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是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一百周年，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有必要对百年来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进行回顾，总结经验，明确今后发展的方向。

百年考古的发展可以分为滥觞期（宋代至近代的金石学）、起步期（1921年至1949年）、初步发展期（1950年至1978年）、快速发展期（1979年至2020年）四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可以细分。

一 中国考古学的滥觞——金石学（宋代至近代）

（一）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

金石学是在没有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传世或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为研究对象，尤其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期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所著《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将“金石”一词作为这类著作的名称；清代阮元、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学”的命名。

现存年代最早又较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年）的吕大临撰《考古图》^[1]（十卷）。宋徽宗敕纂《宣和博古图》（三十卷）收录宋代皇室所藏铜器800余件，奠定了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基础。

清代从乾隆时期开始，迎来了金石学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2]（四十卷）、《宁寿鉴古》^[3]（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4]和《西清续鉴乙编》^[5]（各二十卷）四书，摹仿《宣和博古图》^[6]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4000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据容媛编撰的《金石书录目》^[7]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700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而乾隆以后200年间却有906种之多，相差十余倍，可见其发展之盛。

金石学发展到清末民初，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扩大到明器和各种“杂器”，注意力不再限于文字。

（二）对金石学的评价

金石学的贡献：收集、著述、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描绘器物的图像，研判这些器物的名称和用途，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为这些古器物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还有一点应当提及，就是通过金石学的研究，使历代文史家关注古代器物成为传统，也为后来作为中国考古学重要分支的古代青铜器和古代铭刻材料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金石学的不足之处：只注重铭刻资料的收集和记录，忽视对器物形制、纹饰的研究，也缺乏对其年代的研究，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由于其研究对象是传世器物，因此，它不可能自发地发展为考古学。

二 中国考古学起步期（1921—1949年）

1899年，王懿荣在“龙骨”中发现有字甲骨，引起罗振玉、刘铁云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大约在同时，甘肃居延发现汉代简牍。这三项发现，以及“疑古派”对古代文献可信性的质疑使中国史学界开始重视地下埋藏的文物，为中国考古学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1915年，罗振玉踏查殷墟，确定刻辞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一带。后来史语所据此决定在殷墟实施考古发掘。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端

1.中国首次科学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1919年，中国兴起了新文化运动。民主意识和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投身报国事业之中。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当时，受国外的影响，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寻找矿藏的事业。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应当时中国政府之邀，在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陪同下，在华北进行寻找矿藏和古生物化石的工作。1921年，先后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这两处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周口店^[8]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化石发现地，以其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及丰富的文化遗存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华北地区是古人类较早生存活动的区域；仰韶村遗址^[9]是中国第一个进行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由此确认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幕。因此，把1921年仰韶遗址发掘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之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第一次由中国考古学家主持的考古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