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研究中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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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发展与变迁》

出版日期：2018-10

字数： 1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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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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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研究中的改革开放40年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记忆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以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的考察，构成中国社会学本土记忆研究的底色，它基本涵盖了记忆研究的主要特征，如苦难记忆关注和权力取向的记忆研究。其次，人类学视域下的记忆与文明问题，构成中国记忆研究的另一重要取向——文化维度的记忆研究，其主要通过民俗、仪式和民间传说等内容展现地方社会的记忆特征。最后，记忆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主要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细致爬梳呈现记忆话语的建构过程。针对中国社会的记忆研究呈现出记忆研究的两大范式：权力取向的记忆研究和文化取向的记忆研究。相比权力范式，文化范式的研究相对较弱。权力取向和文化取向的分类视角并不是在理论上割裂二者，而是试图提醒文化维度对于深入理解权力和社会机制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记忆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孙立平等人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研究小组的研究为标志性起点。迄今为止，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学界的记忆研究近年来呈现出一股热潮的景象，参与的学科较多，如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档案学等，也有了一大批可观的成果。本文立足于社会学领域的记忆关注，观照到与社会学关注密切相关的其他成果，尤其是历史学以及文化学的一些相关记忆研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总结这20余年中国社会记忆研究的特点以及可以继承的传统。

记忆的社会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哈布瓦赫（2002）提出集体记忆理论以后，愈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西方，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沉寂之后，记忆和记忆研究在80年代重新焕发光彩^[1]，代表性的成果如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研究，阿斯曼夫妇^[2]的文化记忆研究，等等。在中国，社会记忆研究的起步较晚，但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并形成了一些影响至今的传统。钱力成、张翮翾认为，中国的记忆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视角：国家权力视角、社会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相应的，中国记忆研究的特点是国家在场、底层立场和制度变迁。本文试图重新梳理既有的中国文献，通过分析社会学对特定群体的记忆研究实践、人类学视域下的记忆与文明问题、记忆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三个领域，讨论中国记忆研究所具有的鲜明的权力取向和文化取向两大特点。^[3]

一对特定群体的记忆研究

对特定群体的记忆研究，是中国社会学对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所谓特定群体，在这里是指那些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群，如孙立平等人的土改口述史研究，讨论的是在农村经历了土改的农民的口述历史；王汉生等人的知青集体记忆研究，讨论的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的历史回忆。

（一）对土改/集体化时期农民口述史的讨论

孙立平等组织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这一课题旨在“对长期以来相对空白的民间历史资料进行搜集和研究，进而深入理解中国农村那些最普通的人们，在长达50年的时段中，在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日常生活的状况、改变以及他们对于这些经历的感受、记忆、讲述和理解”^[4]。其访谈的重要对象就是经历了土改这一历史事件的男性和女性农民，可简称之为“土改口述史研究”。

有关土改口述史的研究，较早也是最为重要的成果是方慧容的“无事件境”^[5]，她提出的“无事件境”概念影响较大。方慧容将“无事件境”理解为传统农村社区的一种社会心态，即一个事件与其他事件混杂在一起，并且经常互涵和交叠在一起，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区分的模糊区域，如同水中的水滴。这一概念是通过与现代人的“事件感”相对照而提出来的。这一概念典型地表现在曾经的童养媳贾翠萍（访谈时76岁）的讲述中：她受过很多苦（5岁做童养媳，婆婆不许她串门，还经常用针扎她……），但面对访谈员，她又说不出怎么苦，出现了“无事可述，无苦可诉”的状况。“婆婆用针扎”这一事件，呈现为“无事件境”：因为这类事件经常发生，经过时间的沉淀，这种事就像蓄水池里循环流动的陈水，早已既混沌又乏味了；在这种状态下，事与事之间是互涵（interrelated）和交叠（overlapping）的。在这一基础上，方慧容还分析了“无事件境”在其他村民讲述中的表现形式，其核心特征是“事与事的互涵和交迭”，呈现的是一种循环的时间观，也因此，村民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的记忆是模糊的。通过对比描写该村的《硬杆子之乡斗争史》（1975）的线性时间观，这一特征就更为突出了。《硬杆子之乡斗争史》的叙事是线性时间观，它是现代性的产物——调查研究和“诉苦”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权力实践的产物；而很难说“无事件境”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产物，它应该是农村社区经由文化积淀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