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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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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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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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互联网已经成为个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越来越关系到执政党合法性和公众支持。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和工具变量回归尽可能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深入探讨公众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信任来源的两种主流解释——制度和文化,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相比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基于传统OLS回归模型估计的互联网对政府信任的解构作用被低估了近3倍。该研究启示我们在估算互联网的效应时应尽可能地避免内生性问题引发的偏误。

互联网时代,社会化媒体似乎构筑了一个“虚拟政体”,赋予公众线上围观、讨论和参政议政的权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充满吊诡和张力的世界。从公众与政府的关系来说,一方面,互联网打造出一个“网络化公共领域”,多元观点和意见的交融催生“互联网民主政治”的美好图景,形成一种“良性循环”(virtuous circle);[1]另一方面,“后真相”消解了事实的力量,大量由情感裹挟的舆论洪流引导人们走向“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2]

可以说,公众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的因果关系及其机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优化公共管理和决策机制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CGSS 2010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估算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真实效应。

一 政府信任的三大来源

政府信任研究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受越战和“水门事件”的影响,美国民众出现了犬儒主义式的政治冷漠,对民主体制产生不满和疏离。[3]在此背景下,政府信任的起源与机制研究成为西方政治信任研究的一个热点。[4]

(一)政府信任来源的两种主流解释

回溯政府信任的起源研究,学界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路径:制度范式和文化范式。[5]

根据制度理论,政府信任来源于政治体系本身,即政府为人民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人们根据绩效供给能力进行理性的计算和评估,当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越明显,作为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公众回馈政府更多的信任。[6]具体来说,绩效包含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三个维度。就其经济维度而言,学者认为政府信任受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公众对经济评估的影响[7][8][9]。例如对东欧政治转型研究发现,个人对国民经济状况变迁的预期和感知是影响新生政治制度评价的重要因素[10]。政治绩效主要包括公民对在任领导和制度的评价、重大政治事件、不断曝光的政治腐败及丑闻,以及政治透明度等,而社会文化绩效则体现在诸如犯罪率、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等方面[11]。在本土研究中,学者已经证实经济增长、民生福利、惠民政策、公共政策、生活满意度、社会流动等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12][13][14]

与制度理论不同,文化生成论从施信者(公众)的角度出发,强调政府信任的外生性;换言之,政府信任根植于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社会价值观[15],进而形成了政治信任的“激励结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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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凤,蒋俏蕾.智能与科技传播研究前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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