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00与1900年间，欧洲经过一次大革命。其结果，相沿传下之封建制度，君主、贵族、特权、驿车、烛光为特征的欧洲文化归于破产。代之而起者，即今日之所谓西洋文化（western civilization）。这个文化的特征，乃是平民主义，选举制度、工厂、机器、铁路、汽车、飞机、电报、电话和电灯。（中略）是以在1750与1850年间，欧洲之进步已可比拟由石器时代而进于铜器时代。或是由铜器时代而进于铁器时代。而在此同一百年内，无论亚洲人或非洲人，仍然沿袭故旧，其所生活所作为于所思想者，实与其祖先数千年前之情形无稍差异。

世界是一个悠久而辽阔的大地，实际上已有无数年代的发展；在其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才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古代希腊，埃及和巴勒斯坦文化极相悬殊，然各能平行发展，毫无抵触。即在十八世纪时，欧洲、亚洲与非洲之文化和野蛮，也是各自循其历史而发展；纵然有时交换理想、宗教或货物，且亦不免有冲突的发生；但就全体说，实在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十九世纪之新欧洲文化，则变更一切了。这个文化是一种好战喜争与支配利用的文化；而其这种威吓形态，是许多原因助成的。因机器之发明，交通运输方法大为进步，缩短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在十九世纪以前，因交通运输之困难，致各大陆与各种文化间完全孤立绝缘；虽然有征服和殖民的事实，但是多属偶然，而且没有多大影响。

这个由产业革命所发生的新西欧文化有一个特质，就是在欧洲以外完全是掠夺的。就经济方面说，必须多数市场与大宗原料。产业愈工业化，则开拓新市场与新原料来源愈为必须。因此发生了对于亚洲、非洲、澳洲与南美洲的经济侵略。这便是在各洲民族感觉新文化压迫力的第一方法。临于亚洲与非洲方面的这种压迫具有其特别形式，使十九世纪之帝国主义迥异于前世纪之政治侵略，或文化竞争。因交通运输上机器之发明，给欧洲人以绝大权力，使能开拓远方土地以达其工商业之目的。至如工业机器之发明与新式工业之兴起，则已完全变动了世界自然力的均衡（blance of physical power in the world）。在十九世纪以前，各大陆文化平行发展，此一文化并无压服彼一文化之优势。亚洲军队为争此优势，常能与欧洲军队接战；非洲人亦能恃其毒箭、湖泽、丛林与蚊虫以求自卫，而与肩荷枪弹腰带水瓶之欧洲人相抵抗，但是这种情形不久就完全改变了。亚洲人之生活及战术与其十二世纪时之祖先无异者，顿觉其已陷于新式枪炮、军舰、飞机、铁路各种利器之重围中；更有为彼所未见且不识者，即所谓近代国家内新式工业之有组织的权力（the organized power of modern industry in a modern state）在。这样一来，无论亚洲人，或非洲人，都没有抵抗欧洲人意志的力量了。

所谓“近代国家内新式工业之有组织的权力”一语，实足显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与欧洲对世界关系上之另一特质。在由产业革命所发生，并由盲目经济势力所引诱，以谋操纵亚非两洲市场与出产之制造家、商业家和资本家的背后，更站立了一个由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所产生之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近代国家。这种国家的政府权力常有意或无意的，直接或间接的，被其资本家利用以侵略其他洲土民族，而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这事实极为显著，其影响至足惊异。曾有一次迅速而极凶恶之世界征服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者。在1815与1914年间，亚洲、非洲与澳洲几全部皆直接或间接屈服于欧洲国家威力之下。

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与产业革命把欧洲的社会结构完全变更了。散居村落的农民因以改变而为工商业的城市居民。这些十九世纪工业化的国家较之十八世纪的农业国家远没有自给自足的可能，所以不能不发展一种组织完密而复杂的国际商业制度。我们可说这个时代是机器，工厂、股份公司、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及财政国际化的时代。这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情形，再看政治方面，这确是由君主政体或贵族政治转向所谓德谟克拉西政治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期间，各工业国家的政治权力转移到新兴中间阶级（new middle class）的手里；尤其是这个阶级里面有势力的分子如财政家，工业制造家与商人操纵了政权；所有政府机关是完全仰承这个阶级的意旨。而这个时期文化的特色便是工商业的权威，公私财富的累积，物质事物的先占，理性和科学的心理态度，物质昌盛的理想与自由平等的思潮。

我们由新文化的几种特色看去，就知道其影响绝对不仅限于欧洲，而必然的趋势是要向外扩展冲压到亚非两洲的民族与文化，随着新运输方法的进步，经济势力更强迫此新文化扩张其经济关系到更为广阔的范围，新兴城市的居民必须由国外输入食物才足以自给，新式制造工业必须有热带出产的原料供给；而机器廉价出产品的发达，更有搜掠世界矿产的必要。这样一来，其结果便有国际贸易的大扩张。同时向欧洲工业制造家原料供给地的各洲，也更加重要成了销纳欧洲工业出产品的市场。而且因为欧洲各国保护关税主义的盛行，不易开拓市场，是以欧洲工业制造家更觉有在亚非两洲多觅新安全市场的必要。

这个经济冲动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欧洲工商业化的新文化和亚非两洲民族的短兵相接。而第一次接触实在是经济的。非洲，印度，锡兰，中国与日本开始认识西方文化，是由于商人及贸易公司的关系，当然在这新文化的后面也就感觉了欧洲国家的威力。因为文化所包含的，一半是实质的事物如火车、飞机、军舰和枪炮，一半是人们内心的信仰和欲望。说到这里，我们似乎相信人们头脑中的理想很能决定他们的历史及其文化的命运。如十九世纪欧洲人的头脑中有些事情思索着，就必然的先之以商人在亚非两洲的试探，继之以欧洲国家的干涉。我们知道“经济竞争”（economic competition）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本理想。税率与保护关税政策是这个竞争里面的武器，厉行保护关税是给工业制造家和商人一个很大打击。所以亚洲与非洲的富源和市场还未及完全开发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国际经济竞争的对象。在这个竞争里面，各国的商人与资本家自然要请求本国政府的援助。欧洲列强利用这个时机，一面可以夺取并统治国外的领地，一方为其商人和工业制造家开拓了良好的市场与原料来源。这样一来，便是剑及履及的旗帜随着商业走，商业跟着旗帜跑了。

影响帝国主义历史的另一种思想，便是可以代表十九世纪文化一种特色的国家主义的爱国心（nationalistic patriotism）。欧洲的国家主义很早就变成了一种宗教，以国家为其尊崇的物象。不久帝国的理想和国家主义者爱国理想发生了密切关系。一个帝国比较一个欧洲国家大，乃是一个更大的国家；而一个更大的国家比较一个小的国家在国家主义者的心目中是一个更大的偶像。所以欧洲商人对于国外市场的竞争就随着爱国者对于国家光荣竞争的心理而更加奋进了；因为在亚洲或非洲获得了一块土地，在一方面是经济的获利，而在他方面又是爱国者的天职。

既是这样，所以附着经济竞争，实用效率，开拓、武力和国家主义各种理想的西方文化，便直接袭击了亚洲与非洲。但是除此以外西方文化还带了一类由法国革命所得来的理想。这便是德谟克拉西，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这些理想对于帝国主义后半历史有极大影响，就是激起了殖民地或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以上我们只是由欧洲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然亚非两洲的形势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当新文化在欧洲开出这样茂盛之花的时候，亚洲人与非洲人仍然是在他们固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情形之下过生活。如果我们稍为考察中国，日本及印度的情形，就知道这些民族依然生活在一种组织牢固的村落社会；这种社会是古代文化的产物，而这种文化的特色是安静的，宗教的，形式的，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东方民族已经发展了他们本身精巧形式的政府制度，社会阶级，国民传说、伦理标准，人生哲学、文学艺术和雕刻。至如非洲方面虽然大都是原始民族，但是他们渐渐有了特殊形式的社会和政府制度。（中略）

我们知道挟着西方新文化而与亚非两洲相接触的原始冲动是经济的。凡是替帝国主义作先驱的欧洲工业制造家和商人，他们来到亚洲与非洲都是有一定经济目的，就是贩卖棉花或棉布而收买锡铁，橡皮，茶叶，或咖啡。但是在西方文化的复杂经济制度之下进行这种业务，必须使亚非两洲的整个经济制度适合或同化于欧洲经济制度而后可。这种同化工作已经由欧洲工业制造家、商人、财政家或欧洲政府在其威力、指挥和利益之下积极推行。在这个过程里面，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完全改变，固有文化的基础多被破坏，而给他们感触最大的，就是坐视异国政府用威力来强制推行一切外来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