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轼理学思想蠡探—

章节信息目录

作者：

所属图书：《中国思想史研究.2019年卷》

出版日期：2019-12

字数： 12515

所属分类：

关键词：

换肤

字号

小中大

“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当前显示为试读部分，购买后可阅读全文×

朱轼理学思想蠡探

朱轼的理学思想以陆王补程朱为主线，对吕留良法朱陆而驳斥姚江（阳明）之学进行纠偏，体现出清初理学在社会转型和时代变换过程中进行自我调整的基本取向。他认为圣人也言“心”，切不可以姚江之非而讳言“心学”；同时，“诚意”乃行之首要功夫，吕留良仅从“已发”之“意”言“行”，朱轼却并不太注重“心”对“意”有统摄作用，认为“心”上的“正”是“毫无渣滓”，可见在“诚意”之后还有“正心”的工夫。可以看出，他驳留良是以“体”上之涵养工夫来正“用”上之进学工夫，亦是不全面的；而且，他认同留良“慎独”是“诚意”之首要工夫而圣贤仅专言其一，忽视二者之间的互换同一之内涵的观点，体现出其理学思想的融合性，代表了“官学”与“民学”“理学”与“心学”的互动与交流。

雍正七年（1729），皇帝对曾、吕之“皇考”一案尤为重视，以至于吕留良被破棺戮尸，其案所牵涉之人均受到惩处。而吕氏案发时，朱轼正任浙江巡抚，因此朝中便有人上书雍正，言朱轼有失察之责，请求深究治罪，皇帝特旨其留任浙江巡抚。雍正九年（1731），朱轼应翰林顾良哉之请，与方苞等就吕留良之“逆书”进行审查。朱轼等人就吕氏《讲义》《语录》进行诸条摘驳，撰辑为《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并于雍正九年刊布学官。吕留良《四书讲义》是由门人陈鏦编集，他在序言中说：“后数百年而有王伯安，乘吾道无人之际，窃金溪之狂禅，以祸乱天下之耳目”^[1]，而后诸儒讲学“未尝不号宗朱，而究其底里，总无能出良知之精蕴”（《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弁言》，第1页），吕氏“于朱子之书信最笃好，好之最深，病夫世之溺于异学而不知所返也。故其教人大要以格物穷理，辨别是非为先。以为姚江之学不息，紫阳之道不著；又以为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弁言》，第1页）。显然，吕氏的出发点是以程朱为本而对姚江（阳明）之学进行驳斥，这一点是不符合朱轼之兼采陆王的主张的。

今存《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共八百八十条，朱轼仅摘录其中之四十五条进行批驳，而这其中，有八条不见于《驳吕留良四书讲义》，故本文仅以二公之共同论说为依据进行分析，尤以《大学》章为主。朱子讲自己“于《大学》用力最多”、最有心得，且“一生只看得两件文字透”，即《启蒙》和《大学》^[2]，以至于临终前仍专注于《大学》的修改。朱子于《大学》最为细微处在阐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论，兼及本体论。既然吕氏之说在纠正姚江之“异说”，其用力最深处莫过于“良知学”与“心学”之争论。然朱轼对吕氏的驳斥并非在义理上有所发明，而是以圣人也讲“心”为由，主张不可因姚江之非而讳言“心学”。可见，这为姚江开脱的嫌疑，故本文从吕朱二人关于“心何以言学？”诚意正心之功夫论以及慎独义之考辨三个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