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承担和组织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资深专家，通过回忆，描绘出的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发展历程的真实画卷。书中以大量历史事实，既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际问题研究发展中的成就和辉煌，也描绘了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要弄清学科发展历程，自然要依靠那些老专家和那些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当事人，特别是那些学术大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贡献卓著、国际问题研究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已然仙逝。他们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他们的那些真知灼见，对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无疑都有着重要意义。可这些故事都没能留下来，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现在还在世的老专家，一般也都年过古稀，有的已成耄耋老人。时不我待，把他们宝贵的经历和故事、宝贵的思想挖掘出来，这委实带有抢救的性质。这一点，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尽管遭到“十年浩劫”的破坏，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发展的需要，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至今，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展到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社会、文化、民族、宗教、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等所有领域。一个以世界经济学、世界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文化思潮和文化战略研究、地区关系和地区合作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等为主的国际问题研究体系已经形成。我们在回忆这种发展，回忆在这种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时，不能忘记那些开拓者和奠基者，不能忘记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尤其是他们的那种爱国治学的精神。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是国际问题研究前辈们留给我们的法宝。如何在利用人类已有成果基础上，结合当今的实践，在各学科都构建中国自己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关键就在于勇于开拓、善于创新。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还在深入发展，并波及、影响几乎世界所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为改变劳资之间的贫富差距，为提高劳动报酬而进行的罢工游行，也一浪高过一浪；为了共同应对这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为国际问题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课题，都呼唤着国际问题研究在反思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编辑出版这本书，旨在通过回忆历史，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出创新研究的目标和途径，以不断推进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使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由于为本书撰文的基本上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专家，所以只能采取立足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中国的原则。书中所反映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发展的历程。尤其在学科建设和取得的成就方面，对全国来说，可能是挂一漏万。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殊地位，从这个局部的发展里程，也能大致看出全国的概貌来。此书的撰写和编辑工作，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编辑委员会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是回忆历史，又是老专家回忆过去数十年的历史，加上编者知识和水平所限，记忆上的差错、编辑上的差错，都在所难免，我们竭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本卷编委会

简介： 本文集收入了作者自1982年以来撰写和发表的论文186篇（含第一作者），三卷本，共150余万字。文集按研究领域分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变革研究、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国政治研究、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五个部分，另有其他文稿25篇。各部分所论及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系，编排顺序基本上反映了作者多年来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重点拓展、转换和调整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作者在学术上的成长和进步。其中，一些成果或因在本学科高水平刊物发表，或因入选国际国内高水平学术研讨会并作发言，或因发表后被权威刊物全文转载、引用，或因获得高级别奖励，而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并对本学科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第一卷，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变革研究、国共两党关系与中国政治研究两个方面的成果，共计60篇；第二卷，包含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的成果，共计57篇。第三卷，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其他方面的成果，共计69篇。文集是作者本人从已发表的300余篇论文中选出的，多位博士生参与了文集的收集、编选、校对等工作，作者对全部入选文稿进行了认真审阅。

简介： 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问题，是同党的建设密切相关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再次合作，壮大了抗日的营垒，减小了敌人对我党我军的压力，使党的组织有条件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成为全国性的大党。但是，由于统一战线中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时时刻刻在破坏我们的党，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千方百计地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在军事上不断地挑起摩擦事件，而且对共产党的干部施行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妄图从思想上“溶解”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18年来在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党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提出了党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必须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今天，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改变过去那种对内把经济统得过死，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局面，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而在实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同国际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制度、思想和生活方式等的影响也必然随之而来。还应看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乱10年，严重地败坏了党

简介：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两种基本形态和实现方式，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创造的共同财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人实现自身的解放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不但需要有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有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正如邓小平所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类文明发展的特点，不仅表现为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同生共进性，或者说二者在目的上的统一性，而且表现为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的不平衡和不同步性。不同国家和民族，以至同一国家不同的地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差异。正是基于这一特点，邓小平和党中央才在新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简介： ——我的治学之路1536820（代序言）我从事革命活动已60多年，从事学术活动也已60多年。其间，经历过坎坷道路和峥嵘岁月，既有艰辛，也有欢乐。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事业的忠诚，对于学习的坚持，对于生活的热爱，都始终不变。我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在宏观经济方面，侧重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在微观经济方面，侧重于企业管理和企业领导制度的研究，经济学是个领域广阔的学科，我所涉足的范围是有限的。尤其是当前正进入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许多新知识对于我尚属空白。因此，认为自己算不上是经济学家，更谈不上什么“著名”，给一个经济学者的称呼我已觉荣幸。今天，当回顾走过的道路时，我感慨良多。如果能够说自己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我认为那成就是基于党和人民的培养，并且与此生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勤学苦学密不可分。我的学习方法是，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论著，在实际中进行调查研究，用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得出自己的认识。然后再用这些认识来指导实践，验证它们是否正确，正确则坚持，错误则改正。我认为，读书固然是重要的，但调查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重要的。做学问，干工作，非进行调查研究不可。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在治学之路上，我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学风，一以贯之。早在1941—1942年间，我随同张闻天同志，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主题，在陕北和晋西北地区农村调查了一年半，协助他撰写了《米脂杨家沟调查》一书。此后，我便开始了长时期的调查研究工作。1947年土改时，我任宁城县委书记，对当地农村的土地制度、阶级关系以及土地改革的全过程进行了考察，在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调研文章。1949年东北全境解放后，我曾用半年时间在大连和沈阳两市考察，撰写了关于城市工作和城市如何领导乡村等问题的调查报告及建议。1960年，中国在经历了“大跃进”造成的巨大损失后进入经济调整时期，我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做企业调查，历时半年，为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提供了重要资料，并主编了《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和《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两书。1977—1978年，我在大庆考察一年，主编了《大庆企业管理》一书并参与主编了《大庆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我先后到首钢、一汽、二汽等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调查，就企业发展战略和改革提出建议。近20年来，我还多次走出国门从事调研，考察的对象不仅有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我结合中国国情，吸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以之为鉴，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改革及发展任务进行探讨，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制定新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地区发展战略，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粗放经营的经济向集约的经济转变等有关建议。把我60多年的治学体会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脚踏实地求真知。”即注重对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科学、求实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我认为，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也是一条可靠的道路。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至理名言说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没有调查还不只是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真知识，更没有真学问。

简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2年9月间，召开了第八届第十次全体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公报说：“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在农业方面，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同时，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接着，《人民日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的精神，发表了《积极地有步骤地实现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革》的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用20—25年的时间，为基本上实现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基本上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包括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简介： 三十年来，我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我们由于违反经济规律而遭受惩罚，已经多次了。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某些方面，还在重复过去的错误。根据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有两种倾向，是必须反对的。一种是怀疑论。认为要搞现代化，就要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不能采取社会主义的办法，否则，就搞不成现代化。这种思想，过去有，特别是现在更多一些。他们一方面，只看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而没有看到他们为实现现代化两三百年来所走过的曲折的、痛苦的道路，因而盲目崇拜西方和日本。另一方面，他们又只看到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暂时的挫折，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这种倾向，归根到底，还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要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当然要反对这种倾向。另一种是速成论。另外有一些同志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得很简单，总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于是高指标、高积累、瞎指挥就跟着而来。我们这些年几次大的折腾，都是和这种速成论有关的。这些人的愿望是好的，但看法不对，照此去做，一定碰壁。毛泽东同志

简介： 今天我主要同大家讨论关于社会调查问题。这个工作，我做过一点，但是没有把它同纯粹的社会学联系起来，而是当做一般的社会科学看待的，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社会学吧。我参加的社会调查，时间较长的有3次。第一次是1941年冬天，在党中央提出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我和一些同志陪同当时中央的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同志，到晋绥和陕甘宁地区一些地方做了一年半的调查。第二次是在1960年冬天，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决我们当时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要各个部门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条例的时候。我在李富春、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下，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做了半年多的调查。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中的不少内容是通过那次调查研究出来的。第三次调查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从1977年夏季到1978年夏季，在大庆做了一年的调查。蹲在一个地方或单位，进行长时间的比较系统的调查就这三次。至于几天、十几天、几十天的调查是经常进行的。我想首先指出这样一点：我们的党刚刚庆祝了建党的60周年纪念日，60年来，我们的党是一贯重视社会调查研究的。从最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可以看出，我们党的路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