及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往往会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大众传媒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果回到这项研究本身,将更多呈现的是乡村民众与大众传媒的联结,而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传播史的绵绵长河中,往往是无人暇顾的失踪者。

    在技术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借助文字资料来寻迹觅踪、探赜索隐。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文献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资料的收集上,本研究以“群众办报”中的群众为视点,运用报刊、个人回忆录、地方文化史料以及原档等各种零散、细碎的文献资料,尽力复原“群众办报”的具象图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翻阅了《红色中华》《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中的相关报道,查看了大量根据地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回忆录。鉴于图片在社会史研究中的特殊作用,在搜集资料时特别留意了此类资料。本研究还从山西省档案馆、山东省菏泽市档案馆等地调阅了部分档案。总体而言,有关“群众办报”的零星资料多如牛毛、杂不胜捡,虽穷力搜罗,但也只能是冰山一角,囿于时间和精力,也就只能适可而止了。

    四 研究目标

    研究将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视角层面: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政的显著特点,当前的相关研究已从宏观层面的阶级关系视角转向具体动员过程的微观视角,即动员的具体环节和操作过程。本课题受这一研究转向的启发,试图以“群众办报”为例,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尽力复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种社会动员模式。

    内容层面:本研究试图拼凑出传媒动员视角下“群众办报”的一幅完整图景,其中的读报研究、黑板报研究、群众办报对儿童群体的影响等专题是以往的薄弱甚或空白领域。在资料利用上,本研究将汇集文件总结、新闻报道、个人回忆录、地方史志、原始档案等方面的琐碎资料,还将展现反映“群众办报”场景的一批图片,其中很大一部分资料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被挖掘利用。

    观点层面:中共通过“群众办报”的制度设计来吸纳民众参与相关实践,作用有二:客观上看,党以政治力量拉近了底层民众与媒体的距离,改善了他们的信息环境,这是一条有别于以市场为动力的媒体普及化、大众化路径;主观上看,“群众办报”有助于党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改造和资源动员,它以信息传播—改变观念—影响行动的模式,促进了革命精英意志向普通民众行动的转化,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聚合,为最终的革命成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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