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情境中的大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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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革命情境中的大众传媒与乡村民众：以“群众办报（1927—1949）”为视点》

出版日期：2017-04

字数： 1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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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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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近代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晚清到民国到共产党建政，社会状貌呈现出巨大的变迁。在此社会变迁中，大众传媒应时局而生，又推时局而进，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沟通上下、沟通中外的作用。而大众传媒要发挥社会作用，其前提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实现与民众的关联。对此，一批批志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精英都有明确的认识，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在晚清内忧外困的时局中，一批站在时代前端的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社会启蒙，并且愈发注意到启发民智的重要性。甲午海战之后短短的几年间，随着报纸、学堂、学会的大量出现，“开民智”从理念转向行动，掀起了由知识分子主导的面向下层社会的社会启蒙运动。李孝悌先生认为：“这个运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这么密集而多样的方式对下层社会做启蒙的工作；同时也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运动——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民粹运动’——的源头。”^[1]同时，李先生也延伸性地提出，到民国年间，原来以“开民智”为目的的启蒙运动，因为不同政治力量的介入，成为战斗意味强烈的文化动员和政治宣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又被导入一个全新的境地”，中共精英不仅把宣传转化为一种组织化的行动，形式上也更为民间化、技巧化，所以“共产党巧妙地利用这些形式，将新的讯息更有效地带到民间，在种种因素的配合下，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国”。^[2]限于研究视域的设定，该书未对此着墨展开，但显然提出了一个他也认为“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的问题。

李孝悌的研究注意到对下层社会动员过程中大众传媒所发挥的功用。^[3]大众传媒的发育、发达，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牵引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力。报纸作为近代社会情境中最主要的一种大众传媒形式，自晚清问世以来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打破了受众在空间分布和社会阶层方面的隔绝，“睁眼看世界”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共精英人士显然也不会漠视报纸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呈现的威力，事实上对此还非常重视。为了实现报纸与革命群众的联结，在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民众需求，探索出一种细密的“群众办报”机制，努力把报纸当作党的理念、路线、方针、政策的传布工具，努力把报纸当作提高民众综合素养的工具，从而使得上下交融空前频密，最终转化为民众的行动支持而促成革命运动的成功。由此，“群众办报”既是中共推动大众传媒与普通民众联结的路径，也可以说是实现革命动员的方式。本书试图勾画的，就是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民众如何通过“群众办报”机制实现与报纸这一大众传媒联结的图景。

第一节理论溯源

要理解“群众办报”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共的重要创造和基本方针，是有别于苏俄革命道路的一种本土化探索，它“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也完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生成与运作，更实现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多数人的发动和解放”。^[4]因此，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起被视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共的群众路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米奇·迈斯纳在《大寨：实践中的群众路线》一文中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具威力的创造。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采用群众路线，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在中国并非一个完全新的发明，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的著作已为群众路线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理论基础，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也曾体现出类似的思想……但是，中国的榜样，对各种革命运动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指出“延安道路”的精髓就是群众路线。詹姆斯·哈里森在《夺取政权的长征：中共党史（1921—1972）》一书中把群众路线称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支柱”。^[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