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花寮杂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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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近代史资料.总110号》

出版日期：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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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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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花寮杂记》选

编者按：杨寿枬（1868—1948），字味云，晚号苓泉居士，江苏无锡人。1891年中举人。光绪中叶入宦京朝，先后任内阁中书、商部主事、度支部参议、清理财政处总办等职。1905年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入民国，历任北洋政府盐政处总办、财政部次长等职。1935年后寓居天津，不问外事。《觉花寮杂记》凡四卷，系作者就光绪中叶以来至民国初闻见所及，随笔记载。今选录其中有关“朝政国故”方面的记载，供研究参考。

《觉花寮杂记》卷一

余自庚寅（1890）年入都，浮沉人海三十余年，世运人才江河日下。光绪中叶，京朝官风气渊雅，犹有承平余习，所居皆在宣武城南，衡宇相望，曹务多暇，互相过从，流连觞咏，斟㪺图史。或僧寺看花，或旗亭赌酒，薄笨可以代步，鱼菽可以留宾，俸入无多，专恃印结费（外官赴部铨选，皆须京官出结）月得数十金，即充然有余。士以科目而进，官以资格而升，故人人无侥倖之心，爱名节而羞势利。

辛丑以后，举行新政，外务、民政、农工商、邮传各部次第增设，升转既速，禄糈亦优。于是贵介之子凭藉门荫，新学之士游扬声誉，一经调部，无异登仙。钻营之窦既开，结纳之风日成，苞苴狼籍，裘马轻肥，流品杂而吏道污，京曹风气乃一变矣。有人改成语曰：“励精图乱，发愤为雌；下诏罪人，破格用我。”虽戏语，亦切中当日之病。

余素性不喜征逐，不善逢迎，惟橐笔握算，终日坐曹，治文书，草章奏，由内阁中书考取商部主事，五年而至参议。然寮寀之腾达者，或一岁而迁数官，或一身而兼数职，以余视之，犹望尘不及矣。

同光以来，士习文风日趋庸腐。翁文恭公^[1]、潘文勤^[2]公始提倡古学，收召名流。朝士大夫咸讲求经术、词章、金石、书画，互矜博雅。场屋之文亦章琢句，以瑰丽奥衍相尚，而蛇神牛鬼，遂杂出其间。少年之士剽窃子史中奇字僻句，自诩为古锦囊中物。至闱中，则补缀成文，辄弋科第以去。闻某科中卷有所谓“蛙鸣一堂，螉飞八方（龚定庵集中句）。义有所谓“君子裸孰眎若无蠹者”，可谓怪谲之尤矣。

文风既变，世运随之，今日人心之险波，士习之披猖，皆当日所下种子，亦翁、潘两公所不及料也。试观乾、嘉极盛之时，经术修明，通儒辈出，其文章皆昌明博大，粹然一轨于正。苟令讲求科学，亦必能脚踏实地，融贯中西，非若今世之新学家，窃罗梭、孟德斯鸠之绪余，遂嚣嚣然不可一世也。

光绪初年，士大夫鄙薄洋务，在总理衙门行走者，谓之洋章京；目李文忠^[3]为汉奸，谤书盈箧。建筑铁路之议，辨难蜂起。海军经费，大半用之颐和园工程。日本则兴学、练兵、造船、购械，阴谋伺衅，而朝野懵然不知也。

甲午之役，朝士攘臂主战，然承平已久，淮军将士多暮气，叶志超、丁汝昌等奴隶下材滥膺专阃。李文忠身为统帅，固难辞责，而必诬以逆谋，指为通敌，如御史安维峻之弹章，则不免过当矣。余谒翁文恭帅论及时事，余曰：“将帅骄汰，器械窳敝，恐不任战。”师蹙额不语。及旅顺失守，京师震惊，朝士纷纷迁徙，向之主战最烈者，皆销声匿迹，骑款段出都门矣。名士如画饼，信然。

光绪三十四[一]年乙巳（1905年）六月十四日，奉旨派镇国公载泽、尚书戴鸿慈、待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左丞绍英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议分两路：泽公、徐侍郎、绍在丞往日、英、法、比，戴尚书、端中丞往美、德、俄、意、奥。八月十九日启节，登车，炸弹猝发，泽公额角受伤，绍在丞伤较重。车内轰毙一人，有识之者，其名曰美樾，革命党人也。

于是五大臣请展行期。徐侍郎旋擢巡警部尚书，绍左丞伤未愈，乃政命尚方伯其亨、李公使盛铎为泽公之佐。泽公先欲调余为参赞，以病辞。至是，绍左丞召余至医院，以泽公奉使重洋，须得能员襄赞，再三劝驾，不能再辞，乃派充二等参赞，总办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