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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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传统伦理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出版日期：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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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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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它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正如其他的政治革命往往伴随着文化革命一样，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它的先导。在“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文化的广阔战线上，伦理道德上的斗争，是一个重要的战场。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过这场斗争，他指出：“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1]

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认真回顾“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伦理道德战线上的那场斗争，总结历史的经验，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反封建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批判剥削阶级的旧道德，对于树立无产阶级的新道德，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革命需要道德革命

20世纪初，我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步步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但是政权却被封建军阀篡夺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同封建制度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加激化了。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纷纷割据一方，不断混战。他们对外奴颜婢膝，拍卖国家主权，讨帝国主义的欢心，对内专制独裁，残酷镇压一切革命活动，并且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弄得整个国家生产凋敝，民穷财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专制制度，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下，我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缓慢地有所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帝国主义忙于欧洲战争的短暂空隙里，出现了民族工业的所谓“黄金时代”。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进一步成长、壮大了。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不与封建制度展开一场生死搏斗。

作为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任何一种道德，都是被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并且总是为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道德，出现于周，形成于汉，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发展最系统、最完备的封建道德。与封建道德比较，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极不完备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口衔天宪”，他们的话就是法律，成文法时存时断，零散不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封建法律极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的封建道德规范，往往具有法规的性质，违背封建道德，有时就要受到封建法律的制裁。同时，封建道德也为封建法律的合理性作了论证。道德和法律配合得如此紧密，以致很难把它们严格区别开来，这是我国封建道德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由于这种情况，中国的地主阶级十分重视封建道德的作用，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一直用政权的力量竭力扶植它，强制推行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从而使这种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仅能够调整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而且也麻痹和毒害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封建道德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法宝，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护身符。因此，当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封建势力斗争时，就不能不对封建道德进行猛烈的冲击。当人们要求政治解放、思想解放时，首先就要从束缚他们的封建道德中解放出来。“五四”时期，伦理道德领域成了一个两军必夺的高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要保持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就要反对新道德，坚持旧道德。中国人民要反帝反封建，就必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十分自觉地用封建道德来维护封建制度。他们把封建道德看做是“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五四”前后，封建统治者继承他们祖先的衣钵，变本加厉地用封建道德挽救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独夫民贼袁世凯妄想用封建道德为其当洪宪皇帝铺平道路，“辫帅”张勋又试图把封建道德当敲门砖，以便打开复辟帝制的大门。与这些反动统治者相配合，以康有为、陈焕章、辜鸿铭、林琴南为首的封建余孽和反动文人，也掀起一阵阵“尊孔”的狂潮。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组织，出版杂志，控制部分大学讲坛，大讲尊孔复辟，大搞封建卫道活动。他们甚至公然给当时的“总统”、“总理”上书，要求把孔教列为“国教”，把封建道德的一些内容写到宪法上，以便使它长期保存，永远发挥作用。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如李佳白、盖沙令、约翰斯顿等人，也纷纷摇旗呐喊，为之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