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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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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中外实学,培育中日英才,一则有利于巩固中国的国基,一则有利于加强中日的友好关系。这也是保全中国、定策东亚长治久安、立计天下太平所在。”[1]

    ——《东亚同文书院创立要领·兴学要旨》

    一 东亚(南京)同文书院创设的准备

    1899年3月,东亚同文会召开了春季大会,决定在汉口和广东派遣留学生,要求身体健康,高等普通中学以上学历,英语良好,27岁以上。会内外对此非常踊跃,共有20多人报名,最后,录取了其中的13名。前往广东的六名留学生在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的监督下学习粤语,分别是: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介、山下稻三郎、远藤隆夫(以上均为1899年5月录取)、松冈好一(1899年8月追加)。[2]本来预计前往汉口的留学生改由上海支部支部长井手三郎负责,在上海学习北京官话,共七人,分别是:冈野增次郎、曾根原千代三、山田纯三郎、宇野海作、上田贤象、井手友喜和千岛吉郎。

    东亚同文会安排的第一批留学中国的13位学生,对于东亚同文会在华各项事业的展开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山田纯三郎,和他哥哥山田良政[3],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极大[4]。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自欧返国抵香港,翌日,为山田纯三郎题字:“同舟同济,清之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山田先生属孙文书。”[5]另外还有两幅题字“天下为公”和“至诚如神”,没有题字的时间,但标明“山田先生属”[6]。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也称:“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三田(应为“山田”之误)兄弟”,山田纯三郎还有专著《中国革命与孙文的中日联盟》(《シナ革命と孙文の中日联盟》)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恢复。1960年2月山田纯三郎去世,国民党方面的何应钦、谷正纲、张群等人和有关政府机构,大陆方面的廖承志分别致函悼念。[7]

    冈野增次郎和吴佩孚则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一度出任吴佩孚的日籍顾问;曾根原千代三参与了南京东亚同文书院建立的谈判;井手友喜是上海支部长井手三郎的弟弟,后来在《同文沪报》服务;到广东的六位“在练习粤语的同时,协助该会广东支部进行活动。松冈还参与了《知新报》的编撰,并介入保皇会的勤王密谋”。[8]

    1899年4月,近卫笃麿出访欧美等15个国家,同年9月25日,返日途中抵达上海,东亚同文会员及日侨三十多人在怡和码头迎接,随后参观了租界内工商企业。第二天午后,参观了盛宣怀创立的江南学堂,学堂提调李一琴[9]负责接待。本来当日晚上准备前往南京,但是因为东亚同文会驻上海各会员要求近卫谈谈访欧见闻、东亚局势,后来七十多人在船上又发起另外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以致决定将去南京的时间延后一天。[10]27日,近卫笃麿、大内畅三、小原新三、井手三郎、宗方小太郎、清藤幸七郎、佐佐木四方志和三井会社职员藤原一行八人,前往南京,29日抵达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刘坤一。[11]

    刘坤一对于日本来华创立学校,是大力支持的,1899年十月二十二日(旧历)致伊藤博文的信中,他对于中国向日本学习建立现代学校是相当有诚意的,“前闻雅教,敝国宜办工艺学堂,切中款要。第念广东、湖北相距颇远,联合为难,因就所属江宁、江苏、江西、安徽四省首先举行,以为之倡。幸各院司均以为然,已有成议,尚待派员前来贵国察看规模,并拟于尊处延请总分教习,购买各项机器,以图地近费省,届期奉恳大力关垂”。[12]1901年2月22日,刘坤一复信近卫笃麿,也表示“自以开学堂、设译馆为第一要义,将来所需教习、书籍以及机器、仪器,不能不就近取给大邦,临时奉恳,自蒙诸君子玉成,随事提携”。[13]

    根据近卫笃麿日记的记载,刘坤一对于新学的引进有着非常迫切地希望,这次会谈主要是围绕清国教育改革、振兴新学的内容展开的,因此,近卫趁机提出了东亚同文会的“中国保全”、“帮助中国进行改革”的主旨,并且提供现实的方案,即首先以培养人才为重,进而准备在南京开办学校,但是,在租借地之外开设学校,没有地方大员的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刘坤一可以给予方便。刘坤一指出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已经向他说明东亚同文会的宗旨和对华友好态度,自然非常乐意参与此事,并且将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此之前,因为东亚同文会前次(1899年3月)派往中国留学13名学生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在会内得到一致肯定,因此,扩大前往中国的留学生规模成为东亚同文会的一致目标。1899年7月,在近卫笃麿会长出访而不在日本的情况下,东亚同文会设立了有关同文书院的专门委员会,即特别第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代理会长长冈护美、伊泽修二、高田早苗、本多庸一、三宅雄二郎、中岛裁之和柏原文太郎七人组成。委员会的职责是有关创立同文书院[14]的内容。在东亚同文会决策层,最早、最全面的考虑创立学校的是佐藤正(后升任干事长),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之初的人事安排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佐藤是内定的院长人选,因为身体原因而未能就任。

    早在近卫访问刘坤一、张之洞之前,1899年9月,佐佐木四方志和原口闻一受命抵达上海。原口等待南航的船只前往广东赴任;佐佐木等待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抵达上海后一同前往南京。佐佐木因为陪同近卫访华,又回到上海,11月20日,在曾根原千代三陪同下前往南京商谈学校事宜。而这一次,不仅仅是东亚同文会的支持,更是通过日本政府外务省青木周藏外相指示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通力协助[15]

    刘坤一指示金陵洋务局总办汪嘉棠[16]与佐佐木详谈学校的计划。确定借用南京仪凤门(今兴中门)以东鼓楼薛家巷的妙相庵[17],大概可以容纳50—60名学生。

    1900年1月,东亚同文会派遣在上海的留学生和教师中,有四名学生和三名教师前往南京[18],暂时住在秦淮河沿岸的复成仓刘公馆,准备开设学校具体事宜。

    二 南京同文书院成立

    1900年5月12日,南京同文书院代表[19]和两江总督代表、金陵洋务局总办汪嘉棠共同为南京同文书院揭牌,东亚同文书院在华办学46年的历史从此开始了。

    开设之初,教师共有八名,分别是干事(相当于教务长)、医学士佐佐木四方志;教授商务、会记的中村兼善;教授法律、经济学的文学士山口正一郎;讲授时文、汉语兼任舍监的山田良政;讲授英语的布罗克曼;讲授汉语的王镇;讲授汉学的邹宝霜。

    学生来源非常分散[20],即同文会原有资助、前期已经帮助建学的留学生5名;另外有贵族院议员野崎武吉郎资助的两名学生:大原信和神津助太郎;日本农商务省海外实习联系生两名;广岛县派留学生4名,熊本县县派留学生3名、自费留学生1名,佐贺县2名,东亚同文会加派留学生2名;在南京本愿寺留学的两名日本学生也转入同文书院;共计学生23名,分成两个班,其中汉语基础较好的分在第一班。[21]此前,1899年12月,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曾经致信日本各府县行政长官,信中指出:设立在南京的同文书院学制三年,讲授汉语为主,辅之以英语,同时开设与工商业有关的经济学、法学门类课程。该学院同时在中国招生,向华人开设日语,力求灌输科学思想、唤起国家观念。两国学生同在一处学习,以求相互了解、培养友谊。在日本国内招生中学学历和同等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学费暂定每人每年240日元。毕业生将作为中国公私事业调查者或者介绍员;也可能直接安排在华工作。但是因为各县的预算已经结束,只有三个县派出了提供资助的学生。

    1900年6月1日,作为招收清国学生的分院在南京城内的王府园成立。此时共有30名学生就读于此。教师共三名,邹宝霜仍然负责汉学;英语由山田良政讲授;日语由同文书院学生曾根原千代三[22]负责。

    南京同文书院成立的同时,院长根津一还考虑过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的问题。他预想在东京汤岛圣堂设立可容两千名留学生的寄宿舍,但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援这么庞大的计划实在难以实现。[23](关于东京同文书院,可参见本章第一节)

    三 建立之初的三次动荡

    建立之初,东亚同文书院就处于动荡之中。先是院长人选临阵换将,然后是惠州起义的波及,接着的义和团危机使得学院离开南京,改驻上海。

    预定5月份正式成立的书院,4月份爆发院长人选危机。南京东亚同文书院的院长人选,东亚同文会的众议所归是干事长佐藤正,主要因为他对于在清国建立这所书院的规划最为积极和尽力,在《近卫日记》中,也记载了佐藤正提交的《南京同文学堂设立意见书》[24],内容涉及学校设置的方方面面。

    但是,4月2日,佐藤给近卫写信,谈到山口正一郎从南京回东京复命时,提出的两个难题:一是根据南京目前的情况,怎样才能实现当初设立的目标;二是山口希望能够在南京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能被授予更大的自主权力。佐藤认为,清政府对于改良派的压迫日益加深,在南京办新式学校不能招收到清国的学生;而日本本国的学生肯定也不会太多,只有一两个县同意派出公费生,同时这也说明学校的今年经费来源很成问题,没有地方政府派出公费生附带的费用补贴,学校的扩张根本没有希望。山口的第二点,即希望得到更多的授权,是因为山口和佐佐木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学堂的事情刚刚有起色,两个人就开始闹矛盾,将两个人学堂创立委员的职分都取消,让山口正一郎负责教务,佐佐木只负责医务,再找一个人来负责总务。可是,佐藤认为如果派遣自己前往当任校长,必然会引起和山口的不合,那时如果当地的东亚同文会会员支持山口,自己因为没有人支持,必致十分狼狈,因此不如先行请辞。[25]

    与这封信同时呈交近卫笃麿会长的,还有佐藤正写于次日(4月3日)的病休书,甚至佐藤要求同时辞去东亚同文会干事长之职。

    根据田锅安之助的回忆,佐藤正不去南京就职是因为另外的原因:佐藤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作为山县有朋手下的第十八联队长,在战争中功勋卓越,被人称为“鬼大佐”,因为双脚受伤退役改任宫中顾问官的荣衔。因此,参谋次长大迫尚道反对派佐藤去中国,此中理由既有担心佐藤身体,更多的还是担心佐藤在中国的安全。[26]

    还有一个更充分的理由,同文书院特别第一委员会成员伊泽修二给近卫会长的信[27],也说明佐藤成行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陆军大臣桂太郎[28]极力反对佐藤前往中国,对于同文会的亲华主张,桂太郎虽然不高兴、不支持,毕竟还能容忍,但是,对于“佐藤少将前往中国赴任南京学校完全阻止”,才是桂“最为挂念”。考虑到桂太郎的身份,在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轮流组阁的“桂园时期”,这样的劝阻是相当有分量的。

    近卫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感到非常棘手。他首先征集了推荐山口正一郎的杉浦重刚的意见,但是大家的一致意见还是认为佐藤正是最好的人选,他又亲自前往看望佐藤,但佐藤坚决不去南京,只是答应可以保留干事长的职分。并且这件事情还和近卫与广岛国民派的纠纷联系到了一起[29],一时间,南京同文书院院长的人选成为东亚同文会众人的焦点。而这场纠纷也充分证明了书院的人事问题常受日本政府、特别是军方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30]

    根据田锅安之助[31]的回忆录,是井户川辰三[32]的推荐促成根津一登场。井户川辰三曾经在陆军少年学校学习,而根津一此时已经是中尉,并且在参谋本部担任工作,对于井户川有非常深的影响。在院长人选无人能任的时刻,井户川大力推荐了根津氏。另外,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的白岩龙平,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初,备受近卫会长的重用,也曾经和根津一有书信往来,希望根津氏加入东亚同文会。1899年11月近卫笃麿出访回国后,途经京都时曾经亲往根津一住地若王子寺拜访,这也是白龙岩平促成的,因此把根津氏作为院长推荐人选时,白岩龙平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有证据表明,汉口乐善堂成员、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高桥谦也为根津一出任院长有过贡献。[33]

    1900年4月,根津一在京都若王子寺结束了参禅的生活,赶往东京,与近卫笃麿会谈后,于4月11日同意接任南京同文书院院长,5月由东亚同文会评议员会议通过正式任命,5月底离开东京,6月初抵达南京,出任南京同文书院院长。[34]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主持的兴中会决定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由郑士良全权指挥,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谋响应,杨衢云、陈少白在香港策划接济,并拟取道香港到惠州三洲田领导起义。9月25日,孙中山偕日本人内田良平、山田良政、平山周、尾崎行昌等自日本神户启程赴中国台湾,28日抵基隆。其后,山田良政转赴汕头,尾崎行昌等赴厦门,孙中山与平山周留台北,与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会谈。后藤“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孙中山即在台北建立指挥中心,聘请日本军人参加,并命郑士良于10月8日在广东惠州举义。[35]郑士良率领潮(州)、惠(州)、嘉(应)会党600余人集结于惠州三洲田,因为引起清军注意而被迫于10月6日起义。因为南京同文书院的监督佐佐木四方志、教师山田良政在起义谋划中的积极参与,书院内很多学生报对此抱有跃跃欲试的态度。学生中原有的玄洋社社员安永、柴田、平冈等人在学校也有宣传起义的行动。此时,田锅安之助刚刚抵达南京,看到学校内秩序大乱,学生在教室中喝酒、演讲,上课的人却很少,而且此时南京市内因为受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已经有紧张气氛。[36]代理院长对此十分恐慌,马上致电近卫笃麿和根津一,要求得以处罚教员和学生的权力,得到许可后,田锅安之助向全校学生宣布,对于企图参加革命的学生处以1个月禁闭的处罚。对此,学院监督佐佐木四方志愤然辞职,师生中各一人离开学校参加起义,老师即山田良政,同年牺牲于惠州三洲田,学生是栉引武四郎。[37]

    根津一初到南京之时,准备长期在此办学,因此与刘坤一协议将妙相庵及其附近的控制土地租借20年,并且筹备修建新的建筑。但是,时局的变化实在出人意料,南京同文书院仅仅办学4个月,就被迫迁往上海,改名东亚同文书院。

    1900年夏末,义和团运动波及长江沿岸地区。刘坤一亲自向南京同文书院代理院长田锅安之助建议,希望将学校迁出南京改驻上海,避免受到意外伤害。刘坤一的建议有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首先,南京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并没有严重的态势,甚至北方地区陷入战乱之中时,华南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尚能“东南互保”,可见南方的排外运动远未严重到危害学院之程度。其次,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按当时信息传播已经相当迅捷,刘坤一不在最严重的5月到8月提出迁校建议,却在八国联军已经发动战争并且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提出,实在难以理解。最后,刘坤一对于在城内王府园的分院,即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部分亦未加以挽留,这显然与刘坤一最初办学的希望完全背离,可见刘坤一此时已经有“送瘟神”之想法。所以说,刘坤一最真实的礼请南京同文书院出境的原因,应该是得知了书院内部有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起义,而义和团波及只是托词而已。

    学院迁往上海,对于学校的发展不啻是一个契机,一方面上海的开放程度远远强过其他周边地区,学校的影响得以扩大;另一方面上海与日本的交通更加方便,上海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国际性和知名度都要大得多,对学院的招生更加有利,“上海正好是一个寄托‘浪漫’的对象,是一块实现‘冒险’梦想的绝好土地”[38];加之上海在清末的动荡中相对要稳定得多,学院的发展更有保障。此外,上海在此时已经成为西方列强在远东的中心据点,书院设此可直接了解列强的亚洲政策。[39]

    1900年8月下旬,南京同文书院的师生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在上海涌泉路跑马场的退省路,也就是原来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校舍中,恢复授课。尔后不久,正式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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