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庄子》“适”的审美范畴论
庄子的全部探索都是在追问“人在‘道’中”究竟该如何生存。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过:“真正的哲学家直接产生于个体哲学家在其生存环境即历史环境中所遭遇的问题。”[1]庄子所遭遇的时代是战国时期,战国在我国的历史上是一个自然灾害不断、诸侯争地以战、智愚绞斗的时代,也是摧毁一切传统美好记忆的时代。恰如陈鼓应所说:“生逢乱世,庄子的心情是很痛苦,很矛盾的。如果他不关心社会和人民的命运,就不会‘著书十余万言’来表达他对时代的感受,从而提出其哲学主张。他之所以采取‘无用之用’的态度,实际是为了避免于险恶处境的不得已的出路。庄子反抗权威,对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历史上也有一定的作用。他另辟一个精神境界,以求自我安适,实际上他是寄沉痛于悠闲,内心还是具有很深的时代忧患感的。”[2]陈鼓应对于庄子的判断是公允的,庄子是深切了解历史的苦难和残酷的现实的人,又是对于人的生存苦难给予最彻底同情的人,故而他才会思考如何摆脱苦难,并一直以带有浪漫的诗意的生命姿态,为一切有生命的生灵寻找适宜而且适意的栖居。
有人认为庄子是“把老子的无为学说引向了脱离社会的出世主义,这种出世主义,不是宗教式的出世,不是消解的身体上的避世和出走,而是对于精神上的解脱,形成避世、隐世、玩世的伦理精神。庄子的伦理精神是把老子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在人际关系中的逍遥与超脱。庄子的道德观对中国人的伦理精神发生了更直接、更现实的影晌,即使在现代人的精神结构中,我们仍能发现这位‘南华真人’的影子。”[3]其实不然,庄子绝非出世主义者,正如清代林云铭《庄子因·庄子杂说》描述的:“庄子似个不近情的人,任他贤圣帝王,矢口便骂,眼大如许,又似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未,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4]可以说庄子就徜徉在人间,熟知百工各业,木匠、铁匠、梓匠、陶工、相士、武士、儒生、辩士、渔夫、工倕、农夫、虞人、操舟的、斗鸡的、相马的等都是庄子所熟悉的。他深知百姓疾苦,穿梭于街头巷尾、村野林间,因不齿于为暴君庸王卖命,故而远离庙堂,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自得其乐的“适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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