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
1909年俄国的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率领考察队,在我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掘走了大批文献,多数为西夏文写本和刻本,其学术价值已为学界所熟知。[1]
除西夏文本外,尚有部分汉文文献,其中主要为佛教经典。世俗文献中只有一种手写汉文本《杂字》较为完整,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杂字》为我国古籍之一种,或释字义,或注字音,过去归入经学中的小学类。魏张揖撰《杂字》、周成撰《杂字》,原本久不传于世。今所见张飞周《杂字》为清代学者据散见于其他各书之零散条目汇集而成。清任大椿辑张氏《杂字》仅七条,辑周氏《杂字解诂》14条。马国翰所辑较任氏为多,然而张氏《杂字》也不过21条,周氏《杂字解诂》不过22条而已。[2]当然这离原书全豹相差很远。
西夏时期对《杂字》一类书的编纂十分重视。在今存四十多种西夏文世俗文献中,就有三种《杂字》。西夏《杂字》和张揖、周成《杂字》不同,他不是解释字义和字音,而是把当时社会上常用的词语分类编辑成书。有的以天、地、人分为三品,再于每品中分为若干部,各部中列数量不等的有关词语。如一种前后皆残的西夏文《杂字》,“天”品中有闪、雷、云、雪、雹、霜、露、风、天河等部,“地”品中有地、山、河海、宝、绢、男服、女服、树、菜、草、谷、马、骆驼、牛、羊、飞禽、野兽、爬虫昆虫等部;“人”品中有番族姓、人名、汉族姓、节亲及其余杂义、身体、屋舍、饮食器皿类等部。共含1000多词语。这种《杂字》内容十分丰富,很便于分类识字,也可以作为了解社会生活的启蒙读物。[3]
本文介绍的西夏汉文本《杂字》,在今藏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西夏特藏中,编号为Дх-2825,蝴蝶装,手写本,前似残一页,后部亦残缺,存36面,一般每面七行,满行十字或十二字。此汉文本《杂字》和西夏文《杂字》一样,是以事门分类的词语集,现存二十部,每部前有标题占一行,标明内容类别和序数。第一为汉姓,因残第一页,所以缺失标题。以下依次为番姓名第二、衣物部第三、斛豆斗部第四、果子部第五、农田部第六、诸匠部第七、身体部第八、音乐部第九、药物部第十、器用物部第十一、居舍部第十二、论语部第十三、禽兽部第十四、礼乐部第十五、颜色部第十六、官位部第十七、司分部第十八、地分部第十九、亲戚长幼第二十。
西夏曾翻译过中原地区汉文本《杂字》,据《宋史·夏国传》载:元昊“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4]。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时期创制了西夏文(即蕃文),尊为“国字”,颁行于境内。《孝经》、《尔雅》为学界所熟知的汉文典籍,唯《四言杂字》不知为何人何时所撰,亦不知其内容为何。但由此可知西夏在早期推行西夏文字之始,就从汉文文献中选出《四言杂宇》译成西夏文。西夏为了发展民族文化,推行西夏文字,借鉴中原地区普及文化的某些做法,把内地的《四言杂宇》转译成西夏文,使之流传于西夏地区,这可能影响和促进西夏人后来自己编撰《杂字》一类的书。但《四言杂字》为译本,其内容应是反映中原地区社会情况,而西夏汉文本《杂字》是西夏本土所撰,其内容多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生活。从这一点来说,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怎样得知汉文本《杂字》是西夏人编撰的呢?最明显的是其中有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姓氏(蕃姓)、西夏特有的职官和地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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