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传统社会的变革，乡村城市化初现端倪。同时，随着晋商经营活动与商业资本的注入，山西境内许多城镇的专业化特点开始出现。明代的潞安、泽州、高平等成为丝织业城镇。清代的阳城、凤台、荫城、交城等成为冶铁专业城镇。运城在作为盐务专城的同时，与绛州一同成为清代晋南商品集散地。平遥、祁县、太谷则在清中后期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大同、归化城、杀虎口等城镇成为中蒙贸易商品交易中心。黄河沿线的包头、碛口、河曲、蒲州、茅津渡等随着航运业的发展而成为航运城镇。晋商活动促使山西城镇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商业资本的注入推动城镇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直接影响到城镇的兴衰。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涌现出一批以“全球眼光”审视中国茶叶发展史的学者。他们站在中国视角，考察外国茶叶消费偏好、供给地变化与财税政策干预对中国茶叶贸易量与贸易额的影响。本书撷取19世纪的三本外文茶叶贸易史料《中国茶叶生产加工报告》《茶及茶叶贸易简史与中国茶区》《阿萨姆的茶土和茶肥》进行翻译和汇编。并基于三本外文史料，从世界茶叶需求的由来，世界茶叶市场的规模、结构和国家利益、世界茶叶供给区的变动及原因三方面，展现英国人视角下18-19世纪世界茶叶市场，以期为当前茶叶贸易研究提供一些新史料、新视角和新方向。

山西位于中国腹地，近代工业基础薄弱，辛亥革命之后，传统封闭的经济格局被打破，为更好地发展山西近代工业经济，山西省政府着手兴办了多家旨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等的对外贸易机构，斌记商行就是其中一家。本书通过对斌记商行的研究发现民国时期内地企业近代化不同于沿海发达地区的特征，在省营资本向官营资本的转化过程中，表现出不完全的私有化形态，交叉持股的权力构架，在维护地方利益，对企业提供相对应的保护的同时，也破坏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风险。透视出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体制，并不是按照西方轨迹完成的，而是在继承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近代管理体制因素，企业管理的近代化更多体现为西方近代企业管理的各要素对传统企业管理模式的修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内地企业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管理体制上的民主化的变迁过程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缩影。

本书是一部针对晋商重要分支泽潞商帮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本书借鉴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利用田野调查所得大批民间文献——它们以寺庙保存的各类碑刻为代表，对泽潞商人的发展史进行梳理。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探讨了泽潞商帮崛起过程中的若干可能因素，明代及清代泽潞商帮崛起面临的生存环境、煤、铁、丝绸等优势产品生产情况，明清两代的优势行当及变化，不同时期的商业联系区变迁，泽潞商帮的特点及在历史上的地位等话题。

本书以历史上的山西及山西商人在“西北-京津冀”商品通道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商人建立“西北-京津冀”市场体系的过程，具体对以会馆、票号、商业城镇这些“点”，以及商路网络等“线”进行分析，讨论近代“西北-京津冀”商品通道的形成及山西和晋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为当代山西省在连接丝路经济带和环渤海经济带发展过程中，由“商品通道”向“经济走廊”的战略升级提供借鉴。

本书基于数字化背景，聚焦农村资源闲置问题和深层次原因，探索了激活农村闲置资源的产村融合共生机理和路径，提出了驱动路径有效运行的实现机制和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书将产村融合拓展到数字化产村融合，提出了激活农村闲置资源的资源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村景化→村景智慧化的数字化产村融合共生路径，将数字化产村融合拓展到数字化产村融合共生。

公共数字文化是数字时代公共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形成的新型文化范式，是公共文化的重要分支。本书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进程，聚焦城乡融合背景下的公共数字文化协同治理问题，就公共数字文化协同治理相关理论、方法、路径、模式、机制、测度与评价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协同推进城乡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有助于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治理研究水平和拓展主题领域，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本书旨在为马克思经济理论提供一般性介绍而非为某个特定观点进行辩解，力求成为读者了解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基本篇目和马克思经济学完整结构的指南。该书共十章，内容涉及原作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思想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和再生产、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下降、剩余价值分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等重要问题）的理解认识。作者在提出自己认识的同时，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本论》相应章节，便于读者对比学习。本书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哲学和方法论假设，尤其在抽象层面及与前期文本之间的联系层面，指明马克思思考和写作方式的一些重要特征，有助于读者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