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分数”评价是束缚、禁锢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顽瘴痼疾，究竟如何破题，需要教育界同仁的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智慧，需要我们的“智力突破”与制度创新。而当前所实施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恰是我们遭遇困境而披荆斩棘、袪除病灶的重大理论构想与突破。然而，理论上的勾勒与创生并不意味着实践操作环节上的成熟和自觉。相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真正落地，需要学校的规范化、常态化、校本化实施，需要教师的“文化认同”、深度参与和评价素养支撑，需要学生的“主体自觉”和自我反思力量增强，需要评价方法的突破以充分彰显评价的教育价值。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是“二元规范调整+多元救济路径”的多元协同救济体系。政策和法律协调不足、多种救济路径衔接机制不完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角色错位导致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实践中存在行政执法隐退、一案多诉、多种救济路径交织失序等问题。因此需要确立行政执法主导、司法救济谦抑、赔偿磋商救济补强和环保督察监督补充的生态环境损害救体系，完善多种救济路径的衔接机制，以保证多元救济路径的高效协作。

本书把商人与近代甘宁青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求尽量客观、真实地展现甘宁青社会在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冲击背景下的种种变迁景象，强调商人在近代甘宁青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时，探讨社会变迁对商人自身所带来的影响。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清前中期甘宁青地区的商业发展、商人与近代甘宁青地区主要国内商贸活动、近代甘宁青皮毛出口贸易中的商人群体、商人与社会变迁。在社会变迁视野下，本书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多学科研究的综合方法，考察甘宁青地理空间中商人活动市场具有的诸多独具特色的区域面相，注重对观念形态、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宗教信仰在交易过程中所起作用及其影响的分析。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大夫阶层构成了汉政权的中坚社会势力。

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贵州，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农业也不例外。本书主要考察该时期“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如何接受、改良、推广“平原型”农业技术，并以此开发贵州农业的过程，重点研究了贵州省农业开发体系的建立、农业普查的开展、育种和病虫害防治试验、农业技术下乡、兴修农田水利、开展农村合作金融等。研究认为，这一时期贵州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发展质量得到较大提高，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高歌猛进的发展，是脆弱的增长。

康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思路。本书从转向、问题，个案、实践四个方面凸显这一主旨。对于其价值姿态选择，已从近现代的仰视—抬高，折向当代的平视—对话；对于其阅读空间，则由近现代的文化—救世，向当代的时事—译述和理论—学理拓进。问题的存在是理论发展的机缘，本书反思了二元论、第三契机、与马克思的关系、告别康德等复杂议题，并试图以康德的学理来剖析马克思的不平衡关系问题。劳承万构建的审美中介论、美（乐）学形态论和诗学形态论，即三论美学体系，融入了康德的思想观念。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学实践与康德美学具有亲缘性，《白鹿原》和《人间消息》就是其侧影。本书表明，掠过康德我们将有坏的美学，超越康德才会有新的美学。

本书以1840—1911年间香港轮船航运业为研究对象，纵向聚焦近代香港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历史背景、航政机构设置与管理、风险管控、发展历程、与区域贸易圈关系、新兴产业的兴起等专题内容，横向探讨近代香港各阶段轮船航运业造船厂、轮船公司、吞吐量、航线繁荣等内容，进而概括出近代香港轮船航运发展中轮船与帆船的比重问题、轮船航运发展中的“双轨”模式、轮船航运业与区域贸易的关联性、轮船航运业发展与香港转口港地位确立之间的关系等基本特点。

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进行规范的教育学研究，是教育学科长期追求的旨趣之一。本书以实证范式及其方法技术为议题，首先，在漫谈中展开讨论；其次，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规范进行介绍；再次，对质化研究方法进行一定的讨论；复次，进入本书的重点内容——详细探讨实证研究中如何科学地抽样以及如何获取、测度、分析变量等问题；最后，对实证论文的撰写以及实证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省思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