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推行政府和民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后发国家”，德国民间部门的发展路径与英美存在较大差异，它既能与政府确立相对密切的关系，又能保持自身独立性，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德国政府拥有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常以实现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而著称于世，较为成功地引进并推广PPP发展模式即为其中的标志之一。PPP在德国的推行并非畅通无阻，自始至终伴随着诸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尽管中德两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有本质不同，但在政府与民间合作领域存在颇多相似之处。本书系统性地从历史角度全景式地总结分析德国的理论探索、经验教训，观察其实操步骤和演进路径，对正在寻求中国问题解决方案的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国家公园立法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法治的重要任务之一，作为正在制定中的新兴环境立法，国家公园立法需要在环境法体系中准确定位自身的价值理念、立法模式与逻辑体系，以对环境法体系实现重要补足。基于此，本书围绕制定国家公园专门立法，对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理论基础、地方立法实践、域外比较考察、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具体展开等进行系统研究，旨在为制定我国《国家公园法》所涉的立法理念与目的、功能与价值、模式与体系、基本原则、管理体制以及主要制度等提供学理支持。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浪潮的兴起，近年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获得了强劲且良好的发展动力。不过，中亚研究的学理化程度仍有待提高是学界的一个共识。本书的主要目标在于讨论有助于提高中亚研究学理化水平的若干理论路径和攸关中亚地区稳定的部分核心议题。其中，第一部分考察了三十年来中亚研究的基本状况，并基于此分析了可针对中亚地区开展学理研究的两条路径：比较区域研究的运用和中层概念的创新；第二部分则讨论了三个或许可衍生相关学术命题的涉中亚研究议题：“颜色革命”、地区治理、地区秩序。通过在研究中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内”“外”互动的结合，本书希望能在倡导并促进国内的中亚学理研究上做出初步探索。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践行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而创立的新举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本书以中国与中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三大次区域合作为线索，基于深入、详实的中东欧区域与国别研究，探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模式的特点与前景，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深化合作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以1907年到1927年《申报》所刊登的话剧演出广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早期话剧是如何突破官方与市场双重压力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早期话剧借助公益性的筹款演出突破官方的查禁，并从观众的阅读兴趣出发，利用广告进行多种营销。在突破官方查禁与赢得市场的过程中，早期话剧实现了包括演出主体、演出题材、演出场所与演员在内的现代性转型。

本书旨在对在华俄侨作家创作中的“中国韵味”和“中国色彩”做出整体考察，揭示“在华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这一文学现象所展现的独特的精神内涵，从而进一步认识在华俄侨文学所蕴含的丰富而多彩的时代风貌。全书重点剖析了俄侨作家复杂的文化心态，从中国自然与民俗、中国城市、中国人三个层面分析了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的具体表现，探讨了俄侨作家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最终认识到：在华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是我们理解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窗口，是我们观察欧美俄侨文学的一个重要比照对象。

本书立足于问题意识，以西方艺术史上的代表性艺术家和经典艺术现象为线索进行章节建构。本书每一章聚焦一个艺术家或一种艺术现象，试图基于古典到当下的西方艺术史实践来探讨图像的叙事建构及其话语隐喻。本书关注三个关键词：图像表征、叙事建构、话语隐喻。“图像表征”是现象层面的考察，也是本书的个案支撑。“叙事建构”是现象的深层学理剖析。“话语隐喻”研究图像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话语。本书引入艺术哲学、艺术社会学和艺术跨媒介性视角，从社会理论、美学、文化、哲学和艺术等学科相融合的角度对研究对象展开探讨，进而从个案与学理相结合的层面为当下的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提供理论支撑，也为解读当下的艺术理论提供实践支撑。

基督教总是宣称自己是历史的宗教，并意图在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神学和教义体系。这种宣称，一方面使基督教与纯粹神话故事相区别，但另一方面却又让它不得不承担起证实自身历史基础的责任。本书从启蒙运动之后基督教信仰与历史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出发，聚焦于德国现代著名神哲学思想家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1928-2014），着重阐述了其思想中上帝的启示与历史、耶稣基督的救赎与历史、人的本性与历史以及终末复和与历史等几方面的关键问题。遵照美国著名新约学者詹姆斯·罗宾逊和过程神学家约翰·科布的论断，本书认为，潘能伯格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卡尔·巴特上帝之道神学，又有别于鲁道夫·布尔特曼存在主义神学的“第三种神学方案”。这种方案不仅很好地回应了近代历史思维和方法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更促进了基督教思想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