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及个体化是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反思和批判资本现代性的语境下，把个体自由与人类解放结合起来，并在继承近代社会政治哲学重视个体本位的基础上，通过强调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的基础性，把哲学史上对个体及其自由的理解转化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体”之自主活动和自我实现问题。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理论的价值承诺，也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主旨。

本书旨在结合西方哲学史语境，从语言哲学的主谓关系视角考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个体理论，探讨一个具体的、丰满的个体如何才能“出场”的问题，目的在于揭示真实的个体如何出场的逻辑机制。

《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与《剑桥近代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部世界史名著，代表了西方史学研究的趋势和水平，在西方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国际史坛习称为“剑桥三史”。其中，《剑桥近代史》的第2版以《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中文译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学人及广大世界史爱好者的重要读物。

《剑桥古代史》初版于20世纪前期，自70年代开始由英语世界及法国、德国等国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进行长达30年的重写，由原来的12卷扩展至14卷19册。新版《剑桥古代史》将初版中公元3世纪的古代史下限推到公元7世纪左右，大量增加关于古代埃及、西亚文明与早期希腊历史，以及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内容，在古代文明的起源、古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古典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关系、古代世界的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共计7卷8册，与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相比，在编写体例和篇章编排上更为清晰明了，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旧框架，试图呈现“全面的历史”，将经济、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纳入论述范围，提供了对中世纪更为全面、翔实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新编系列摆脱了以往将欧洲视为世界全部的“欧洲中心论”，反对将欧洲各国历史机械拼凑或简单相加，力图从整体上考察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及相互间的影响，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

多卷本《剑桥古代史》（14卷19册）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7卷8册），由于篇幅巨大，内容涉及史前史、古埃及史、古代近东史、古希腊史、古罗马史、基督教文明史、伊斯兰教文明史等丰富的历史与多种文字，其中包括大量古代文字，如埃及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古希腊文、拉丁文等，翻译难度极大，此前一直未能组织翻译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一大憾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古代史和世界中世纪史学科取得长足进步，在高校与科研院所中形成了一批受过良好的专业和外语训练的研究队伍，翻译《剑桥古代史》与《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条件逐渐成熟。由于历史学是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翻译出版两部巨著，不仅会改变中译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一只孤雁”的状态，把体现世界史学高水平的“剑桥三史”全部介绍到国内，而且对推动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特别是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学科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升中国世界史体系及世界通史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迄今为止，《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尚无英文之外的译本，中译本的完成和出版，将是这两套重要历史学著作的第一个译本，对于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以及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都有重要意义。

为了将这两部史著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8年购得了两部著作的中文版权。2010年初启动了由著名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研究员主持的“《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2010年下半年，该工程被批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在首席专家武寅研究员的领导下，翻译工程集中了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一流学者组成翻译队伍；聘请国内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老专家作为顾问；组成了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组织经验的世界史专家、出版社领导及相关人员参加的翻译工程工作委员会（简称总编委会），负责翻译工程的日常工作，确保翻译、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

“翻译工程”不是简单的、一般意义的翻译，而是将这种翻译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难度更大、任务更为艰巨的研究性课题。两套史书共27卷册，涉及语种众多，国内和海外对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的译法多有不一。课题组首先组织翻译了各卷册名词索引，又由专人将其汇编成两大本《世界古代史译名词典》和《世界中世纪史译名词典》，作为翻译工程的指南，将来可作为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和翻译的工具书出版。两部史著不仅涉及的语种多，涉及的学科门类也多，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课题组反复多次请教了不同语种不同专业的专家，解决难点疑点问题。在忠实翻译原著的同时，为便于读者理解，适当增加了译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中国学者的观点。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课题组成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甘于奉献的精神，按时完成了任务。在此谨对课题组全体成员表示感谢，感谢首席专家武寅研究员，她自始至终率领大家攻坚克难，并从头到尾审阅了全部书稿；感谢于沛研究员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并审阅了大部分书稿；感谢郭小凌教授和侯建新教授，在完成本卷册翻译任务的同时，还分别担任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子课题的负责人，做了大量组织和审稿工作；感谢所有译者，他们拿出宝贵时间，完成繁重的翻译工作。特别感谢刘家和、朱寰、王敦书、庞卓恒等国内著名老专家，作为顾问全力支持翻译工程。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国家社科规划办提供的多方支持，有力保证了“翻译工程”顺利进行。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在人力财力上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郭沂纹副总编做了大量具体的组织统筹工作，感谢前社长孟昭宇和原副总编辑曹宏举等关心和支持本课题的所有人，没有他们的支持，本课题也不可能顺利完成。

剑桥翻译工程课题组

2017年12月17日

本书紧紧围绕郑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以一篇主报告加八篇专题报告的形式，从推动郑州都市圈同城化、产业一体化布局发展、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构建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提升枢纽经济优势、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人口变动趋势特征、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等多个领域，全维度、全视角、全方位研究了郑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问题挑战、面临形势以及发展路径和对策建议，可为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其他读者提供参阅和借鉴。

新疆独特的文化地理是新疆当代文学创作的文学风土，本书以文化地理学的视域来观照新疆当代文学创作，着重于新疆当代文学文化空间的研究，力图显现文化地理环境对文学风格、作家心理形成的塑造作用。著作在地理、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综合考量中，以新疆当代作家作品为支撑，分析新疆特殊的自然地理、丰富的人文地理、多元的文化因子等对作家精神气质和创作趋向的影响，揭示了新疆当代文学独有的风貌，阐释了新疆文化地理环境对新疆当代文学影响的深刻性与特殊性。本书立足于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动态，从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凸显新疆文化地理体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动态性，概括出新疆当代文学独具特色的文化特性，延展了新疆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空间。

本书全面回顾了黑格尔对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发展历程，把其归纳为从早期崇仰现代性原则，到中期批判现代性弊病，再到晚期和解现代性矛盾三个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本书从现代性的批判性、现代性的逻辑原则、现代性的弊病及根源、超越现代性的路径等四个方面，归纳分析了黑格尔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发展逻辑。通过辨析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与宗教批判之间的张力关系，本书考察了黑格尔对时代问题的反思与回应，在总结现代性未来出路的基础上，指出黑格尔隐喻了人类信仰的时代特质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本書所收詞語為魏晉南北朝碑刻文獻疑難詞語，它们或為《漢語大詞典》失收詞，或爲《漢語大詞典》收錄但其義項與碑刻之獻詞義不同者，或被收錄但書證晚於本書碑刻文獻引例者，故以疑難詞語來命名。

本書首先排比魏晉南北朝碑刻文獻涉及某疑難詞語的所有用例，然後主要採取歸納法析出該詞語的意義。於語例較少者乃至孤例，則採取隨文釋義法。有的時候再輔之以語音識別的方法，因聲求義，以確定其源流變化。

書中對魏晉南北朝碑刻文獻疑難詞語作了較為全面的訓釋，相較於之前零散的、片段式的詞語考釋，突出了系統性。本書對於中古漢語詞匯研究領域的拓展，對於完整而系統的中古漢語詞匯史的構建，具有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對於《漢語大詞典》所收詞條提供補苴性參考，也為相關學者和愛好者查閱魏晉南北朝碑刻文獻詞語提供某些方便。

马克思的平等思想既内生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又是对其的批判性超越。与西方主流的平等思想不同，马克思不是证成资本主义的平等价值，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及其平等价值的基础之上力图使每个人的需求得到同等的满足、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得到同等的实现。总体而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平等价值的认知和批判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权利平等的重要性到分析平等的双重性、再到依据唯物史观批判性地阐释平等概念、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批判资产阶级的平等悖论和讨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平等的逐渐深化的过程。本书依据马克思讨论平等问题的内在逻辑全面阐述了其平等思想，并揭示了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代视听媒介对现实的表征本身——典型体现为纪实影像——所形成的秩序，深刻影响着人们如何接近与表达现实，形塑着现代社会。

本书以现代视听媒介变迁的规律及其具体历程的视角，重写了一直以来被艺术史话语垄断的经典纪录电影史，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视听媒介自身力量形成的特定媒介表征秩序：从电影技术与工业初期作为“奇观”，到电影与广播事业的组织化成熟发展时作为“节日”，再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视听媒介崛起时作为“反思”，视听媒介表征的扩张在20世纪末电子媒介走向霸权顶峰时已经强大到作为对现实加以“建构”的秩序力量，进而到21世纪以后以数字化、互联网为标志的当代媒介环境，视听媒介表征以作为“日常”的秩序深深根植于人类的表达与认知之中。这个表征秩序也在同时促进与框限纪实影像实践从“个体复制”“组织复制”“机构复制”“社会复制”又回到“个体复制”。

从媒介变迁角度重述纪录电影史，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特定表征秩序与纪实影像实践之间的互动建构关系，继而重新认识纪实影像作为人与媒介共生进化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