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前言
道衍禅师(一三三五—一四一八)在日本学者所著的《中国佛教史概说》里,被称为“黑衣宰相”[1]:黑衣就是黑色的僧服[2],意即:道衍禅师以僧人而任宰相。大陆学者商传,则以“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为论文题目,认为他是明初风云变幻的政局中,一位带神秘色彩的重要历史人物[3]。顾亭林在《日知录》中,提到“少师(道衍禅师)之才不下于文成(王阳明)”[4]。可见道衍禅师才华很高,与明初政治关系相当密切。事实上,道衍禅师的名气和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是来自他协助燕王棣发动“靖难之变”,逐走惠帝(一三九九—一四〇二在位),以明成祖永乐朝(一四〇三—一四二四)第一功臣而被重用,受赐姚广孝之俗名,官至太子少师,曾对明初政局有关键性影响[5]。
以僧人涉政治有成就而任阁臣的,道衍禅师并非第一人。佐元世祖忽必烈定天下的临济宗禅僧子聪一刘秉忠,即是道衍禅师仰慕和师法的对象[6]。
问题是:助明成祖定大业后的道衍禅师,在此后的生涯中,仍不蓄发,除上朝外,法服依旧,不毁戒行,以僧侣本份终其一生[7]。说明他是:有所为,却无所求[8]的纯正僧人。这样的人,他的思想又是如何呢?
道衍禅师博通三教,在明初并不多见[9]。他能诗、能文,并且有深刻和丰富的佛学思想。他的著作有:《道余录》、《诸上善人咏》、《净土简要录》、《独庵外集》、《逃虚子诗集》等。其中《道余录》是为了反驳宋儒的排佛论,《诸上善人咏》和《净土简要录》则是净土教系的著作,是明初重要的净土典籍。《独庵外集》和《逃虚子诗集》也都是他的僧人生涯的实录。虽然他监修《太祖实录》,纂修《永乐大典》[10],但他关心的还是身为僧人的佛教思想。因此,本文即就道衍禅师的佛教思想,加以讨论。这也是学术界尚少触及的部份。不过,有关道衍禅师的生平探讨,本文是由商传和牧田谛亮的研究成果[11]再出发的,在此对前辈学者表示谢意。
一、生平
(一)出家前的道衍禅师
道衍禅师生于元顺帝至元元年(一三三五),地点在江浙行省平江路(明代改为直隶苏州府),长洲相城。逝世于明成祖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地点在北京庆寿寺。享寿八十四岁,戒腊(受戒为僧后的年数)六十六年。如果加上他十四岁起,即入相城妙智庵为沙弥,到十八岁受戒这四年,那么他的一生有七十年之久是出家人的身份[12]。像这样长期生活于佛寺中的僧人,竟然改变了明帝国的命运,不但是异数,显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然而,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而崛起于明初政局?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有关他的家世,明成祖在亲撰的“御制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中提到:
惟我太子少师姚广孝,苏之长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积善。母费氏。[13]
《明史·姚广孝传》则提到:“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14]但这些资料都太简略。商传曾引了一篇较详的碑文“姚少师祠堂记”:
姚氏之先汴梁人,世贫寒微,无夙望显达者。宋高宗南渡,曾祖某挈妻子亦口共来江南,首至长洲,苏州之属邑也。口口口相城家焉。相城地最佳,水而口口,姚氏多以耕渔为业。祖某业医养亲,僦屋一廛而住,无寸田尺土,生计甚疏,然世事积善,乡之人皆敬焉。是□人死者□地可瘗,火焚□□□诸水,其例皆然,我家无坟墓,盖以此也。祖生一□□□之曰震卿,广孝父也。伯父震之,生一子曰垢;父生二子,长曰慎,字伯远,续祖父事业口口,季曰天禧即广孝也[15]。
可见他是贫穷、无名望的医家子弟,他日后的成功,要凭藉本身的奋斗才行。
医家子弟的姚天禧,未承祖业,却选择出家为僧。他的理由是极有说服力的:
一、为学有成,则仕于王朝,荣显父母;
二、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16]。
对于道衍禅师的一生功业和思想形成的肇因而言,这一选择的理由,提供了可贵的分析线索。
我们必须知道:(一)为什么出家可以“为学有成,则仕于王朝,荣显父母”?其相关的条件有哪些?(二)这样的出家,实际上是怀抱着奋斗的目标,并非逃世出家,则他如何扮演出家的角色?
按道衍禅师出家的计划来看,他是预备在沙弥的阶段,充分利用佛寺的教育环境吸收知识。这一时期,直到正式受戒为比丘为止,将近有四、五年的时间,有足够机会,决定要不要正式出家:即受戒、取得度牒。
《明史》、《明史稿》都载:“年十四为僧,名道衍,字斯道。”[17]这是不明了佛教戒律的误解。《明姚少师祠堂记》的碑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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