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中国古代史

一 “十三五”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古代史学科站在时代高度，把握时代主题，不断开拓创新，砥砺前行，实现创新性发展，力争推出具有时代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努力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创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历史智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迅速，门类日益齐全，结构日趋合理，产生了简帛学、古文书学、形象史学等新兴学科，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不少研究领域加速发展，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新潮流。

中国古代史学科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现实需要，自觉调整和优化研究力量布局，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优化研究力量战略布局主要表现在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古代史学科的统筹指导，做大做强优势学科、特色专业，同时通过扶持基础薄弱的学科和研究方向，促进学科生态系统良性发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颁布实施，对中国古代史学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19年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并对古代史研究所及其研究室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承担中国古代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统筹指导全国中国古代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尤其是重视发展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考据学、古籍及特色文献整理与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绝学”、冷门学科和研究方向，对促进中国古代史学科均衡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十三五”以来中国古代史学科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特色化、全球化发展。中国古代史学科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遵循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聚焦时代关切的重大课题，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应对挑战，不断推出标志性学术成果，提高国际学术影响力，将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二 “十三五”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文献整理与研究

传世文献和出土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成就斐然。传世史籍有多种新整理本问世，比如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分别推出《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辽史》《金史》六种，各修订版皆吸收了自原点校本出版以来几十年间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质量有显著提高。《元代古籍集成》推出第二辑，《全宋笔记》共十编全部问世，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陆续推出相关文献整理成果，所出皆为较权威的点校本。随着古籍整理的快速发展，对史书编撰、史料批判和历史书写的研究也同步推进。代表性著作如陈晓莹《晚近的历史记忆：两宋的五代十国史研究》，邱靖嘉《〈金史〉纂修考》等。

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黑水城文书、敦煌文书、明清文书、纸背文献、地方文书等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持续推进。各地所藏甲骨文资料陆续结集出版，如《绘园所藏甲骨》《殷虚书契四编》《安阳博物馆藏甲骨》《复旦大学藏甲骨集》。甲骨缀合与整理研究成果如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四集》；金文资料的整理成果如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其他早期文字资料也得到收集整理，如成颖春《齐陶文集成》，严志斌、洪梅《巴蜀符号集成》。

出土简帛新资料的整理进程显著加快，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的西北汉简得以全部整理出版，如《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玉门关汉简》,90年代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整理出版《悬泉汉简》第一卷，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整理接近尾声，出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第五、六、九卷。最近十余年来发现的简牍新资料也陆续整理出版，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至第九卷，《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卷，《里耶秦简》第二卷，《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五、六卷，《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第一至第四卷。

新出墓志陆续推出多种图录本，系统整理成果渐多，如刘琴丽编《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其他中古文字资料如造像记、镇墓文、墓券、字砖，以及都城和墓葬遗址、砖画壁画等图像、石窟造像等考古资料，日益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出版多种整理成果与研究论著，如《墨香阁藏北朝墓志》《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魏宏利《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整理与研究》，贾小军、武鑫《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整理研究》。

写本文献方面，中国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已经全部完成，重要成果如杜建录《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孙继民《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敦煌文书的整理研究持续推进，如郝春文、游自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四卷，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第一辑，共十位作者的十种著作。明清文书的整理成果主要有《徽州合同文书汇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贵州清水江文书》。近年发现的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所藏古籍纸背残存的宋、元、明等朝代的公文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相关整理工作正在广泛展开。邯郸学院收藏的20多万件太行山地方文书亦在修复整理中，已出版《太行山文书精粹》。

（二）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传统议题，仍然是研究重点并呈现活跃态势。早期中国的形成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考古学和历史学互动以构建或反思上古史成为新的研究趋势。代表性著作如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郭明《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等。

融合多学科成果与理论，从新史料、新视角出发，重新解读政治现象与政治运作，是近年政治史研究的另一大趋势。代表性论文如王子今等学者发表的关于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考察的系列研究论文，李治安《元朝诸帝“飞放”围猎与昔宝赤、贵赤新论》；著作如邓小南主编《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史再探研》，樊树志《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

制度史研究突破传统的静态视野，转向动态观照和政治文化视角，重视制度的运行过程，关注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形成了融合政治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等的“新政治史”研究取向。探索历代国家治理经验是近年的热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推出“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治理”专题，《中国史研究》推出“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清史研究”专题。代表性论文如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等。

政治文化研究是另一个核心议题，代表性著作如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刘后滨《唐代选官政务研究》，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论文如龚延明《唐宋官、职的分与合——关于制度史的动态考察》，高翔《18世纪中国的反正统政治思潮》等。

地方行政运作也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军制研究取得显著进展。

（三）经济史研究

大量新公布的史料，使得以往因材料欠缺认识不清的若干社会经济史问题得以重新阐释。户籍管理、赋役制度、经济结构、土地所有制形态、财政税收、货币等成为研究热点。代表性著作如臧知非《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凌文超《秦汉魏晋丁中制衍生史论》，卢厚杰《唐代财经问题与国家治理研究》，李园《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倪玉平《清代关税：1644—1911年》等。

近年来，经济史领域尤其是明清经济史在研究范式上出现了欲摆脱对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等理论的过分依赖，向多元思维及理论转化的趋势。诸如人口增长与土地等资源的关系，地租、税收与生活水准，经济作物的传播与移民，贸易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变化对经济现象的影响过程、对市场发育的研究、有关区域性地方商业和经营特点的研究等问题，愈益受到学者们关注。跨学科、跨地区的经济史研究成为热点。家庭经济、商业贸易、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农业发展等成为重要议题。代表性著作如邢铁《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研究》，范金民《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新析》，史志宏《清代农业的发展和不发展（1661—1911年）》，谭培根《明清时期南靖东溪窑与对外贸易》，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黄国信《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究》等。

（四）法制史研究

法制史研究延续了以往与新资料紧密结合的路径，从法律文本走向法律实践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势。战国秦汉时期的法制史研究不仅关注出土简牍所见律令的性质、内容、结构、术语等文本分析，而且重视法制理论、法制思想、司法实践等方面的探讨。代表性著作如陈松长《岳麓秦简与秦代法律制度研究》，徐世虹等《秦律研究》，赵久湘《秦汉简牍法律用语研究》等；论文如连劭名《包山楚简法律文书丛考》，南玉泉《秦汉的乞鞫与覆狱》等。

（五）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的传统领域如社会风俗、身份秩序、士人、宗族等持续受到关注。代表性著作如彭卫、杨振红《秦汉风俗》，李伯森主编《中国殡葬史》，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谢思炜等《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论文如贾丽英《秦及汉初二十等爵与“士下”准爵层的剖分》，杜正贞《“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杨海英《山阴世家与明清易代》，赵思渊《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等。

社会控制、礼仪制度、谱牒源流、族群与区域社会等成为近年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论题。代表性著作如李禹阶主编《秦汉社会控制思想史》，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潘晟《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书术的知识社会史探索》，赵世瑜《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胡小安《“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明清以降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研究》等。

生态环境与疾病医疗是近年社会史研究的热点。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伦理观、性别史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思想文化研究

思想文化研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知识观念、宗教信仰、形象史学、物质文化研究涌现一批新成果，学者们注重探究宗教文化与社会发展、政治演变的内在关联性等问题，道教、佛教、仪式、性别、艺术等成为研究热点。主要著作如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姜守诚《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张径真《法律视角下的隋唐佛教管理研究》，孙亦平《唐宋道教的转型》，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唐晓峰《元代基督教研究》。

中国古代的儒学仍然是研究重点。

（七）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

随着战国秦汉时期相关考古发掘和简牍资料的披露，秦人族源、族群迁徙、早期秦文化、西戎文化、华南文化等问题成为关注的重要议题。代表性论文如刘宇《〈清华简·系年〉与“秦人东出”说》，雍际春《关于秦早期文化形成的思考》；著作如刘瑞《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等。

魏晋时代五胡夷族社会形态的转变及其对华夏文化的态度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学者们致力于突破早先单一的“汉化”视角，尝试从魏晋南北朝整体的族群互融与社会发展来审视夷夏之间的互动交流。北族国家政权发育过程中胡汉制度、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及正统论一直以来是本领域的核心议题。代表性著作如楼劲《北魏开国史探》。

利用多语种史料，重视历史文本的分析，是近年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路径。代表性著作如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李鸿宾《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周峰《五代辽宋西夏金边政史》，程妮娜《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徐凯《满洲认同“法典”与部族双重构建——十六世纪以来满洲民族的历史嬗变》，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与汉藏文化交流研究》等。

积极响应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号召，近年来中外关系研究异常活跃。代表性著作如石云涛《汉代外来文明研究》，周繁文《长安城与罗马城：东西方两大文明都城模式的比较研究》，冯立君《唐朝与东亚》，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邱轶皓《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刘迎胜《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夏代云《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

（八）综合研究

除了专门史研究之外，中国古代史在通史研究、专题研究等综合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史研究方面，推出了融汇新体例、新史料、新观点的通史著作，代表性成果如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总主编《中国大通史》。专题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如张希清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

综合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突破断代史的局限，从宏观视角关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变革，如秦汉社会演进、唐宋变革、宋元变革、元明社会变动等，并掀起了关于“大宋史”“大元史”“新清史”的讨论。代表性著作赵昆生、唐春生《秦汉两晋南朝政治与社会》，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王小甫《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开明开放》，沈卫荣《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韦兵《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钟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等。

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重新受到学界关注，提出了“皇权专制社会”“富民社会”“帝制农商社会”等概念，代表性论文如李振宏《从政治体制角度看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属性》等。

“十三五”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界的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除了举办众多国际性学术会议、学者互访、合作研究等学术活动之外，学术著作的译介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学界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拓展，对欧美、日本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关注明显增加，大量海外论著被引进国内翻译出版。另一方面，众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被翻译为外文介绍到国外。双向互动的交流，有力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

三 “十三五”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一）新资料的发现、整理与研究继续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大量考古资料的公布，促进了史前文明与早期国家的研究；甲骨文新资料及缀合成果、青铜器及铭文等，使得殷商西周史研究在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族属、国家结构、社会形态等多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出土简帛新资料有力地推进了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社会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综合利用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探讨相关历史问题，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同时朝鲜、韩国、日本出土简牍也逐渐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资料，大大扩展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大量墓志、石刻、字砖、壁画、石窟造像记、都城遗址、写本文献、民间文书等资料则引发了对魏晋至明清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的新思考。

（二）研究方法有所创新，跨学科研究日益加强

研究方法不断拓展，新技术和新方法被引入历史学研究领域，例如科技考古利用锶同位素研究古代人类食物构成与所属地域，利用大数据进行古文字释读与资料整理，利用卫星、3D技术构建新的历史地理学等，都极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前进。

近年来，一些学科理论探索与思考也不断取得进展。随着简帛日益成为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历史的推动力量，简帛学理论的构建和探索，成为近年的热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连续合作主办了四届简帛学理论与实践专题学术研讨会，并连续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和《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组织刊发“简帛学理论与实践”专题系列论文开展集中讨论，提出建立简帛学科的学术要求和理论构想；“中国古文书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倡导建立的新学科，主张将中国古代先秦至明清的出土或传世古文书（不含典籍）作为研究对象，重视具有不同格式的原始文书，将其作为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加以利用。经过近五年的培育，中国古文书学的理念得到进一步普及，古文书学已经成为国际学界的一大学术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