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上海纱厂的包身工制度与女工

译者按：本文作者韩起澜（Emily Honig），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毕业。她曾于1980—81年间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留学，其研究专题为中国劳工运动。1983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得博士学位，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市辣斐德学院讲授东亚史课程，同时正在专心撰写一部有关民国时期上海棉纺织厂女工的历史著作，预期不久即可脱稿。

30年代早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始人之一夏衍居住在上海杨浦区。他从那些从事工会工作并在他家换装（即换下长衫、西装，穿上纱厂工人蓝色工装）的知识分子朋友那里，了解到一大批上海纱厂的包身工——年轻姑娘们的情况。跟其他可以自由进出工厂大门的女工不同，这些才10多岁的包身工姑娘，好象是包工头阶下的囚犯。包工头去乡村，简直是从她们的双亲手里买下了这些姑娘。随着在契约上画押或按手印，姑娘便在规定的年限内为包工头做工。她的收入归包工头所有，而包工头则为其提供膳宿。

夏衍对他所听到的有关这种包身制的情况感到惊讶，他“满腔义愤，决心把此种人间地狱公诸于世”。当他着手调查包身工的情况时，不得不脱下长衫，换上普通的工人服装。他在一家纱厂做了几个星期的夜班。在执行调查任务时，他得到一位在日商纱厂做工的女共青团员的合作。她试图通过与她同车间的那些包身工交谈，发现更多有关她们被召募来上海做工的情况。其中有许多人抱着一种猜疑的心理，认为一个如此爱打听她们情况的人必定是一个密探，因此拒不跟她交谈。

要想访问包身工的住处，就会碰到更多的阻挠。那里规定严格，访问者差不多没有谁能够获准越过“日本宪兵、警卫以及包工头所雇用的恶棍”的防线。夏衍有两次成功地潜入禁区，接着就为看守者所发现，对这问题的调查就此结束。1936年，夏衍利用他搜集到的资料，写了一篇题为《包身工》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篇当代有关包身制的最为详细的报道。（夏衍书，1964年。）

30年代早期，另有一些人试图对包身制进行调查，但是他们也觉得难以了解包身制的秘密。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执行干事邓裕志女士，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工人们反映农村姑娘们在包身制束缚下，是如何遭受虐待的，她很想更多了解她们的困难处境。像夏衍一样，她发现有巡捕看守着的包身工宿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最后，她通过一系列私人关系设法访问其中一个包身工宿舍。尽管这样，她还是不得不把头发和服装打扮成老农妇的模样，使人看上去好像是包身工的亲属。（邓裕志文，1934—35年，第1页。）

社会学家陈翰笙在包身制的研究方面也作过一番尝试。1930年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其科研项目之一就是调查上海各日商纱厂的包身制。后来，该所所长蔡孑民以“有人反对该项工作”为由，指示他撤消上项课题，因此他从事调查不久，就停止了这一项目。陈翰笙放弃了该项研究，离开上海，着手研究他那更加闻名的农业经济。（陈翰笙文，1979年。）

从那时起，虽然包身工的苦难处境成为社会改革者要求改革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组织者据此发出团结的呼声，但是没有谁试图发表有关该项包身制的新作品。直到解放后，方始开展一场有关城市工人生产斗争经历的大规模文献资料征集运动，若干论述包身制的书刊也得到再版发行。夏衍描绘包身工的短篇小说作为通俗本发行了，昔日的包身工受到访问，她们的回忆录经过有关方面编辑，也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包身工生活和工作的情景甚至成为一出地方戏的主题，该剧后来还搬上了银幕。

在这些通俗的描绘中，包身制开始呈现出传奇的色彩。包身工的悲惨境遇常被描绘成为解放前上海纱厂女工生活经历的特点。这种包身制已被用来说明外国资本支配棉纺织业以及资本家使用可以想像得到的最残酷的方法剥削工人的诡计所造成的惨无人道的境况。

本文力图再现包身制的原状，然后勾出该制度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的轮廓，特别留意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上海各纱厂采用这种雇用制度。

“攀桑叶”

30年代的上海，一般大众把买卖少女的生意叫做“攀桑叶”。从事该项买卖的人（有时达5,000人之多）是流氓和恶棍组成的底层社会的一部分，这些流氓和恶棍控制着从毒品、鱼鲜、蔬菜、大粪、乃至劳动市场的一切。〔薛根深文，1980年，第172—174页。〕把妇女劳动力出售给纱厂的机会很多，因为棉纺织业不仅是上海最大的工业，而且是几乎雇用全上海女工一半的行业。1929年，当棉纺织业发展到接近登峰造极时，上海61家纱厂共雇用工人110,882名。其中有女工84,270名（占76%）。（上海社会局资料，1929年。）

那些专门到乡村购买农村姑娘并把她们带到上海纱厂做工的地痞流氓属于一个由各帮派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状组织。这个组织通常叫做“青帮”，它把上海大多数社会、经济、法律等机构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尽管差不多所有的报道都提到包工头是上海的地痞流氓，然而对于这些包工头的社会出身以及他们是怎样变成劳工招募者这一点却知之甚少。跟他们招募来的女工一样，大部分劳工招募者在来上海工作前很可能原来就是苏北和绍兴地区的农民。（单希仁书，1968年。）有些人发觉，回乡购买少女到上海出售，要比在这个城市当苦力更为有利可图。

有些包工头是纱厂内最低级的工头（叫做“拿摩温”）的丈夫或妻子（招工代理人中有男有女）。例如，有一个叫“瞎子”的女人是永安纱厂一家分厂的“拿摩温”。她的丈夫是包工头，她自已后来也成了包工头。事实上，当包工头是一个较之当拿摩温更为有利可图的差使。较为发迹的包工头还放高利贷、开茶馆、澡堂和理发店。穿着打扮反映出他们的富裕程度。有个包工头据称是一个“年龄30开外，身穿黑绸丝棉袄和丝棉裤，仪表健康整洁，看来吃得很好的人”。这些就是到农村地区去招工的人。至于各个包身工究竟出身于什么省、什么地区，没有谁作过系统的研究，因为该项制度往往是暗中进行的，甚至连各厂的经理部门也一无所知，所以不大可能有什么可供进行该项研究根据的记录材料。然而，有关包身制招工的地区还是可以谈些情况。例如，有些地区是包工头的足迹所没有到过的。许多属于大批女工出身的地区，都不是包身工的出身地。有资料可查的包身工，没有谁来自无锡、常州或宁波，极少数包身工，来自像海门这样离上海仅一江之隔的地点。（邓裕志文，1934—35年，第3页；夏衍书，1964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