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1793年英国使团的中国之行仅仅作为一次外交失败和一次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念之间的文化冲突，那么它的一个重要方面便被忽视了。这就是它作为一次有重要发现的旅行的意义和它对促进欧洲关于中国的游记文学所作的贡献。有几位科学家也参加了这次出访活动，这一事实表明使团确负有考察中国的任务。在5个月的游历中，使团成员们搜集整理了对中国的各种印象，返欧后公之于众，在欧洲广为流传。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标志着欧洲对中国人观念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非传教性质的旅游者便成为人们了解和判断中国天朝的主要来源。

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是在当时欧洲广泛注意中国的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次活动，安德逊（Aeneas Anderson）于1795年、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于1797年、塞缪尔·赫尔姆斯（Samuel Holmes）于1798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于1804年，各自用英语出版了自己的著述。这些著述以后还以法语、德语、丹麦语、意大利语、俄语、波兰语的译本刊行。斯当东爵士的正式报告有五种不同的德语译本。标准译文出自赫脱南（H.C.Hüttner）之手，他还把巴罗的著作译成德文。这些作品都被德国的学者们利用。比如哲学家黑格尔（George·Wihelm Hegel,1770—1831）和地理学家卡尔·瑞特（Carl Ritter,1779—1859）。不仅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求驱使约翰·伍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在1813年阅读了这些作品，他还希望进入到那个遥远的国度（指中国，译者注），以逃避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不幸现实。对于作家阿德尔伯特·冯·吉米松（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9）和霍夫曼（E.T.A Hoffman,1776—1822）也是如此，他们纵情于阅读关于中国情况的最新作品，深受激励和鼓舞。1824年，卡尔·弗朗兹·冯·德魏尔德（Carl Franz Vandervelde），一位通俗小说作家，曾以小说的形式把马戛尔尼使团的情况介绍给了德国大众，书名是《使团航行去中国》。它以一个大胆的两对人婚姻的爱情故事作结局：虚构的马戛尔尼的女儿与陆军中校本森结合；而海军中尉巴里士与一位中国官员的千金联姻。这表明了作者宽容和开明的人性观。撇开小说的浪漫色彩，赫脱南称赞德魏尔德对使团活动和中国环境的准确描述。除这本书外，专为年轻人阅读的关于使团的另外两书也分别于1805年和184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