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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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唐五代书仪研究》

出版日期：1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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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

敦煌写本S.6537背14分号，书题为《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题“银青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兼太常卿郑余庆撰”。写卷共一七九行，前三十行为序文，以下依次是“年叙凡例第一”、“节候赏物第二”、“公移平阙式第三”、“祠部新式第四”、“诸色笺表第五”、“寮属起居第六”、“典史起居第七”、“吉书凡例第八”，共八部分^①。尤其是前三十行的序文，叙述唐代书仪的内容、作用、沿革等颇为详尽，是现存一百余件写本书仪残卷中的珍本；仅存一百多行的八部分书仪正文中，也蕴含许多史籍中未见的记述；可以说，在众多的书仪写本残卷中，这个写本具有更珍贵的价值。

郑余庆《书仪》，见于正史著录。《新唐书·艺文志》载：“郑氏书仪二卷、郑余庆”；《宋史·艺文志》载：“郑余庆书仪三卷”。北宋司马光著《书仪》中亦引用郑氏《书仪》。南宋时已不见引用记载，似在南宋时已不得见。今日得见郑余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写本，虽不能恢复郑氏《书仪》全貌，但对其概观已能了解。这对于敦煌写本书仪残卷的研究，对于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研究，都会有所裨益。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S.6537背14分号写本进行初步研究，提出一些看法，以求通识指正。

一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的撰写年代

S.6537背14分号写本《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为行文简洁，以下称《郑氏书仪》），题为“银青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兼太常卿郑余庆撰”。《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载：

元和六年冬十月戊辰……以东都留守郑余庆为吏部尚书。

同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载：

元和七年十二月丙戌朔，以吏部尚书郑余庆为太子少傅。

同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载：

[元和七年末]稍忤时权，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元和]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元和]十三年，拜尚书左仆射……宪宗以余庆谙练典章，朝廷礼乐制度有乖故事，专委余庆参酌实行，遂用为详定使。余庆复奏刑部侍郎韩愈，礼部侍郎李程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陈珮，刑部员外郎杨嗣复、礼部员外郎庾敬休并充详定判官。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咸有损益焉。

据两《唐书》本传，郑余庆出自荥阳郑氏，父祖皆为“清官”（按，对“浊官”而言），余庆“少勤学，善属文，大历中举进士”，“砥名砺行，不失儒者之道，清俭率素，始终不渝。四朝居将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与从父絪家昭国坊，絪第在南，余庆第在北，世谓‘南郑相’‘北郑相’云。”郑余庆四朝居将相之任，出自讲究门风礼法的荥阳郑氏，熟悉典章礼法制度，由他领衔修撰《吉凶书仪》是合乎情理，又十分合适的。

郑余庆任吏部尚书的时间，是元和六年十月戊辰至元和七年十二月丙戌朔^②，元和七年十二月由吏部尚书改太子少傅，时阶（或称本品）为银青光禄大夫^③，兼判太常卿事似在由东都入为吏部尚书时。《旧唐书》本传说：“余庆受诏撰惠昭太子哀册，其辞甚工”；同书《宪宗纪》载，惠昭太子薨于元和六年闰十二月辛亥日，郑余庆身为吏部尚书撰惠昭太子哀册，很有可能是由东都洛阳入京都长安为官后即兼判太常寺事了。但是，史书载其在由吏部尚书转为太子少傅后才兼判太常卿事（按：其时为元和七年十二月，与惠昭太子薨时隔一年）；抑或史书所载有误？由郑余庆的结衔看，《郑氏书仪》大约成书于元和六年至七年间，下限可能到元和八年，因元和九年郑余庆已改为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了。

《郑氏书仪》序文称，郑余庆“与太仆寺丞李曹，司勋郎中裴茞，前曲沃尉李颍，中书侍郎同评（平）章事陆（贽、质），侍御史羊环，司门员外郎韩愈等”共同编撰。同撰六人中，陆贽贞元十二年罢相，后流忠州，贞元末未即起复卒；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与中下级官吏混在一起，殊为不伦不类，显系后人抄写时误书^④。与陆贽姓名相近的有曾为左司郎中的陆质。据《唐会要》卷三二载，元和六年元义方、卢坦违令式立戟，“左司郎中陆质，勾检不精，礼部员外郎崔备，工部员外郎元祐等，守官假器，其过尤深，各罚一季俸料。”执议反对元、卢二人立戟的正是吏部尚书郑余庆。据两《唐书》本传，陆质原名淳，避宪宗讳改为质，“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累迁左司郎中”，著《类礼二十卷》，其门人私谥日文通先生。可见，陆质元和六年以左司郎中身份与郑余庆同在朝廷，而且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参与元和书仪编撰的应是左司郎中陆质，而不是宣公陆贽。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廿云：“近世记录多误。无垢心传录以王叔文之党陆质为陆贽”。王氏原注：“质即陆淳，非贽也。”翁元圻注称，无垢先生心传录十二卷，张文忠九成字子韶撰，绍兴元年状元。看来，误质为贽，古人多有，非敦煌写卷而已。太仆寺丞李曹、侍御史羊环无考。李颍见于史书的有赵郡李氏江夏房^⑤，事迹也无考。值得注意的是裴茞和韩愈。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宗师，以文学见称于唐世。《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载：

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

李翱撰《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⑥中云：

权知三年[国子博士]，改真博士，入省为分司都官员外郎，改河南县令。日以职分辨于留守及尹，故军士莫敢犯禁，入为职方员外郎。

韩愈“知名于时”，得力于郑余庆的“延誉”；韩愈为分司都官员外郎、河南县令时，适当郑余庆在河南尹、东都留守任上。元和末，郑余庆任礼仪详定使，受诏厘正典章礼乐制度，已为刑部侍郎的韩愈首先被奏为副使。看来，韩愈和郑余庆可称为互知根底的“老关系”了。

韩愈任职方员外郎的时间可考者为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人，自投县请罪，敕减死，决一百，配流循州；“史官、职方员外郎韩愈”建议复议^⑦。《郑氏书仪》序文称韩愈为司门员外郎，与史籍所载为职方员外郎不同。按唐代曹司迁转例，职方员外郎为兵部子司第二司，司门员外郎为刑部子司第四司，兵部行在刑部前，职方员外郎虽与司门员外郎同品同级，但前者在后者之上。疑写本司门二字误。据史籍载，元和六年九月，韩愈在京城任员外郎，参与朝中活动；同年十月，郑余庆入朝任吏部尚书。韩愈受知于郑余庆，并曾任郑余庆属官，又同事于长安中朝，元和末又搭档撰礼仪典章，写本韩愈为驰名文坛的文公韩愈无疑；参与编撰《郑氏书仪》也应是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