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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客观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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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上的客观性是从认识论意义上讲的,主要是指法律解释的客观性。[1]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认识或解释的主体来看,该类主体具有客观性。无论是从体素还是心素的角度来看,认识主体或解释主体都必然具有客观性。站在体素的角度来看,认识主体或解释主体是客观社会中的成员,其所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本身就具有客观性,这是不能予以否认的事实。而从心素的角度来看,认知主体或解释主体都必须要持客观的态度对外在的事物或行为进行解读;其次,从认识或解释的对象来看,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案件事实都具有客观性。一般意义上而言,法律规范的产生是基于人们主观意志而形成的,但是一旦法律规范被制定或认可之后,在社会适用的过程中,其原本所具有的主观意志性会逐渐转向客观需要,进而赋予了充分的客观性,这也正如许多法律解释学者所言:“法律规范在适用过程中具有独立性。”而对于案件事实来说,无可厚非的是站在客观性的角度加以认知或解释的;最后,认识或解释的结果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具有客观性。任何一种认识或解释的结果的形成和认可度无不是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的,倘若脱离开客观性而一味追求主观的想当然的话,那么法律规范的寿命也就走向了终点。

    通过对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认识,我们得知,客观性大体上也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法律含义的固定性,即法律文义存在的客观性。法律规范一旦被制定或认可后,其所具有的含义是不随着人的意识而转移的,也就说,法律规范具有了自己的生命成长特征,生于人们的主观认识,却又相对独立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这也是法律规范之所以能够适用到社会中的原因所在;其次,解释结论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基础,即理解法律不能带有个人偏见,应该寻求解释共同体最低限度的共识。法律解释的结果必然不会得到所有社会个体的一致认知,毕竟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追求。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对该种客观性予以否认的充要条件。如果任其发展,那么法治社会中必将不会存在有效运行的法律规范去对社会或人们进行调整。正如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含义一样,在区分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就是认可,对于这种认知无疑就是对客观的一种体现;最后,解释主体对解释结果尽量不融进主观偏见,保持中立立场的客观姿态。对于解释结果而言,要想做到毫无主观偏见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将其降低到极限,从而确保解释结果客观性的极大值。这一点就必须要求解释主体跳出纠纷的范畴,以一种中立人的姿态来客观审视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这其中一定不能掺杂个人主观的偏好。

    然则,经历了传统解释学之后,哲学解释学则主张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对立关系在法律解释中应该予以摒弃,或者予以忽视不谈。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在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过程中,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客观性只是接近法治目标所具备的一种姿态。因此,“法律的这种客观性不仅仅存在于信仰或者理论推导之中,法律实践本身也能提供法律客观性证据”[2]

    客观性的实现是法治内在的一种特性,脱离客观性的法治就如同空中楼阁,华而不实。这是将一个理论的行为转化成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在这一实践问题中,解释者必须为其所忠诚的法律寻找出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有生命力的并符合法律规范意图的意义。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律自身如果没有或者失去客观性,那么,法律的合法性也就无从谈起。客观性和合法性具有天然的重合特性。然而,站在逻辑思维的层面上来看,客观性与合法性却又有着截然不同之处。客观性是一种对待客观含义的解释姿态,要求解释主体在理解法律之时应该尽可能地排除主体的主观意志偏好,站在客观立场上来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实际上,纯粹的客观性是可求而不可及的,不管解释主体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个问题,都无法做到将价值评判成分排除在外。解释主体或法律适用主体只能无限地接近客观性,却始终做不到纯粹的客观性。此外,解释的结果必须要在最大程度上接近法律文本的原有含义,但这种最大程度接近法律文本原意的解释结果并不等于在实践过程必定要按照文本原意进行适用。原因在于,法律文本的原意只有立法者最清楚,在制定该法律文本之初,立法者会依据客观的实际情况进行操作,然而,社会环境无时不在发生变化,如果一味地对法律文本的含义进行索求,其内在的本质上依旧是脱离客观而倾向主观,所以在最大程度上接近法律文本原意的层面上,我们不能单纯、狭隘地去认识,有时在法律文本含义射程之外但并不违背法理的解释结果依旧是具有合法性的,这也就是实质解释之所以能够存在法律适用中的原因所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升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呢?对此,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只要解释过程和结果符合标准就是客观的法律解释。而这个标准应该包括社会事实、历史潮流以及自然法原理等,只有符合这几个方面就属于客观的法律解释。”[3]还有的学者认为:“提升法律解释客观性的方法就是通过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逻辑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由同样依据推论的前提为出发点,使用相同的推论规则,则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4]而我们认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的提升应该从人类的逻辑思维角度来谈。

    首先,形式逻辑思维在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予以明确。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确保法律意义的安全性和法律体系的权威性。在法律解释出现多种解释结果时,通过逻辑分析方法进行选择,尤其是形式逻辑思维的运用,可以提高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维护法律意义的固定性。重视形式逻辑规则并不排斥社会学方法的运用。现代法律解释学并不认为逻辑分析方法是解释法律的唯一方法,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形式逻辑思维在法律解释中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之所以在法治社会中强化形式逻辑思维的功效,其原因在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软化法律规范作用的现象。在预定的法律规范所形成的理想秩序下,人们看见规范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裂痕,所以,企图摆脱形式逻辑思维对法律客观性的影响。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秩序遭受到极大的破坏。

    其次,实质逻辑思维在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予以明确。诚然形式逻辑思维在法律适用中的确存在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正如前面谈到的,毕竟法律规范具有自己相对的发展活力,并且现实的社会也呈现出不可预知的变数,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形式逻辑思维的功效,那么公平、正义、客观、合法等价值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为此,我们就有必要将实质逻辑思维引进到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来,这一举措并不是在否认形式逻辑思维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而是说要将形式逻辑思维与实质逻辑思维进行有机的结合,通过实质逻辑思维的积极性来弥补形式逻辑思维的消极性,使二者在整个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做到完美的结合,只有这样,法治理念下的各种价值才会得到真正的实现。

    最后,经验科学的验证方法和法律语言学的运用必须在法律适用中得到重视。逻辑与经验之间其实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在吸收相关经验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提高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来说,是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通过逻辑思维与经验方法的结合,解释的结果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裂痕将会得到很好的弥补。在法律解释中,经验如果从理解的前见因素来看,实际上就是理解者对社会的体悟,是法律规范、价值倾向对法律解释产生重大影响力的因素。离开对社会的真切体悟,光靠逻辑推理来理解法律有时会出现问题。毕竟逻辑思维方法只是司法过程中的一种方法,其必须要与经验方法进行结合。同时,法律规范是通过语言进行表达的,尤其是法律语言。法律语言在客观的认识基础上将相关的事物进行固定化,它对立法者来说是语言的表达能力,而对于受众而言则是传达力。如果脱离开法律语言而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进行法律适用,其必将导致法律的威严性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除了将逻辑思维与经验方法相结合之外,法律语言学的一些方法也必须要运用其中,只有这样客观性才会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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