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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起源

    字体大小: 引文

    考古的发现对于了解一个地区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来自考古遗存和传世文献资料方面的证据,那么许多历史的记载就只能算是“传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疑古”泛滥,特别是以顾颉刚为主的“疑古派”对夏朝及尧、舜等古代圣王是否真实存在持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科成立以来,有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又为我们了解远古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在这些发现中,有包括距今170万年前、具有人种起源意义的元谋人,以及稍后的蓝田人和北京周口店附近发现的北京猿人等,其中北京猿人被认为与黄种人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关系。

    在此之后,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接相关的更多考古发现也越发受人关注。这些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使我们得以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的历史进行一种轮廓性的描述。这些材料也提示着,《史记》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并非只是“虚构”,其中有丰富的历史信息。

    一 “满天星斗”与“炎黄子孙”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形成期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南到广东、北到黑龙江直至目前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地区。气候条件跨越了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如此广阔的地理区域,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方式,留下了面貌各异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也就是为何有人将这样的起源方式概括为“满天星斗”的原因。

    综合考古学家的看法,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大约是相当于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经历了突破性的发展。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空前繁荣。大约相同的时期,长江中下游也进入了繁荣期。第二阶段自公元前3300年至前2500年或稍晚,以长江中下游、钱塘江南岸的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文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开启文明化的进程后,稳定发展。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地区,其文明化起步的时间和海岱地区相近,许多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其曾经的繁荣。第三阶段是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时期,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涌现出一批城址,诸如金沙、三星堆等,而长江中下游和辽西的文明却衰落了。不过,中原文化却再度“复兴”,陕西、河南、山西等地重新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推动者。

    这些不同的文化起源和不同阶段的文明发展之间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从而使语言、信仰和习俗等方面不断接近,最终构成一种“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态。

    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注,古人的努力可能要超出现代人的想象,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代史家,根据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文献材料进行了创造性的综合,虽然有一些“想象”的成分,但亦非完全虚构。比如,中国人一般自称“炎黄子孙”,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国语·周语》,该文提出鲧、禹和夏人之后,以及姜姓之后,都是黄帝和炎帝的后代。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而后来的帝王都是黄帝的直系子孙,由此,黄帝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即文明历史开端意义上的开创者。

    其实,司马迁将黄帝塑造为中华传统始祖的做法自有其价值的依据。在春秋时代,孔子与他的学生可能就已经开始讨论有关黄帝的传说。据《大戴礼》记载,孔子与宰我有过如下的对话:“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在孔子看来,黄帝是否真活了三百年并不重要,关键是生民得其利,而后世的人敬畏和接受其教化共三百年。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的长度是以他为人类所做的贡献来衡量的。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纪》即是将上古中国的许多伟大的事功都归结到黄帝身上,因而赋予黄帝以特别的意义。

    历史上中华文明区域内的其他民族,有时也会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比如辽代的契丹族就在描述他们民族历史的典籍中称自己是黄帝的子孙。这样的说法,也可以看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在民族观念中的体现。

    虽然,对黄帝本人考证具有许多“想象”的成分,不过,在历史上也一直有人试图进行“实证”性的证明。如宋代学者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大意在于运用《周易》中数的理论推究宇宙起源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在该书中,邵雍说道,黄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书中还将尧元年称为甲辰年。据清末民初学者卢景贵考订,认为黄帝元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再据更久远的晋代学者皇甫谧所作的《帝王世纪》推算,尧以上共有五帝,历时341年。按照这个说法,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一论断后来得到广泛接受。近代以来,随着民族观念的传入,“炎黄子孙”的观念,被用来激励国人团结起来,抗击外侮。针对西方人采用耶稣纪年的做法,许多学者提出了“黄帝纪年”,最著名的例证是1912年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虽然孙中山的做法有政治上的考虑,不过,将黄帝看作中华五千年历史的起源已经广为接受。

    黄帝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关于他的事迹,尽管夹杂有许多神话传说和比附的内容,然而因为在中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中,以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由此确立了黄帝的开端性地位。

    二 红山文化与“龙的传人”

    如果黄帝是由众多的早期的杰出人物而逐渐凝聚的种族始祖,而“龙”则堪称是文化的图腾。

    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一位农民在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发现了一块像钩子一般的石头,这块石头口闭吻长,上棱起翘,吻前伸上翘,身体如铁钩一般细长卷曲。不过,这件造型独特的石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建平县出土了一批玉制品,经考古学家考证,这一批文物与十几年前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文物属于同一时期的文明类型,并因发现地赤峰而命名为“红山文化”。在这批新发掘的文物中,其中有一件玉器十分罕见,出土后甚至引起了考古界和学术界的争论。这一玉器形似玉猪,却身形修长弯曲、首尾相连,体现出龙的特征,猪首含有獠牙,肥头大耳,与赤峰地区的石钩般的玉器颇有相似之处。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考证,这两件玉器均属于红山玉龙,是红山文化的重要见证。

    其实,在红山的玉龙出土之后,一直有关于“龙”的考古发现。1987年8月,在河南省濮阳市的西水坡遗址发现了一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迹。在其中的45号墓中,发现了以蚌壳摆放的龙虎图案。龙昂首曲颈、拱背、体弯曲、长角、大眼、张口露舌、显齿、足端有四个至五个尖爪。这大约能说明当时已经有比较固定的龙的形象,而这件距今大约6000年的龙图案,也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晚期,大约距今6700—4000年的这段时间的不同地区考古发现中,龙的形象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虽然龙的头部形象各有不同,有的是人头,有的是猪头,也有类似马和鹿甚至鱼的头的,然而身上有鳞、体弯曲、有爪等核心特征却是一致的,这表明这种图腾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而在《史记》中,炎帝的出生,就被描述为其母游华阳时与“神龙首”相感而生。也因为龙在中国早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

    龙不仅出现在考古发现中,也经常出现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在这些作品中所出现的“龙”既能行云布雨,又能飞沙走石,既有禳灾除祸的善行,又有作恶多端的劣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我们不乏龙的形象,人们熟悉龙的喜好和习惯,甚至熟悉它所生九子的各自不同的功能,屠龙术和叶公好龙的记载也早已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但龙却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早已无法确切对应的神兽。可是,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中国古人曾严肃地讨论龙是否真实存在: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

    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蓄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

    献之曰:“今何故无之?”

    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物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在这段文献中,魏献子与蔡墨讨论何以不得见龙的原因,魏献子认为,或许是因为龙是最具有智慧的动物,所以人无法捕获而得见。蔡墨却认为,古代有专门负责豢养、驯育各种动物和神兽的职官,这类职官的功能世代相传,亦有相应的名号和姓氏。而豢养龙的职官因为失职,导致龙得不到精心的照料,故而隐匿,人便不得见。但是,蔡墨极其坚定地认为“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从上述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确信龙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没人见过而已。以现在的眼光看,龙是人们综合不同动物的因素而糅合在一起,并赋予其非凡的“法力”。而这一图腾信仰在后世时间的磨砺中,龙的形象不断演变,其文化含义、思想意蕴愈益丰富,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乃至华夏民族精神的崇高象征,逐渐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共同信仰和统一的意义符号。

    三 二里头与“夏”

    《论语·八佾》篇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在这里孔子说道,他对夏和殷商的“礼”虽然能言说,但并不能以杞国和宋国来引证,因为文献上的证据并不充分。这里所说的夏和殷,一般指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两个王朝,而在儒家的叙事体系中,夏、商、周也被视为是理想政治的范型,即所谓的三代之治。

    但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夏朝是否存在却是饱受争议的,理由依然是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做证据。1928年,随着甲骨文的被发现,董作宾等人在中研院考古所的决定下开始发掘安阳殷墟,直至20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存在有了无可辩驳的依据,但是关于夏的存在,无论是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还是都城遗址,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杰出的历史学家杨宽和考古学家陈梦家,都否认了夏王朝的存在,他们认为关于夏的种种记载,无非是周人依据神话传说辗转演义而成,或者是从商朝的历史中分出来的。那么,大禹中断了禅让而将帝位继承给启的历史转折,还有荒淫的夏桀的记载难道都是后世的历史编纂者杜撰的吗?

    为了解开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的种种谜团,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走访二里头一带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为夏王朝的考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学勤等专家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研究课题,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对地下地上文献进行综合研究,以确定早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其实,有一处考古发现很大程度上为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线索,这就是二里头遗址。

    夏文化的探索,与对二里头文化认识直接相关。后来称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系列文明遗迹,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1956年在郑州曾被称为“洛达庙期”。1958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1959年豫西“夏墟”调查后进行了系统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得以确立。二里头遗址被视为是一处都城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已经可以看出有规划的都邑的意图。出土物品中存在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或其较早的部分属于夏文化,但近年来亦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晚期商代早期的都城,并不能确定无疑地断定其属于夏文化。

    与夏文化相关的另一处考古发现是陶寺遗址。据古史传说,在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考古研究者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距今约4100年),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内的东北部应为较有地位的人的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达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这个基址上出土了一些陶制的瓦片和其他建筑材料。在出土的陶器表面,还发现了疑似文字的刻画,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文字。陶寺遗址中出土的以铜为原料的祭祀用品和日用生活用品,说明那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冶炼金属。陶寺的发掘最初也是作为夏文化的一个可能的遗存而展开的,但最近的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其认定为尧都平阳。

    临汾古称“平阳”,据史书记载,尧帝曾建都于此。而陶寺的种种发现又证实其曾经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前2000年。陶寺与尧都在空间与内涵上都有较高的吻合度。除了二里头和陶寺,1975年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有的学者主张该遗址就是禹都阳城,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该遗址属龙山晚期。从这一时期起,诸如河南禹县瓦店、巩义稍柴、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以及最近发掘的安阳洹北商城、河北邢台东先贤等遗址,都有学者指为夏商都邑所在。尽管这些均存在争议,然而,其对了解夏商文明的意义,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四 殷墟与早期城市

    与夏文化的疑问丛生所不同的是,殷商文化因为殷墟的发掘而得到确证。1949年以前考古学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1928年到1937年河南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不仅证实了商代历史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当时文明的灿烂辉煌展示在世人眼前。1950年,中国科学院即恢复了已中断13年的殷墟发掘。这处遗址的发掘,一直持续到今天。

    1950年至1951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与郑州二里岗的发掘中,确认了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遗存。1955年,发现了郑州商代前期的城址,经多年探查,大致可以确定其城垣周长近7公里,城内外筑有宫殿建筑基址和各种作坊遗迹,以及墓葬、窖穴,等等。近年又发现了范围更大的城郭。1983年则发现了始建年代与郑州商代城郭相距不远的偃师商代城郭。

    原始城市的产生,是古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也是断定该文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因此,学术界普遍重视城市的产生问题。但什么是城市,原始聚落与城市如何区别,仍是探讨中的问题。多数学者趋向于认为,城市的主要标志是能够反映出阶级的社会结构。城市不一定有城墙,例如中国商代后期的殷墟,经过多年的发掘,只在宫殿基址外围发现防御性的水沟,并未找到城墙(最近发现的洹北商城,时代似早于盘庚迁殷)。另外人口的规模可以作为城市的参考标志。

    殷墟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包括有宫殿基址、陵墓、居住遗址和手工业遗址,其性质是不容争议的。商代前期的城市,可举出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黄陂的盘龙城等。偃师商城是1983年发现的,位于偃师西部的大槐树村南,南临洛水。目前已探出东、北、西三面城墙,南北距约1700米,东西最宽处1215米,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等。这座城建于商代早期,其地望与古书所载汤都西亳吻合。郑州商城发现于1952年,遗址总面积达2.5平方千米。城东、南墙各长1700米,西墙1870米,北墙1690米。城内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城外也有许多手工业遗址、墓葬等遗迹。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城是商王仲丁的都城瞰。盘龙城发现于1954年,位于长江北岸不远,城较小,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70米,城内也有建筑基址,城外有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墓葬等。这些材料,说明商代前期已有规模可观的城市,而且有的可以确定为王都,有的可能是诸侯国的都邑。

    前面曾经提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尸乡沟商城不远,很可能属于夏文化的遗存,甚至有人主张这是夏都斟寻。二里头和陶寺一样,都没有发现城墙,但有大型宫殿基址以及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墓葬等。

    更早的城址也已有不少发现。

    最早发现的是山东章丘城崖的古城。自1928年以来,当地曾进行多次发掘,城址已经被发掘出土,但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对城市的时代归属却难下定论。1989年到1990年,在该地重做的勘查试掘证明这是一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致相当)、周代三城重叠的遗址。位于最下方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接近方形,南北最长530米,东西约43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勘查还证明,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城址属于三城中的岳石文化古城。

    近年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有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山东寿光边线王等处。登封王城岗城址包括相连的东西两小城,合计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内有建筑基址。淮阳平粮台城址为正方形,面积约3.4万平方米,城内有建筑基址,城门有门卫房建筑,并发现排水管道等遗迹。寿光边线王城址略呈梯形,面积约4.4万平方米,有内外两城,城墙下有奠基牺牲。需要注意的是,平粮台古城南、北两城门与城内建筑基址在一条直线上,已具有后世城市中轴线布局的雏形。

    上述这些龙山文化城址,和古书记载的上古都邑具有相合处,如传说太吴都陈,即今淮阳;禹都阳城,即今登封。安阳后冈在殷墟范围内,更不待言。周代,淮阳为陈国国都,寿光为纪国国都,章丘为谭国国都。这种情形,恐怕不会是巧合。

    同时,北方地区还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二里头文化和商代二里岗期)的城址。这种城址的墙多以石块垒筑,在内蒙古赤峰一带就发现了如此类型的石城43座,面积一般为1万—2万平方米。城内有用石块垒砌的房屋基址,最多的达600处以上。这些石城分布为三群,每群中有一座大城,最大的面积有10万平方米。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有夯土城址,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城址,面积6万平方米。附属有相当大的墓地,包括随葬多组陶器的大墓。此外,在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也发现年代有可能更早的石城。

    赤峰石城群的结构暗示,其中的大城可能是身份高贵者居住的“宫城”。由此类推,龙山文化面积较小的城址也可能是“宫城”,而一般人民则在城外环居。

    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对于怎样由夏商上溯,追寻文明的始源及其初期发展这一问题,历史学者、考古学者都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大家认识到,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考古学的成果,而如何从考古学论述文明的起源,又属于具有理论性质的问题。英国考古学者丹尼尔在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中,引用专攻近东文明的学者克拉克洪的论点,提出文明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即五千居民以上的城市、使用文字、具有复杂的礼仪中心。中国学者对此多有补充修正,如夏鼐先生列举出城市、文字、冶炼金属作为文明的标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城市,上面提到的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边长仅约百米。随后发现的一系列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文化遗存中,其中的城址,规模大多更大,年代也多更早,包括内蒙古、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已达数十座之多。在山东阳谷、茌平、东阿一带,还发现有由大型中心城(面积约40万平方米)与若干小城构成的城组。始建年代早于公元前5000年的,有河南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城址,山东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址与阳谷王家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

    在使用文字方面,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已有相当发展的文字系统,字的个数超过四千,同时从文字结构看,汉字书写的所谓“六书”业已具备。这明确表示,在甲骨文以前,文字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

    在20世纪5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批陶器刻划符号,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报告中曾提出这些符号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关。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很多学者对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各种符号作了研究。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和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符号尤其受到重视,这就意味着,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出现了类文字,不少学者认为这就是原始文字。

    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人员在河南舞阳贾湖的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龟甲上,发现了若干刻划符号,有的很像殷墟甲骨文“目”字、“户”字,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6600年至前6200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与文字有关的符号。

    关于冶炼金属,二里头文化中已经包含了不同种类的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工具等。其制造工艺相当复杂,甚至在许多器具中还嵌有绿松石等贵重珠宝。近年,在西自青海、东至山东范围内的许多地区,都发现了年代早于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铜器或者制作铜器的遗址。

    已知年代最早的,是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屋基址出土的残铜片,质地是黄铜,基址年代约公元前4700年。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一座马家窟文化房屋基址出土了一柄青铜刀,基址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将考古发现与经典文献的记载加以参照,并合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我们研究早期中国文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无论如何,诸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中国文明的起源要远比一些人设想的更早,中国文明在时间的长度上明显地延伸了。

    五 中国神话与《山海经》

    中文中本来并没有“神话”这个概念,“神话”一词直至1902年才从日本翻译传入。但作为早期人类理解自然世界、构造社会意义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国文化中也具有悠久的神话传统。与古希腊因哲学的产生而导致神话中断的传统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统一直在延续,特别是因其依附于本土的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得到了长久的发展。

    作为对人类生命源头的猜想与一切文化动力的浓缩,上古神话主要描述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与万物有灵论及上古宗教关系密切。古人无法解释自然和人类中的一些现象,比如日月有规律的运行、自然灾害,人的生老病死,所以便会设想一些具有超越性的力量,并通过神话的方式来体现。神话可以分为很多类型,比如描述自然现象的,最主要的是关于日、月神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日、月也像人类一样有劳作、有休息。尤其是月亮中的阴影及月的圆缺变化,成为神话的重要母题,关于嫦娥和吴刚的神话,寄托了人间的许多情感。种族的创世神话也是中国各民族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汉族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苗族的蚩尤;瑶族的密洛陀;还有彝族的四个创造神:八歌、典尼、支格阿鲁和结支戛鲁,等等。

    中国神话中最为常见的是关于英雄的神话。这类神话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战胜自然的英雄人物的崇敬。中国古代神话中大量的人物是由英雄人物的事迹加以神化而成,比如大禹治水、伏羲画八卦,乃至后世的唐僧西天取经,这些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因为其巨大的成就而被人奉为神明。与西方神话中人与神决然分属于两个世界不同的是,中国神话则体现出神人之间的“互通”。

    当然,也有研究者将中国古代神仙传说和一些妖怪、地方民间传说等纳入神话系统中,这也从一定的侧面反映出中国神话的层次性和驳杂性。

    神话叙述是充满想象力的,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的“九歌”。文中对于东皇太一、云中君等人物的刻画,既成为了后世中国诗歌灵感的源头之一,也是对古代神话的一种文学性的描述。

    中国古代神话的上述特点也从一定程度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通过“与神对话”的形式,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人神相通的精神,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清代学者龚自珍说:“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这即是描述了中国上古神话时代初期的情形,那时虽然天与人间是相通的,但人要见神还必得“上天”去见,或者通过某种特殊的沟通方式才能听到神的话语,人神之间存在严格界限,在日常生活中是见不到神的,是“民神不杂”的。

    中国上古神话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山海经》。

    《山海经》原为说图文字,是中国古神话的主要典籍,也是中国最早的古籍之一,其内容十分丰富,但又艰深难懂,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山海经》共有18卷,分为《山经》5卷和《海经》13卷两大类,其中《海经》部分最有价值。尽管它奇特古怪,但持续有人以此为研究课题,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将它看作一部地理志,有人认为它是一部氏族社会志,但也有人认为它荒诞不经,是一部巫书,是神话小说。从所涉内容的广泛性而言,它堪称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部综合性百科全书,不仅涉及历史、方志、人文、社会、民族、民俗、艺术、语言、神话、宗教,也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气象、水利、海洋、地质、土壤、动物、植物、森林、矿产、医药、疾病、食品和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不过《山海经》的作者是谁,创作的确切年份,目前还难以确定。

    《山海经》之用山、海作为书名,就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关于名山大川的描述,汉代刘歆在其《上〈山海经〉表》中,指出:“《山海经》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世的《隋书·经籍志》以及不少史书,也把它列入地理类。而《汉书·艺文志》则把它列入数术类刑法家之首,与《相人》《相六畜》之类的巫卜星相之书混在一起。《宋史·艺文志》则将之列入五行类。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称它为专讲神怪之书,即“古之语怪之祖”。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它是最古的小说,云“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诸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因为后世人们对于地理的认识越发深入,所以《山海经》中诸多的想象成分就只能以小说视之。

    晚清以来的两种说法特别值得我们重视,首先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已突破了前人的观念局限,将它看作历史著作,列入“古史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礼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并说,“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故事,有许多成为中国民间传说的原型。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精卫填海的故事。关于这则神话,在《山海经·海外北经》里仅仅一段话、几十个字:“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意思是说太阳神炎帝的小女儿去东海边游玩,不慎掉进了大海,淹死了。她死后,灵魂化作一只“精卫”鸟,它花头、白嘴、红足,长得活泼可爱,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她不断地从西山衔来一条条小树枝、一颗颗小石子,丢进大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她不知疲倦地往来飞翔于西山和东海之间。“精卫”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善良、美好的愿望,宏伟的志向,受到了当时先民们的敬重,也同样受到了后世人们的敬仰。

    另一则关于刑天的故事则表达了中国人不屈抗争的传统精神。《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据传说“刑天”原为炎帝近臣,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自炎帝于阪泉被黄帝打败,他便跟随在炎帝身边,定居南方。但“刑天”不甘心失败,他一人手执利斧和盾牌,直杀上中央天帝的宫门之前,与天帝(黄帝)争夺神位宝座。二者相斗,帝终断刑天首级,并把他葬于常羊之山。但刑天魂魄不灭,没有因此而死去,又重新站了起来,竟以乳为目、脐为口,左手握盾,右手拿斧,誓与黄帝战斗到底。晋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有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类,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刑天那种不屈不挠绝不服输的顽强的战斗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之人。

    《山海经》中也记载了许多具有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记载了许多关于长生的故事。恐惧死亡,渴望长生不老,是人之常情。《山海经》神话里有“不死药”“不死国”“不死民”“不死山”的构想。《海内西经》载,在昆仑山的开明兽之北有“不死树”:“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玕琪树、不死树。”在《海内西经》记载,开明兽东面,又有巫彭为首的几个巫师,“皆操不死之药”:“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不死药”也许是先民们对个体生命长寿的幻想和方士长生久视之术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不死之药”是掌握在以“巫彭”为首的“巫抵”“巫阳”“巫履”等巫师手中。“不死树”生长在昆仑山上,但《大荒南经》又说那里有“不死之国”。而《海外南经》也有“不死民”的记载:“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一曰在穿匈国东。歧舌国在其东。一曰在不死民东。”《海内经》又说:“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还如,《大荒西经》载:“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现代的《山海经》研究者发现,这本书中反映的国土观念不同于儒者之“中国”观,乃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大世界观”。如蒙传铭所说:“古代儒家相传之地理观念,谓普天之下,皆为中国;中国之外,则为四海。而《山海经》之作者,以为四海之内为‘海内’,‘海内’之中有五山,而中国在焉。四海之外为‘海外’,‘海外’之外为‘大荒’,‘大荒’为日月所出入处,且在‘海外’与‘大荒’之间,尚有许多国家及山岳在焉。故就地理观念言之,儒家所谓天下,犹今言‘中国’;《山海经》之作者所谓天下,犹今言‘全世界’也。”[1]按他的说法,《山海经》对世界的认识,体现了一种政治地理观。《山海经》向读者建构了一种五方四维的、秩序井然的世界结构,这种空间秩序是按照南西北东中的顺序展开的。以位于中央的《中山经》为轴心向外逐层拓展的同心方区域划分,更不是客观的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一种既成的想象世界的结构模式向现实世界的投射。从李约瑟对《禹贡》所做的评语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种“同心方”形式的看法:有不少人认为,在《禹贡》中似乎包含有一种朴素的同心方地图的思想。这种看法是从这部著作结尾的几句话产生的。这几句话说,从王都起,五百里之内的地带是“甸服”,再向外五百里调谐同心带之内是“侯服”,再次是“绥服”,再向外是“要服”,最后一个带是“荒服”。但是在文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足以证明这些带是同心方这一传统观点。这种观点很可能只是根据地是方形的这种宇宙观所设想出来的。[2]

    把中国与“非中国”统合在同一种空间构架之中的,应该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统性政治信念,诸如“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等。以政治强制性话语来创设和维系地缘上的一体认同,这是对地方主义各自为政局面的挑战。因为多元分立为统治者带来离心的麻烦,大一统政治不肯容忍政治肌体皲裂的现象,所以总要力图消解多元,竭力把各种各样的差异放置于众星拱月式的闭锁性空间结构之中,使“多”成为“一”的向心环绕展开方式。作为《山海经》地域观念基础的同心方式想象空间结构就是由此而生成的。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一统天下的政治观必然就要取代小国寡民式的地方主义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海经》的叙事模式,正好隐含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演变历程。

    《山海经》一书的同心方环绕结构是以“五藏山经”为内环的。它带给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认为世界是规则的方形平面,这个方形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中心。东西南北中五方之山就是方形世界的天然坐标。居于中心的区域既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代表,又是文明向四周蛮荒的边缘区域播散的唯一源头。这种观念可谓源远流长,概括起来可以叫作“中华文明一源中心观”。其古代的表现形态主要是“中原中心观”,即认定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原地带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山经》依次分为南西北东中五经。而在五山经中处于轴心位置的则是《中山经》。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山经》里的山在今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可见作者指定的中央原是很大的。南西北东四方面都推得很远,有许多山简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3]常征先生认为《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为周王朝官府文书,他说:“从《中山经》一百九十三山分为十三组列叙来看,八组在黄河汉水之间,一组在中条山区,二组在江汉间及洞庭湖北岸,这大体便是周王的王畿,故周人视之为天下之中,而列之于《中山经》卷。”[4]孔子曾感慨:“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对承继了夏商传统又有所损益的西周文化表示出极大的赞赏和充分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与《山海经》相互呼应的五服说与同心方“认识地图”式均可溯源于周代的文献。因此可见,《山海经》较早成书的部分与西周以来的文化扩展进程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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