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释《中原音韵》[1]
(附释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又略述八思巴音)
《中原音韵》是北曲的基本韵书。周德清是元朝江西高安人,然而书里所传的语音系统确实的代表当时的或是比14世纪稍前的北方官话。这倒不是南方人有意的打官话。他因为唱曲的需要,把当时盛行的北曲的韵脚,用纯粹归纳的工夫,排列成19个韵部。他的方法完全合符陈第以后研究《诗韵》的手续。所以他的老师是关、郑、白、马而不是等韵或是平水韵。从他归纳的结果看来,元朝的曲韵地道的代表当时的官话。当然有些地方性现在无从推测了。例如“歌”字的声音可以假定为kə(kʌ);有的官话方言里也许念成ko。跟《中原音韵》差不多同时的八思巴译音也应当是代表当时的官话的,可是有些音两方面已经不能符合[2]。这样的分别无关乎韵部分类的大纲。我们很容易为他的19韵拟上一套大致不错的音符。
至于声母方面,既然不能从曲韵归纳出一个系统来,他的分类可以怀疑么?也不能。按时代说,他前面有《广韵》跟后期的等韵,后面有蓝茂的《韵略易通》,徐孝的《等韵图经》等书。他夹在中间,不容有一点犹豫。他可是并没有一点错失。有几个小点上显明《中原音韵》的系统不能完全代表现在国语的祖语,下文得详细说明。并且用北方人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来校对,就知道那小分别并不发源于周氏的土话。
这部书是泰定元年(1324年)秋间写成的。前面有虞集的序,里面说起“余还山中,眊且废矣。”那末,书的刊刻至早只能在元统元年(1333年)。后面要讨论周书跟卓书的关系。出版的年份不可不认清楚。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当然不在乎版本的考据,或是批评曲韵。近来很有人讨论《中原音韵》;特别是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国学小丛书》本,商务,1936年),我希望读者先细读一次,然后可以了解下文跟赵书不合的拟音。我只求略略的说明语音的沿革。对于赵书恕不批评了。下文不提到后期的等韵,或是《五音集韵》。实在把周书跟《广韵》直接联络起来,在语音沿革的说明上要方便得多。周氏本身就只提到《广韵》。
第一节 《中原音韵》跟《广韵》大致的分别
元曲把中古的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当时入声字的性质有点难于说明,不如另作一节讨论。先说平上去三声。
一 声调的变化
中古的平声去声字在今日国音没有变调。周书有几个例外;因为版本的错误,不必细说。有的像寒山韵的“瘅”字收入上声,《广韵》作平声,出乎方言。也许《广韵》失收,《集韵》就是兼收在上声的。这在语音上无足轻重。
至于中古的上声,在今日国音已经大变了。赵元任说(《最后五分钟》附录,中华,1929年,页123),清音(p等)跟次浊音(m等)的上声保存为上声,全浊音(b等,赵作b‘等)的上声变为不送气的去声。这全浊音的变化上我不妨举几个例外。“袒痞牝窕殍挺彊禫”等字《广韵》只作全浊上声,然而今国音不变去声,反是变了送气的上声。其中有的出乎《广韵》的脱略。例如“窕”字,《韵会举要》作“土了切”,“挺”字《集韵》作“他鼎切”,本就是送气的上声。“袒痞窕挺彊”在今吴音不作全浊,乃是送气的清音“上声”。韵书脱略之处正多,并非变音的原则上有什么不周全。
中古全浊上声字还有的在今国音既不变为去声,又不变为送气的上声,而变为不送气的上声,例如“窘”字;或是送气的去声,例如“芡”字。一参考今日吴音(“窘”,降调,“茨”升调),就知道变音的原则不错,而韵书忽略了。然而国音反正还有几个例外无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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