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长是日本名望甚高的“国学大师”。他从日本和中国文学中提取并推演出的“物哀”论，在日本文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中日比较文学领域的一个焦点话题。本书从文献考索和思理钩沉，力求给读者呈现本居宣长“物哀”论的总体风貌和基本品格，与中日两国学界的相关研究相比，有颇为宏阔的视野和更为剀切的剖析，诸多新见解突破了关于本居“物哀”论一面倒的好评如潮，使“物哀”论还归本相。

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研究而言，通常视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为一持续不断的接受过程，探求此过程中作家作品于历朝历代的注释、批评、编选等情况及导致作家声名起伏、作品接受变化的诸多因素。这似乎是作家作品接受史的写作路径，但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研究与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还是有区别的。诚然，经典化研究仍要研究读者接受，或者说，作家作品经典化研究仍是其接受史研究的一部分，然而与作家作品接受史研究重视作品的传播史、效果史、影响史相比，经典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本文（包括原文与作家）遭遇经典化的原因（包括内部与外部因素）、途径、具体表现，及确立为经典的依据、时间、意义等。要对此进行探究，我们需提出以下问题：

第一，经典的形成是一无有止息的接受过程吗？

第二，作品进入经典化的起点是什么？

第三，作家作品成为经典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第四，读者接受作品促使其经典化的方式有哪些？

第五，作品的经典化与作家本人的经典化是同一问题吗？

第六，作家作品经典化的研究目的是什么？

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界在研究作家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时，多把经典化当作一种研究方法，视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为一没有止息的过程，忽略了对作品经典化起点的探讨，而对作品经典化原因的分析亦主要着眼于外部力量而淡化了作家作品经典化与本文的联系，并忽略了作家本人的经典化与其作品经典化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还在于对经典化理论缺少进一步的思考。

本书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并以此架构本书对曹植与其作品经典化的研究。笔者认为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由本文走向经典的阶段性过程，其起点不在读者接受，而在本文的经典性，此经典性融涵传统、开创、典范等多层面含义，它是读者接受的前提。作品的经典化，可以说是读者不断发现、揭示本文经典性及逐渐确立本文经典地位的过程。

读者促使本文走向经典的方式是多样的，比如学界普遍认为的注释、批评、编选、传播、政治干预等，但笔者认为，创作型读者对本文的学习化用有时是先于注、评、选等方式（这里不包括处于经典化起点的文本编辑）的更重要的经典化方式。创作型读者对本文的模仿本身即是一种隐含的批评，体现着他们对本文经典性某些层面的发现，而不同创作型读者持续不断地广泛模仿，必然促成本文开创性、典范性的发现，从而奠定作品的经典地位。事实上，以曹植作品的经典化言，在进入《文选》之前，在刘勰、钟嵘评价之前，曹植的不少作品已经因曹魏至宋齐创作型读者的广泛接受而遭遇了经典化。

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实际包含作家其人的经典化与其文的经典化两个层面，这二者往往并不同步，且存在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对于经典大家而言，对其人的经典化与对其文的经典化必然趋向统一。

当作家作品确立其于文学史的经典地位之后，其经典化过程即已结束，而作家一旦进入文学史的行列，此后无论这一文学史的时间线有多长，无论其声名起伏高低，是否进入后世主流文士视野中心，其经典地位基本是稳定的，并不会因为当代接受的边缘化而被踢出经典的行列。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对曹植与其作品的经典化研究止于唐代读者的接受，因为正是在唐代，对曹植其人的接受与对其文的接受完成了统一，曹植经典大家的文学史地位由此确立。

而就曹植这一传统研究课题言，笔者梳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曹植及其作品的内容（包括传记、选文、注释、诗文评、仿作、艺术转换等），及近现代、当代的曹植研究，对比古今曹植研究，笔者有四点困惑：第一，关于曹植的身份，古人基本上没有否定其政治身份、政治能力，但今人多仅视其为一位诗人，认为他政治上幼稚，不具有较高的政治、军事素养；第二，关于曹植的人格精神，古人多肯定其忠君忧国的崇高精神，对其建功立业心志之肯定，往往与对其家国情怀之肯定紧密相连，但今人多以功名思想言其建功立业之追求，言其心志不得实现之郁闷，而较少提及这追求、郁闷背后深沉的家国之忧；第三，关于曹植创作的独特性，古人虽并称“曹、王”“曹、刘”等，但这仅是其中一条接受路线，古人亦强调曹植作品于建安文人作品中的独特个性与创造，但今人多从建安文学的整体背景出发，视曹植为建安文人群体之一份子，更强调他与建安文人的共性，而较忽略其创作的独特性；第四，关于曹植的文学史地位，古人尚从整个文学史的时间长河中评定其成就、地位，甚至视其为与陶渊明、杜甫、李白、苏轼等相提并论的经典大作家，今人则仅视其为建安之杰。

除此之外，关于曹植文学创作的传统，虽然至黄节时已经指出了曹植创作的多个源头，今人亦多有论说，但有关曹植创作与传统的关系依然有许多研究空间。一方面，曹作是其前创作的集大成者，曹植所有的学养几乎都成为他创作的源头，除了学界常言的《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等，赋、志怪、神话、《庄子》、史传散文等也是他创作的源头，而学界对此则较少关注；另一方面，尽管学界认可曹植创作多源头说，但多泛泛而论，对曹作与传统的具体关系较少探讨，如曹作与《诗经》的联系，自钟嵘首倡以来，至今都少深入论述，而从文学史发展角度审视曹作与传统的关系，探究其文学经典性、开创性者更少。

而关于曹植创作的开创性，学界主要从他对乐府文人化、五言诗体发展的贡献言，但曹植在题材、体裁、主题、章法、句法、意象、词汇等许多方面都有开创性，且不少成为后世读者模仿学习的典型范式，这些学界研究尚不充分。至于曹植创作的开创性，尤其是其创作的典范性，其创作于魏至唐的具体影响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当我们重新审视曹植的政治身份及其身份认同时，对曹作，包括对于围绕曹作的次生层，如阐释层、仿作层等，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认知，或许可因之在更长、更多元的接受链上去思考曹植的文学史影响、文学史地位。

本书希望借助经典化的研究视角，对曹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或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新的或更深入的思考，从而丰富、推动曹植这一文学史经典大家的研究。

本书的创新性，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对“经典”“经典化”理论的反思与新的建构；第二，首部曹植与其作品的经典化研究；第三，重新评定曹植身份，提出曹植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并基于此，探讨曹植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第四，重视“人学”与“文学”的关系，探讨曹植其人其文的经典化历程及其相互关系等。

本书写作幸得山东大学李剑锋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詹福瑞教授，郑州大学刘志伟教授，河南大学王利锁教授、李金松教授点拨、指正，在此深致谢意！

腰鼓的渊源上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自北魏至隋唐时期，受到西域传入双面细腰形鼓影响，逐渐为中国多民族继承发展。可谓源远流长，枝繁叶茂。自唐代传入岭南后，腰鼓扎根于这片古老的文化沃土上成长和发展，延绵至今。岭南腰鼓文化是中华文化沧海之一粟，一部岭南腰鼓史，不过是恢弘的中华文化史的惊鸿一瞥，但见微知著，从中可以看到文化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图景，看到中华文化的浩翰无垠，更可以领略和体悟到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品质和特性。这是造就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和生生不息的品质和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

本书以东汉士人清议活动及由此引发的士人思想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对清议的文化含义和古代清议传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系统梳理了东汉士人清议产生的时代因素和文化背景，并就党人清议和名士清议的表现形态及其政治性与舆论性进行了探讨，补充或纠正了前人相关成果中的不足。在对清议的方式与传播方法作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由清议活动衍生出的士人文化类型，并就清议与散文尤其是述德性碑文创作的关系、清议活动中的谣谚艺术及其政治文化意义、名士品评人物过程中新创的题目文化及其影响三个方面，作出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述及汉世之后清议的走向与清议传统精神的延续情况。

本书从宗教学、历史学和哲学等角度，对施本纳、弗兰克和亲岑道夫等德意志敬虔主义思想家之思想予以全面梳理，多维度地呈现德意志敬虔主义思想发展史，并回应学术界历来关于该思想运动的争论：第一，德意志敬虔主义有何内涵？第二，理解德意志敬虔主义的方法是什么？第三，德意志敬虔主义的思想来源包括哪些？第四，施本纳的“敬虔小组”是导致路德宗教会分裂的元凶吗？第五，弗兰克的敬虔思想与其社会实践之间有何关系？第六，亲岑道夫的Gemeine的内涵是什么？第七，德意志敬虔主义如何促进德国的现代化转型？第八，德意志敬虔主义与德国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之间是何关系？

《远东东方学：历史概述》描述了从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东方研究在远东的发展历史。该书系统梳理了远东东方学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变轨迹，不仅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高等学校、学术团体等纳入研究视野，而且也将域外俄国侨民的学术活动纳入其研究范畴。该书首次构建了远东东方学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提出了远东东方学是俄罗斯东方学不可或缺一部分的论断。

泰州学派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泰州学派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泰州市人民政府联合编辑出版，所选论文深入挖掘泰州学派思想内涵，分析其源流与特性，集中反映了当前国内外泰州学派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本刊的出版，旨在提升泰州学派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更好推动泰州学派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