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分析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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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生命科技发展与人格权法制度创新》

出版日期：2022-02

字数： 1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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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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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安乐死合法化分析与制度安排

一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分析

医学的使命就是不惜一切延长生命吗？法律的命令就是无论何种情形都不准支配生命吗？十多年前，我国卫生部官员曾撰文表示我国暂不适宜开放安乐死（Euthanasia），其理由是我国的国情、法律、文化都使得安乐死尚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从社会宏观方面看，民众观念不接受安乐死，需要转变；囿于医疗科研水平等，缺乏安乐死基本问题的一致判断标准；法律层面也缺乏对生命权的规定。从微观层面而言，安乐死行为涉及患者、家属、医务人员及医疗机构四方利益，实施存在隐患，实施安乐死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1]十多年过去了，安乐死在我国依然是问题而非制度。但是如果我们回避问题，它就永无解决之日。安乐死合法化有其文化的、法理的、经济的支撑依据。

（一）中外安乐死的思想是安乐死合法化之文化依据

生命伦理学通常以不伤害、有利、尊重和公正作为其基本原则，以此分析安乐死，会发现其合法化虽然提前结束一个生命，却避免了患者的身体与心理伤害、减缓了经济损失和照料负担，对患病末期的亲人是安慰与解脱，具有道德合理性。^[2]中外的历史及现实中也都有接纳安乐死的文化成分，民众并非完全排斥安乐死。

古代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过多”。他强调当死亡不可避免时，医生要做的是陪伴病人，让其安静地结束生命；不要做无谓的治疗，徒增患者的痛苦。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社会普遍允许病人及残疾人“自由辞世”。西方哲学家对死亡也有深刻的见解。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死亡，是每一个人的共同命运……使我们成为人类，而有别于禽兽”。培根则很开明地宣称，安乐死也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正如长寿是生物医学最崇高的目的。^[3]所以一些西方国家率先认可安乐死制度，是有其文化渊源的。

中国并非没有安乐死的文化土壤。相反，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对个体的死亡选择之规制就较宽松，安乐死的思想和实践都有其土壤。如佛教、道教都有前世今生来世的观念、有“死而不亡”的观念、认为死亡不是终局意义的。因此佛教要求在教徒即将死亡之际，家人亲友不得哭泣挽留，以免干扰其灵魂安宁，而应齐诵佛经佛号，助其前往西天极乐世界。道教“苦生乐死”，庄子的妻子去世，他鼓盆而歌，认为妻子劳作一生，终得长眠，与天地共存，值得庆贺。儒教虽然说非常重视生命价值，好生恶死，但也不将生命价值绝对化，强调还有“义”，高于生命，鼓励“舍生取义”。《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4]这表明进行安乐死立法有很坚实的群众基础。今天的许多地方，民众和医师对于不可挽回的死亡采取放任的态度也就不稀奇。司法实践中也表现出了对安乐死的同情与宽容。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件诉讼中，被害人患先天性智障疾病，日常生活无法自理，依靠被告人黄某某照料。在被告人本人年迈多病（已经超过75周岁）的情况下，其不愿看到自己身故后被害人受病痛的折磨，而实施让被害人先自己离开人世的杀人行为。法院认为其行为虽触犯法律构成犯罪，但，其悲可悯，其情可宥。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5]虽然笔者并不认为被害人的死属于安乐死，也不认为其符合积极安乐死实施条件，但这反映出民众对安乐死的需求与实践，是法律缺失环境下的一幕悲剧。司法的智慧则缓和了悲剧的色彩，是这起惨剧中的一抹暖色。“不死”有时反而是恶，以希波克拉底的名义，医生们创造出了一种对人类而言最为优雅的折磨：存活——那种依赖现代医学技术苦苦维持的生命，那种似乎永不结束的苟延残喘，是更可怕的死亡。^[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