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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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五周年论文选：1980—2014：卷四》

出版日期：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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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中二元结构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不能走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而必须经历一个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时期。这种三元结构已在中国形成。由二元结构转变为三元结构，并不意味着距离国民经济结构一元化的道路更漫长了，而是加快了结构转换的进程。作者分析了三元结构在我国形成的客观条件、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推动三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条件，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迄今为止，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因此，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必须实行工业化。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推进工业化可以有不同的道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表现出选择的差异。10年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使中国走上了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国民经济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分析与研究其演化的历史进程和趋向、生成的特定条件、发展中的特殊课题以及可能选择的对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新变化

如果将中国的工业化放到40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那么不难发现，它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由于阶段性目标不同，衡量标准不同，也就自然会有道路与方式的不同选择。

中国在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依托、以争取工业最大产出的增长为目标的。在20多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工业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然而，上述过程是与农村相分离的，中国农民实际上没有直接参与。一方面，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职业非常有限，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安置在农村，并且主要是从事种植业；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了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特别是推行十分严格的户口政策，限制人口的自由迁移，使得农村人口不可能大量地流向城市。

不仅如此，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还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可以说，工业的高速增长是用牺牲农业来实现的。在这段时间里，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和税收等形式，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这种以农业支付工业增长的方式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其结果必然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而使农业人口的收入十分低下，再加上政策的限制，在农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发展包括工业在内的非农产业的势头。中国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也相对扩大了。

因此，可以这样说，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虽然推行了近30年，发展速度也不慢，但由于只直接涉及少部分人，并未进入全面推进工业化的时期。或者说，虽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工业部门只是处于建立阶段，尚未进入扩张阶段，还远未实现工业化。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争取工业最大产出的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这种增长的内涵则是相当贫乏的，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也是不成功的。

诚然，应当注意到，在70年代末以前，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开始在农村中兴建农村工业，但其所占国民经济总体活动水平的比重并不明显，发展目标又不明确，且几起几落。因此只能看作是为未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新变化发生于70年代末期。这一新变化的发生条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的推行。联产承包制实行后，保证以农业支付工业增长方式的基本手段之一——统购统销体制被打破了，加之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使农民释放了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迅速上升。农业生产率的较大幅度提高导致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开化的剩余劳动力。在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农民自然开始面向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而在城乡经济和社会体制依然分割的情况下，兴办乡镇企业就成了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农民开始了直接进入工业化的进程。

中国农民通过进入乡镇企业直接参与工业化进程的势头之迅猛是空前的。到1988年，乡镇企业职工已占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近1/4，职工总数达9500多万人。就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利益机制的驱动大规模转向乡镇企业的同时，国家也逐步确立了农村工业化的目标，改变了70年代末期以前单一依托城市推进工业化的方针，并且提供种种优惠政策来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采用了工业利润返还的方式，从而促成了乡镇企业以超常的速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