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共同体”为主题，通过问题缘起、理论定位、历史梳理三个纬度考察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首先，基于问题纬度展示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批判、重构及影响，揭示出其关注共同体问题的最初因缘。其次，基于理论纬度系统性地阐释海德格尔共同体思想的基本思路、实践内涵及其本质特征，进而形成对其共同体思想的理性认知。最后，基于历史纬度展现不同时期海德格尔共同体思想的变化历程，为勾勒其共同体思想的大体蓝图提供逻辑线索与历史观照。本书不只是对海德格尔共同体思想做简单的复述，而是试图利用其理论资源，直面个体化时代的意义危机，重建一种符合现代人的共同生活。

本书旨在厘清马克思和卢梭的思想关系，主要考察马克思思想来源中的卢梭因素。卢梭形成了一套以“公意”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康德和黑格尔是卢梭政治哲学遗产的继承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卢梭对马克思的影响贯穿其一生，马克思对卢梭的态度经历了从赞赏到批判再到超越的历程。本书尝试论证的是具有直接相关性的两个结论：1.马克思和卢梭的思想关系，呈现的是从卢梭到马克思不断深化和拓展的理论谱系，卢梭的公意、康德的善良意志、黑格尔的普遍意志、马克思的物质利益具有内在一致性；2.卢梭是与黑格尔同等重要的理论来源者，是马克思转向物质利益和唯物主义的关键人物。

张志伟

距离20世纪人类文明的那场浩劫至今不足百年，阿多诺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言犹在耳，但是重温这句话，我们似乎不再有劫后余生的切肤之痛。最近这几十年或许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虽然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似乎鲜有人会认为我们可能还会重蹈覆辙。真的如此吗？

若干年后，阿多诺把“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修改为：对于幸存者来说，“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能够被允许继续生活”？或者说，奥斯维辛之后，如何能够正确生活？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需要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浩劫面前，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所以它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提问。阿多诺是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来思考如何继续生活的，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无比沉重。不要以为奥斯维辛已成过去，如果不能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奥斯维辛还会重现。因此，为了不让那场浩劫重演，我们有必要把自己看作像阿多诺一样的幸存者，时时刻刻思考这个问题：生活的确还要继续，但是如何继续生活？什么是正确生活？

如何“继续生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想，“活着”与“生活”是不同的，“活着”不过是维持生命的存续，“生活”则必须思考如何“正确生活”的问题。的确，“正确生活”貌似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生命短暂，人类也并非永存，我们这个宇宙总有一天不复存在，虽然它的时间尺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人在迷途，正确生活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然而，使人成为人的，支持着我们不仅写诗而且继续生活的，恰恰是正确生活的理想。正如阿多诺所说：“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善，什么是绝对的规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人、人性和人道主义，但我们却非常清楚，什么是非人性的。我想说，人们今天更应该在对非人性事物的具体谴责中，而不是在人的存在的没有约束的、抽象的定位中寻找道德哲学。”10434281“或许人们唯一可以讲的是，正确的生活在今天就存在于对某种错误生活的诸形式的反抗形态之中”，而“除了这种否定的指南以外，确实不能提出其他东西”。10434282换言之，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生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错误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生活，因而追寻正确生活的道路就是不断地排除错误生活的过程。

就此而论，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走在“通往正确生活的途中”。

“正确生活”这个问题对阿多诺来说是异常迫切的，对我们来说似乎并非如此，我们早已远离灾难。奥斯维辛虽然距今不足百年，但好像对于生活在发达的科技文明时代的我们来说，已经十分遥远，所以现在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看作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人类文明的那场浩劫彻底地改变了人类历史，不恰当地说，没有那场浩劫，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就此而论，难道我们不是“幸存者”？因此，所谓“幸存者”的含义，或者说“历史使命”，就是不让奥斯维辛重演，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以“幸存者”自居，按照阿多诺，那就是时时刻刻思考：什么是正确的生活？

当阿多诺思考“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能够被允许继续生活？”的问题时，其思考的独特之处在于，正确生活并不是总体性的、一般性的和同一性的，而是差异性的、特殊性的和非同一性的，在理想的人性设定中赋予非同一的生命个体以优先性，以之为正确生活的最低限度保障，或可看作阿多诺非同一性道德的核心。10434283因此，阿多诺在探讨道德哲学时，极为关注普遍和特殊之间的非同一性关系。10434284这恐怕是我们这个时代道德哲学面临的难题之一，而且情况愈加复杂。在形而上学衰落，“上帝死了”之后，伦理学失去神圣的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从神圣回归世俗”，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俗”之中往往存在着相对而言的普遍与普遍之间、相对而言的普遍与特殊之间、特殊与特殊之间，甚至特殊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此而论，阿多诺的非同一性道德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阿多诺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所谓普遍的道德法则与特殊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就此而言他想维护特殊性、差异性或非同一性的首要或优先地位，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或许更进了一步：假如没有或者我们难以确立所谓普遍同一的道德法则，我们如何正确地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奥斯维辛之后，生活仍然要继续，我们当然还是要写诗，不过诗的主题应该是如何寻求正确生活的道路，如何让20世纪人类文明的浩劫不再重演。

适逢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创立100周年，阿多诺诞辰120周年，罗松涛教授根据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心得，同时吸收借鉴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与翻译成果，对出版于七年前的学术专著《在通向正确生活的途中：阿多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以作纪念，可喜可贺！

值此修订版出版之际，遵嘱为序。

本书运用认知神经美学理论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上半部分“审美判断力的批判”逐段逐句地做出不同以往的全新解读。“Äesthetica”的本义是“内隐感性”；“ästhetischen判断”的本义是“内隐感性认知”。内隐认知力是人全部认知力的基础，所以康德说ästhetischen判断力是知性和理性的根基并以此成为连接二者的中介。人可在ästhetischen判断即内隐认知中将对象事物之表象同愉快情感相关联，这是现实审美的先期必备条件，是康德所说“鉴赏判断在先，愉快情感在后”的科学根据。

本书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为基础，分析与解读了康德认知与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逻辑推理进路；剖析与阐释了它在对不同逻辑层次的理性机能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在理论、方法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与存在的问题。以前者为轴心，从纵向探析与说明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中所完成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从横向比较研究这场在“睡帽”中完成的德国启蒙运动，在认知与科学、宗教与道德等不同层面、不同向度上，所产生的哲学争论与后续效应。

本书以“承认理论”作为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研究的逻辑主线，不仅探讨了黑格尔国家学说中蕴含的一系列公民教育学基础理论问题，还分析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所遵循的“自由—伦理—教育—自由”的承认逻辑，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内容、方法、原则、路径等相关问题，对于我国当代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普鲁塔克对柏拉图和学园派的推崇已成学界共识，而琼斯的这部著作几乎在百余年前便一劳永逸地终结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在本书中，作者探究了普鲁塔克著作中的柏拉图元素（Platonic elements），并将相关讨论划分为了如下三个章节：作为总论，第一章探讨了普鲁塔克的总体思想。这涉及到普鲁塔克的师承及其思想的发展，以及他与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学园派、亚里士多德、廊下派等之间的关联；而本章的重心则在于探讨普鲁塔克的宗教观、精灵学（demonology）和终末论神话（eschatological myths），及其背后的柏拉图元素。第二章则专注于直接讨论普鲁塔克对某些柏拉图学说的阐释。除了分析普鲁塔克在《柏拉图探究》所关注的十个有关柏拉图著作的问题外，琼斯主要探讨了普鲁塔克的柏拉图注疏作品，尤其是《论〈蒂迈欧篇〉中灵魂的产生》所关注的“世界—灵魂”（world-soul）的构成及其创造问题。本书的第三章以对比（parallels）列表的形式，详尽地列举了普鲁塔克著作与柏拉图著作之间的对比和相似之处。借此作者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在数量上，普鲁塔克对柏拉图著作的参引显然远远超过他对其他任何作者的参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