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

主要著作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修订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与孙歌合著，大家良友书局有限公司2014年版，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番禺历史文化概论》，合作，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合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张声和家族文书》，华南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梁方仲文集》，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的管理与运作》，合作主编，香港教育出版公司1999年版；

《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合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清代全史》第五卷，参与编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下卷）》，参与编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

《借题发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走进乡村的制度史研究

——刘志伟先生老师访谈^[1]

当年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没有文科这个概念，基本上都只有科学的概念。我们的偶像就是科学家，就是科学的发现、发明、创造。一直以来，我念书的兴趣也是在数理化方面。我最希望做数学家，因为我们小时候华罗庚最出名。其次是物理学家，因为居里夫人。化学家没想过，因为化学家那时候好像还没有特别令人崇拜的偶像。但小学还没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连念书的资格都没有，所有这些梦变得没有了。后来能够上中学，可也没有真正读过书。不过，我对数理化的兴趣依然不减，买书、订杂志都是这方面的，特别是70年代初很多杂志复刊，像《科学画报》《无线电》我都订过。到了中学毕业（其实也没有念），上大学的希望几乎没有，尽管我很想上大学读理科，特别是数学。我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有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上大学，中学毕业后还要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我1972年中学毕业，就在机关里面做了两年，然后再来读的大学。那时候考大学也没有真正的考试，只有一个形式：大家坐在一起，问几个问题，举手回答，所以也没有专业可选。专业和大学都已经分配到各个地方了。当时我在单位上比较积极先进，上大学的资格也就有了。有了资格读什么呢？一看，好的专业没有，当时认为好的专业就是数理化一类的专业。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概念，觉得好的大学比较重要，而中山大学是我看到的所有有可能进的大学里最好的。中山大学在我们县只招两个专业，一个是地质，一个是历史。我那个时候很瘦，觉得读历史比较合适。而且，当时“评法批儒”已经开始，我也读了一些历史书。一读历史书，马上就对一些事情好像也有点兴趣，就这样选择了历史。一进学校，我就想转系，后来也转不成。不过那个时候虽然说喜欢数理化、喜欢科学，但其实是什么都有兴趣。我记得只要书店有一本叫做“有知识性”的书，我们都会买。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读书跟现在不一样，强调工农兵“上、管、改”。所以我们一进来，刚上了一个学期中国古代史，就参与《中国古代史》教材的编写。参加编教材不重要，但是因为编教材，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老师们有很多的接触。那个时候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党的组织是一个支部，每个星期政治学习、民主生活都在一起，我们那个班就跟古代史的老师在一起学习。开门办学更是如此。就是在第一个学期开门办学去广州铁路局的时候，我和后来成为我的导师的汤明檖老师住在一起。我们住上下通铺，我住上面，汤老师住下面。每天吃完晚饭，我和另一个好朋友就会跟汤老师一起，在广州铁路局附近散步聊天，言谈之中受这些老师的影响很大，慢慢地就接受了社会经济史的熏陶。

我们大学三年，1974年入校1977年毕业，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在校的时候，每周固定两个下午的政治学习，然后是劳动，很多的劳动。真正坐在书桌旁的时间，不到一半。还有半年基本上是到农村去。所以那个时候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世界史的课，我们全部是跳跃式地学。我们当然不愿意就这样虚度，几个同学便在一起，组织了一个用今天的话叫读书会的，不过当时差不多有点像秘密团体。我们开始躲在课室，结果被其他同学发现，被拿到民主生活会上批评，后来只能秘密地做。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题目都做、都写，不管是古代史、近代史还是现代史，从猿到人一直写到农业合作化，我还写过曹操，虽然写的东西全都不能发表。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哪来那么好的精力。尽管上课的时间不多，但读书学习的时间还是不少。只要不用政治学习和劳动，我基本上在资料室待着。现在想想，我们其实还是很幸福的，一方面跟教古代史的老师们每个星期都能见好几次面，另一方面管理系资料室的老师都很有学问。资料室的主任是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周连宽先生，管借还书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助手黄萱先生，管学生阅览室的就是谭彼岸，他写过一篇论《资本论》的长文。这些老师你随时可以请教，所以我说我们其实还是很幸福的。他们见到读书的学生有种兴奋感，知道你想读书，很愿意指导，没有任何保留。我进大学的时候，真的完全连文言文都看不懂。你想想，我刚进小学六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怎么会懂文言文呢？都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我才完成这个基本的训练。那一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难忘。可以说，我们有那个经历，就特别珍惜读书的时间，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读书。但是大学毕业，我们还是得离开学校回到地方，我到了法院。记得临毕业时，我去蔡鸿生老师家里，从蔡老师那里知道，有可能要恢复高考和研究生制度。那是1977年夏天，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蔡老师当时给了我四个字，我永生难忘，就是“笨鸟先飞”。接下来就是开始漫长的三年备考，差不多从零开始。因为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们读书期间基本上是跳跃式的教学，什么文章都敢写，什么题目都敢去琢磨，但就是缺乏系统的学习。要再考研究生，就不得不从头再来。最致命的就是英语。我们进大学以后才开始学英文，可学完字母还没学几句话，就被我的同学闹革命给革掉了。所以，我大学期间根本就没有正规地学过英语，再考研究生这个英文怎么考？虽然那时候考试题目很浅，但我们的竞争对手可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大学生啊！第一年开卷可以带字典，我考了六十几分。第二年不开卷，我只考了十几分。幸运地进了复试，却又碰上跟邱捷、周兴樑、周建安一起竞争，四个人复试，最后我没入围。第三年再考。那一段很漫长，但就是这三年，差不多等于重新读了一次大学。为了考试，你必须系统地学习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外语，你必须系统地读好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