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仅仅40年时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站起来”的中国人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进入了新时代。我们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要不忘改革初心，牢记历史使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一 40年改革开放不能不牢记的大事和不能不牢记的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这40年中，一些体现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初心、关系到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几件大事，也是不能不牢记的。

一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件事的起因，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的拨乱反正。当时，中央下发了几个揭批“四人帮”的文件，开始了拨乱反正。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展开，要不要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以及怎么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重大问题，严重地摆在党中央面前。但是，1977年2月7日，在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阻碍了拨乱反正的推进。这一提法最早是1977年1月按照华国锋的意见在为他准备的一份讲话草稿中提出，后来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又重申的。应该讲，这个方针反映的不是个别人的意见，而是一种思潮。

对这一错误方针，邓小平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的。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5月24日又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2]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当年影响最大的，有聂荣臻的文章《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9月5日）、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9月28日），等等。在这样的氛围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经胡耀邦定稿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这篇文章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即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也陆续转载。由此引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实际上是两条思想路线。一条是集中表现为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一条是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这场大讨论，不仅冲破了以“两个凡是”为特点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束缚，推进了拨乱反正，而且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启动改革开放的轮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直接相联系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全会的历史性贡献，是果断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展开之际，邓小平在1978年9月13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来到东三省视察。在“东北谈话”中，他对全国正在讨论的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表了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3]他强调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与此同时，他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5]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搞得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后来，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工会九大开幕式致辞时宣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为开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1月10日到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13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闭幕会上讲话。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主要阐述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的问题。这个重要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的形式郑重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标志，成为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标志。

三是通过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推动下，拨乱反正全面深化，不可避免地聚焦到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是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二是怎么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两个非常重大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党通过一个决议才能解决。

事实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已经提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时候要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国庆30周年大会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问题作了初步的总结。这次全会后，中央组织了一个历史问题起草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负责。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参加了讨论。大家最关心，同时争论最大，起草工作最难的问题是，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要坚持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