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扩张问题在世界史、中国近代史及中西关系史研究中意义重大，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和中国近代史学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分析研究，形成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了对该问题形成更加全面的认知，本书尝试从苏联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入手，分析整理苏联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其国内的历史学家对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扩张问题的专著、论文及其它资料，阐释苏联史学家是如何认识和解释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扩张问题，总结不同时期苏联史学家研究的特点，并与同时期的中国史学家的研究形成对比分析。本书所研究问题的意义在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至今日仍然在现实中时常闪现，是值得当代史学研究者不断发掘和探索的历史问题。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扩张是近代中西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于这一涉及双边和多边关系的问题，了解不同国家学者的观点能够帮助我们对该问题形成更加客观和立体的认识，对于当代中国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简介： 本资料的目的是介绍各国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新倾向、新问题，供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外国文学教学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参考，选材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主。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当代重要文学现象与文学理论问题；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活动与成果；各国当前的文艺方针、政策、法令以及各国领导人与文学界有影响人物关于文学问题的言论；文学领域的重要事件及其它值得注意的问题。资料分辑不定期出版，每辑以某一国家或地区为中心，突出一个或几个问题。资料形式分撰写与翻译两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近十年来，苏联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大批出现，其中引起苏联文艺界注意的、获得列宁文艺奖金、国家文艺奖金的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B·贝柯夫的中篇《索特尼科夫》《、方尖碑》《、活到黎明》《、狼群》《、他的营》、《一去不返》;Б·瓦西里耶夫的中篇《这儿的黎明静悄悄……》;Ю·邦达列夫的长篇《热雪》;B·拉斯普京的中篇《活着，可要记住》;K·西蒙诺夫的长篇《最后一个夏天》;A·恰柯夫斯基的长篇《围困》;И·斯塔德纽克的长篇《战争》等。这里就以上述作品为例，介绍一下近十年来苏联卫国战争题材小说的某些创作倾向。一近十年来的卫国战争题

简介： 本书收入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即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国民革命军中的四名苏联军事、政治顾问的回忆录文章和日记。他们是恩·依·康奇茨、斯·恩·纳乌莫夫、耶·弗·捷斯连科和莫·弗·库马宁。康奇茨系一九一九年即加入苏联红军的老资格的指挥官，在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历任师长、副军长等职。一九二五年六月前来中国，是年九月抵达广州，先后在何应钦部第一师、程潜第三路军、李济深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程潜第六军充任军事顾问和首席顾问，并在国民革命军中苏联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加伦）的总部担任要职。一九二七年初回国。他的《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里》一文，主要是作者在中国写下的日记，反映了作者的直接观感。自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近一百五十天（偶有中断）的随军日记，对于国民革命军的组编、官兵的情况、当时各界人士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态度、国民革命军的战斗生活、行军路线、乃至日常生活，均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作者通过对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邓本殷等战事的描写，对于蒋介石的虚伪、诡诈，对于国民党右派，对于军阀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事业，作了一

简介： 一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并运用它开创社会进步的崭新道路，建设新的生活方面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社会实践。在苏联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这种体制经受了急风暴雨式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考验，也走过社会经济和平发展艰难曲折的道路。几十年中，这种体制确实显示了它政治上的稳定性，在不少时期对照资本主义世界经常为经济危机所困扰的情况，也显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和经济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头仍然呈现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过若干错误和失误，出现过一些悲剧性的事件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战后从70年代起，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逐渐减弱。苏联领导人虽然先后采取了若干完善化措施，也未取得明显效果。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社会上的积垢越来越多，以致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机制”。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竞赛中，苏联丧失了并正在丧失着某些阵地。战后仿效苏联建立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某种规律性。它说明，体制作为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和其他事物一样，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作用和长处不是永恒的。必须随着客观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实行真正的革新，才能使体制保持和增加活力。否则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惩罚。可见，近几年来，体制改革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并不是偶然的。它已经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倾注全力去解决的最中心的问题。我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研究分析70年来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探寻造成“障碍机制”的某些答案。第二，考察苏联各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体制运转的成效，历史作用和发展变化的特点。第三，论述80年代苏联体制改革的新方向，为振兴社会、政治、经济，为焕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采取的手段、方法和步骤。总之，我们力图在研究分析苏联政治、经济体制70年的历程中获得某些启发，作出一些必要的结论。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概念、成份、组织结构等问题，苏联、东欧以及我国学术界进行的讨论和撰写的文章已经不少。虽然其中一些问题尚存在分歧，但是政治、经济体制所包括的内容范围等问题逐渐明确起来。特别是随着各国体制改革的实际发展，体制问题的阐述不再产生障碍。因此，这本书没有在体制概念等问题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但在各章、节的论述中触及到体制问题的广泛领域。这本书在论述政治体制时涉及到政治体制的主要成份有：政治组织结构，政治规范，法律制度，政治关系，政治思想，方针政策等。在政治组织结构中包括若干政治组织设施，即国家政权机关，行政法律机关，经济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等。在论述政治体制的运转机制时，我们着重分析各政治组织的设置，职能权力的划分，它们各自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关系。在有关经济体制的章、节中，我们着重论述从经济的最高领导机关到基层企业和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分析这些组织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宏观上和微观上经济运行的机制。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表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虽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任何经济改革措施都伴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反之，政治上的革新也是一样；但是政治与经济确实是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化也相互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相互之间具有制约的作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明确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者虽不多，但实际上政治体制的局部变革还是常有的。在主要领导人更迭时，常常是在政治上进行了某些革新以后才进行经济改革的。有时政治和经济的完善、革新又是同步进行的。有的经济战略方针或经济政策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因素。例如：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历史上是作为政策上的转变出现的，实际上也是经济机制上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也有很大影响。在分析时，很难将它们分开。因此，这本书在论述各个时期政治和经济体制时，既有分也有合。有的时期体制改革只有局部的性质，不涉及体制全部成份的变化，则按实际情况在论述上有所侧重。这样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体制运行的实际。三研究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划分体制的发展阶段，既不能按照苏共党的历史分期，也不能按照经济史的历史分期。虽然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变化与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但体制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特征。体制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从整体上的变化并不是经常发生的。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因此，它在各个时期都打上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印记。划分体制发展阶段的标志有三。第一，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在整体上有较大的变化；第二，采取了与体制有关的新的方针政策；第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体制有重要的影响。根据上述三点，我们把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划分为创建阶段，形成阶段，探索革新阶段，改革的徘徊和停滞阶段，以及全面改革的新阶段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创建阶段，大体上相当于列宁领导苏维埃国家的时期。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列宁说，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5543625。列宁曾提出工人监督，设想使劳动者直接管理国家。实际上未能真正实现。在政治体制方面，列宁建立了苏维埃议行合一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关，赞扬过党政合一的集中制，后来也批评过权力过分集中，党包揽行政事务过多带来不良后果。主张“最高类型的民主”与集中制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体制上，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进行过直接过渡的尝试。这种尝试带来政治经济危机后，列宁总结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5543626又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543627因此，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尽管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结果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并没有从体制上把它固定下来。列宁创建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在对付国内外复杂的局势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种体制并不符合列宁的理想。他对这种过度集中的体制，在政治上演变成官僚主义机构、经济上急于过渡表现了严重的不安。在他晚年的著作中留下了许多有关体制的卓越思想。这些著作直到现在仍然是苏联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源泉之一。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进入了形成阶段。作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并没有将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别是晚年的思想继承下来，而是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列宁的思想。虽然联共（布）围绕新经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延续到1928年，但是新经济政策的灵魂在列宁去世后基本上逐渐丧失了。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消灭多种经济成份，加速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进程，经济上急于过渡的思想在联共（布）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坚持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领导人，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党内反对派一个个的被击败后，斯大林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政治和经济管理的集中制更加定型化。随着最初三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就和卫国战争的胜利，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被确认下来。维护这种体制的理论更加系统化，并作为一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广为宣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固然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和政治上的专断有关，但也是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超前思想和帝俄封建专制制度传统的影响，以及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这个时期，巨大的经济成就和巨大的政治错误交织在一起，社会潜伏着众多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遭到某些扭曲的阶段。赫鲁晓夫是第一个对30年代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提出批评并进行改革探索的苏联领导人。他严厉批判了个人崇拜、政治专断和破坏法制等种种现象，批判了经济管理上的部门壁垒和违反物质利益原则等弊端，并相应采取了一些完善措施。禁锢的思想领域开始了“解冻”。从这一点说，他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他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因而所采取的措施是局部性质的，无力的。例如，他对工业和建筑业只是从行政领导关系上进行了改组，并没有从体制上改变高度集中的性质，也没有从机制上施行大的手术。加上他更加严重的超越阶段的冒进思想和决策上的唯意志论，导致了改革探索的失败。勃列日涅夫是以赫鲁晓夫政策失败的挽救者面目出现的。因此他上台后的许多措施是更改赫鲁晓夫的作法。有的管理制度是直接恢复以前的办法。经济管理又从地区管理改为部门原则。在他领导的18年中，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说，是一个小小的回潮，甚至在他之前苏联出现的某些积极因素，如政治向民主方向的转化，发挥地方的主动精神，文化、思想上的活跃气氛等等也没有保持下来。经济领域虽然也实行了1965年名为“新体制”的完善物质刺激的制度，但旧体制的大框架基本上没有触动。名为“完善”管理体制，实际上长期踏步不前，经济境况越来越不景气。政治上因循守旧，社会生活严重的消极现象，使国家处于危机前的状态。5543628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出现转机是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安德罗波夫由于执政时间短，在政治、经济改革上没有采取重大的实际措施。但是，他关于变革苏联社会和推进经济改革的思想是明确的。他在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矛盾性质等理论问题上阐发的许多观点是有价值的。苏联政治、经济改革跨入新的阶段，是从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开始的。这次全会制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经过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到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通过经济管理改革的总体方案，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构想。这是苏联体制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现阶段的改革是在深刻认识并揭露传统体制的弊病基础上进行的，明确了改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第二，打破了30年代以来形成的理论体系的禁锢，为彻底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而且反对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势头，新思想的涌现方兴未艾；第三，改革越出了经济体制范围，是一次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第四，改革的步伐较大，冲破了旧体制的框架，力图以新的机制代替旧的“障碍机制”；第五，改革继承并发扬了列宁许多重要的理论思想，并从列宁的改革思想中，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及列宁晚年的著作中吸取改革的历史经验。我们指出了苏联现阶段体制改革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应看到苏联改革的思想、理论和方案措施，还有许多朦胧之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历史发展中得出的某些结论还紧紧地束缚着人们思维的更新。事实上苏联有关体制建设上的许多问题、事件、人物和党内斗争具有极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有的真理和谬误完全被颠倒了。要反复再认识，重新作出评价。从这种意义上讲，苏联几十年体制发展的历程中埋藏着许多对当前改革事业有价值的东西，需要人们不断地去研究、发掘。这本书的完稿，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头，一块铺路之石。

简介： 人们的国际交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的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社会各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这种关系逐步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质，变成社会政治生活相对独立的领域。所谓国际关系，是指国家和国家集团、活动于世界舞台的社会阶级、社会势力以及经济和政治势力、社会和政治运动及组织之间的经济、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军事以及其他联系和相互关系的体系。尽管国际关系涉及到从经济到教育、科学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国际关系的形式繁多，但是，它首先还是政治关系，是国家对外政治职能的实现，是从国际政治上对世界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过程的衡量。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国际关系看作是不是从经济基础直接产生，但是却有赖于经济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指出，就其实质来说，这种关系是“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5540029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国际关系史则是研究这些规律在国际关系的历史动态中的发展，以及这些规律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彼此相互丰富，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国家、阶级、社会运动和组织间的政治和外交，以及军事、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相互联系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史作为一门学科，其方法论基础是表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国际关系史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历史主义原则，它直接来源于研究工作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研究决定国际关系体系发展过程和因素的辩证的方法；——党性，即研究国际关系的阶级立场；——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即考虑到国家、阶级和人民间关系的总和，考虑到国际舞台上它们之间矛盾的整个体系；——客观性，即确定决定国际关系的内容和发展性质的因素和过程的可靠性。运用这些研究原则，能够科学地描绘出国际关系发展的图景。国际关系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形成以及从研究人类丰富多彩的过去和现在的其他综合学科中分离出来，是由国家、人民和其他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各种社会政治势力之间的对外政治和其他联系的作用提高所决定的。对建立国家间稳定联系的社会需求，以及国际关系的产生，是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有关。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5540030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5540031在国际关系复杂化和相对独立的过程中，国际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增加了。在属于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间的国际交往存在的当代世界，国际关系在社会发展中作用提高的趋势表现得特别明显。国际问题性质本身也发生了变化。现代国际关系的关键问题涉及到全人类的命运，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社会发展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的崭新特点非常需要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学科，其中包括国际关系史，这既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利益，也是为了政治实践的需要。国际关系史同各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史有密切的关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建立在强国统治弱国、剥削和奴役各国人民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衰亡。它产生了就其阶级本质、目标和任务来说是全新的对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对为和平、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支持，是改造国际关系整个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把建立在和平、社会正义和进步思想之上的新的原则带进了作为世界政治基础的法律和准则之中。建立以普遍民主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符合全世界劳动者的具体利益，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具体体现。列宁从理论上建立的国际政治科学帮助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社会主义的强大和世界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援助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实现国际关系的普遍民主原则对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和世界革命进程有重要意义。马列主义学说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党制定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恩格斯指出，“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5540032随着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一原则成了国家政策的原则，并且由于增加了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必不可少的新因素而得以丰富。列宁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这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5540033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革命进程的研究，作出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有可能首先在几个国家乃至一个特定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由此产生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历史地和深思熟虑地估计世界阶级力量对比和社会主义潜力的结果。为各国的和平共处而斗争，曾始终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战略路线，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同发展世界革命进程、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的统一体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和平共处原则，构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核心。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苏联的对外政治行动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完成同维护和平和巩固同进步力量的团结有关的任务。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历史证明，苏联对外政策原则是始终如一的。这些原则起初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而后又在苏联新宪法（基本法）中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宪法第二十八条指出，“苏联始终不渝地奉行列宁的和平政策，为巩固各国人民的安全和广泛的国际合作而努力”。苏联对外政策目的是：为人类社会进步的社会历史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其中包括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确保良好的国际环境；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支持各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防止侵略战争，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以及始终不渝地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清醒地考虑到国际局势、世界阶级力量正在形成的对比关系，以及苏维埃国家近期和远景目标的相互关系。国际事务中的原则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不搞实用主义和死守教条，准备做出不损害对外政策路线基础的妥协——这就是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始终不变的特点。世界政治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建立而开始发生的变化，不仅触及到世界政治的基础和阶级实质，而且触及到世界政治的执行方法。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是取消秘密外交，决心实行公开的对外政策，不许言行脱节。作为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特点的隐瞒真相和欺骗，同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客观上不仅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且还为社会历史进步确保最有利的条件。今天，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在所有国家得到广大民主和进步势力的深刻理解。这些民主和进步势力成了社会主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对外政策的天然盟友。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通常分为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个时期——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形成到现在。国际关系史的分期同苏维埃国家、同苏联作为主要参与者的主要事件是不可分割的。这种情况有深刻的含义：苏联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的提高，成为当代社会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对世界政治能起决定影响”5540034的时刻将要到来的天才预见实现了。苏共新党纲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形成和巩固，使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为社会进步、民主、民族自由和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变化。”5540035在作者看来，本版是上次发表的即在60—70年代交替时期由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的继续，但是经过了更新和补充。5540036由于近年来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的文件和专著，这就为完成这一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其中有题为《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这样的基础性出版物，包括1917—1938年的文件，共21卷。在80年代，苏联外交部出版了题为《苏联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国际会议上》的六卷文件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关系的文件。还出版了有关苏联国际政策各种问题的文件集。苏联历史学家对科学地研究国际关系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属于专著方面的著作有五卷集的《外交史》，多次出版的两卷集的《苏联对外政策史》。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也发表了不少研究著作。新版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的任务是更深刻和更全面地阐述当代国际政治体系发展的规律、性质和方向。

简介：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点课题《苏联兴亡史论》的一项中间成果。苏联剧变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只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而且还意味着长达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和一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因此，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回答苏联剧变的原因，就成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这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曾作了一些研究，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1996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出，要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要回答苏联剧变起主导作用的根本性原因。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同志在谈及社科院今后研究的重点课题时指出：前几年提出的苏联剧变原因问题，看来还没有作出好的回答，还应该继续研究（大意）。为了写好这本书，在1997年11月7—11日还在上海召开了研讨会，4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特别要指出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名誉会长汪道涵同志对会议十分关心，并出席整个会议，亲临指导，并在会议开幕与闭幕时讲了话。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篇：用较多的篇幅探讨苏联剧变的历史因素，着重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发生的条件。十月革命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是战争给予了它成功的机遇，但战争并不能使俄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上超越“卡夫丁峡谷”。因此，俄国革命就出现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严重缺陷。在上述总的理论指导下，再从各个角度分析苏联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特别探讨了政治、经济体制、农业发展道路与农民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等问题，从而论证这些历史因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第二篇：与历史因素联系起来探讨苏联剧变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素，如苏联经济发展、民族、“左”的理论根源、苏共的思想路线等问题，分析这些重大问题与剧变的关系。第三篇：研究苏联剧变的指导理论、方法与教训问题。研究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长治久安。本书总结苏联剧变教训问题时有以下特点：（1）不是采取就事论事的做法，而是紧密结合邓小平的理论，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看法；（2）为了对总结教训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因此专门论述了研究苏联剧变原因的方法问题；（3）在总结苏联剧变教训问题时，在研究了国内前几年提出的一些各不相同看法的基础上，根据“十五大”的精神，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应从苏联剧变吸取教训。问题有：（1）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分析苏联剧变的教训。小平同志新的社会主义观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根据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的重要结论。苏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系列的失误。（2）与上述问题有关，提出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状况与剧变的关系。（3）要把防“左”、反对教条主义作为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长期性任务来抓。“十五大”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要解决的问题比过去改革与建设中所解决的问题更多、更难。“十五大”本身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发展，“十五大”之后社会主义理论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没有这个发展难以跟上改革与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国要实现第三次思想解放，不警惕、不防止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必将对我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困难。另外，本书还从苏共的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一角度，总结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这主要是：第一，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而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最终规律”可循，它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的否定关系。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注意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第四，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和民主的。第五，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改造自己，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第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第七，在多民族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结合本国情况，制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第八，无产阶级要制定与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本书的作者都是长期在这方面从事研究的造诣较深的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著名学者。自苏联剧变以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研究这一领域的问题。本书与同类研究成果相比，其主要特点有：1.全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依据，探讨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要求作者做到：解放思想、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力戒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分析问题，避免用简单化的方法，以我们自己的某些观点与政策作为标准去评价是非。2.更多地利用过去尚未发表的苏共文献与苏联档案材料，用充实的史料来证明所分析的问题，这一点，前几年出版的同类成果尚难以做到。这样，也就避免把现成材料抄来抄去的情况，使读者有新鲜感。3.在写作方法上，对苏联70多年的历史，既作了横断面的，又作了纵断面的剖析，努力克服过去从各个因素单独探讨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了分析问题的理论深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是本书全体作者的共识，它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汪道涵同志与东方研究院协助课题组织了讨论会，并为本书出版给予了支持，在此表示感谢。但是，本书各篇的观点，都是本着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和文责自负的方针来处理的。另外，我们保留了作者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提法和见解。也许，这样做更有益于读者进一步思考问题。由于研究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这一问题的难度很大，加上主编水平所限，本书不妥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与指正。陆南泉 姜长斌1998年8月24日于北京

简介： 所谓“开放体系”，是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种新观点，用其原话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这一理论是苏联文艺理论界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迄今仍在进行讨论。但总的说来，它在一九七六年第六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已经得到苏文艺界的基本确认。“开放体系”这一理论比较抽象、庞杂，所涉及的问题很多，而且有其复杂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由来和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一、“开放体系”的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它的原则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通过的作协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地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九五四年，苏联召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K·西蒙诺夫提出修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要求把“艺术地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句从定义里删去。他认为，“无冲突论”之所以“得到广泛的传播”，是与章程里的这句话有关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修改的作协章程没有公开发表，因此，K·西蒙诺夫的提议是否被全部采纳，无法证实。不过A·苏尔科夫在第三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从侧面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确实作了修改，因为A·苏尔科夫在报告中提出要恢复“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这句话。一九五七年，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举办了“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B·谢尔宾纳在报告中说，在苏联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文学理论里教条主义流行”。“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被当成某种理论上的假设、系统的概念体系”。（《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问题》一九五七年第四期）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以后，苏联文艺理论界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众说纷纭。有的提倡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有的主张浪漫主义或要求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增加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还有人以不同形式附和“无边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等等。批评家3·凯德琳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某些论文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看作似乎是艺术家由于优秀的文学品行而获得的一枚奖章”,“而批判现实主义则被教条主义地当作那些所谓内心敌视社会主义的作家的 ‘标签’”。她呼吁：“到了应该拆除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 ‘铁幕’的时候了！”她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创作方法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巳”。（《文学问题》一九六五年第八期）И·佐洛图斯基则提倡自然主义的手法，他认为，作家“有权在小说里写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感到和想到的一切”，把“现实记录下来”。他说，“真实，一总而言之是真实，一切都不必自作聪明”;“我不去评判这些人，也不去美化他们，我表现他们”。（《文学问题》一九六六年第二期）与此同时，A·奥夫恰连科等人提出应把浪漫主义列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方法”（论文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B·诺维科夫等拥护A·奥夫恰连科的意见，认为“奥夫恰连科的文章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苏联文学的浪漫主义新特点，这种特点是以肯定和赞美苏联现实中的正面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浪漫主义有理由独立存在”。（同上）A·梅特钦科等人则主张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先锋队，是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最深刻地渗透到反映事物的历史进程的本质、最积极地为人而进行斗争的部分”。他反对把“社会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专著《传统的继承，斗争的收获》）。M·赫拉普钦科也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广泛的现象”（专著《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法国文艺理论家加罗第一九六三年曾系统地提出了“无边现实主义”的理论。一九六六年在苏联作协和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讨论会上，有的批评家谴责苏联文艺界也有人“暗暗地使用 ‘无边现实主义’的概念”。关于创作方法的问题，在苏联文艺报刊上讨论了很长时间。Г·洛米泽、Д·马尔科夫和Б·苏奇科夫等不少理论家和批评家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囊括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方法在苏联文学中存在。他们也反对增加“社会主义文学”这个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一九七一年苏共召开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丰富多采的形式和风格。”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出“批评界在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理想”等方面，“仍不够积极和彻底”。决议责成文艺理论界“应该对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联文艺界又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从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发表的文章看，这次讨论主要是批评创作方法多元论观点。一九七三年《文学评论》第九、十期，连续发表了三个通讯院士（B·苏奇科夫、Д·马尔科夫和 Г·洛米泽）的三篇文章，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的总结性的发言。Б·苏奇科夫说，经过长期的讨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发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变化”。首先，“我们多民族文学的创作方法是统一的这个思想得到了确立，得到了作家们和批评家们的普遍支持”。其次，“克服了把现实主义当作是一种只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去表现生活的艺术的这种狭隘理解”；第二，“为苏联文学中创作方法多元论制造根据的企图被完全否定了，并且已经声誉扫地”。Г·洛米泽的文章也严厉批评了创作方法多元论。他说，“把统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按照文学作品的美学特色的原则分成许多不同的创作方法，这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新发明”。他认为，提出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实际上就是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贫乏化”,“就意味着迄今存在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毕竟还不够灵活。”Г.洛米泽也反对“社会主义艺术”这个概念。他认为“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 ‘社会主义文学’两个定义本身里面很难找出什么质的区别”。因此“创作方法多元论”的任何论点都只会造成混乱，是“有害无益的”。他赞成“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和 ‘大容量’的思想”。以上几篇文章的一个共同观点是，苏联文学中不能有多种创作方法存在，只能有一个统一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这一方法的含义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含义了，今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Г·洛米泽的话说，是一个“大容量”的思想。就是在这次讨论（一九七一——一九七三年）中，Д·马尔科夫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是“原则上新的美学体系”、“艺术形式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的理论。二、“开放体系”的基本内容Д·马尔科夫首先系统地提出的“开放体系”的理论，最早见之于其一九七二年的一篇文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形式》。随后他继续发表文章反复阐发这套理论，但其先后提法也有所变化。一九七二年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原则上新的艺术意识的类型，是表现手段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形式》，见本书第1页）一九七三年的提法略有改变，把“表现手段的体系”改为“艺术形式的体系”。他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本质上新的现象，它把各种不同的概括形式包含进来。……我们的艺术对世界的客观认识的无限可能性，使它的表现可能性也成为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形式的历史地开放的、不断丰富着的体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丰富性》，见本书第31、32页）Д·马尔科夫的“开放体系”理论提出后，苏联文艺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九七六年Л·季莫菲耶夫在一篇文章里建议Д·马尔科夫把“艺术形式”的体系改为“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体系，因为“艺术形式”的提法会引起一种“轻视内容”的嫌疑。Л·季莫菲耶夫写道：“……形式实质上乃是这个内容的具体化，作为它的规定性而出现，并在这种形式下积极参与在其全部具体性和生命力中对内容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方法作为艺术形式的体系，它的意义实际上不应引起异议，但在纯术语意义上它会成为‘轻视内容’这样一种指责的口实，这种指责虽不合理，但却是可能的和论争性的。所以Д·马尔科夫如果换掉艺术形式的定义而代之以譬如说更简单的、他本人在书中提出过的‘艺术地真实反映生活’这个定义，也许更为合理。这个定义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即现实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新的方法的重要成分，它既保持对过去传统的不封闭性，又保持了对所有向明天过渡的艺术中形成的进步因素的开放性。”（《按照历史的意志》，见本书第83页）Д·马尔科夫接受了Л·季莫菲耶夫的意见。在后来的论文里用了新的提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意识的新类型、原则上的新的美学体系，就其广泛地把握和真实地表现生活来说，是历史地开放的体系”。（《真实表现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见本书第123页）Д·马尔科夫的“开放体系”理论是在讨论过程中不断修改的。从Д·马尔科夫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所发表的最新的观点看，这条理论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组成部分在内，是一个发展的灵活的体系”;“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来说，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着的实际现实是没有止境的，题材的选择以及在采用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段上也是没有限制的。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历史地开放的。”二、“这个体系的核心，它的哲学基础，是对世界和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列宁的艺术党性原则。”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广阔性是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本身提供的，是由艺术真实性的要求提供的。”四、“别的体系的诗学成分加入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中来，一般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能的。”“应当从这种体系的联系中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把过去和现在的艺术的其它各种流派在表现手法方面的成果结成一个整体的可能性。”Д·马尔科夫在一九七八年的一篇文章中特别强调了“方法的最重要的三个特点的有机联系：认识世界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真实性的广泛的观点和独特地、形象地体现生活现象的广阔的实际上也是无限的可能性。”（《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见本书第300页）显然，这三点乃是Д·马尔科夫多次重复、反复强调的组成其“开放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苏联文艺理论家对Д·马尔科夫的新理论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大多数人同意“开放体系”这一提法。一般地说，他们都是在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多样、不同艺术手法的运用和题材的广阔、创作方法的不断发展等意义上来解释“开放性”这个术语的，而在谈到具体问题时，对于“开放体系”的内容、范围、程度等方面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些理论家着重从表现形式方面去解释“开放性”。他们认为，过去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理解得过于狭窄，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解成只能有一种描写形式，即只能“按生活本身的形式去描写生活”，不容许有别的描写形式，更不容许象虚构、假定等形式的存在。他们不同意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要求把虚构、假设等形式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识和概括现实的形式之一”，并且认为象意识流、讽喻、怪诞等手法也应包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中。持这种观点的有Д·马尔科夫、Г·洛米泽等。另一些理论家则强调从方法的内容和本质上去理解“开放性”，着重指出方法在对现实的艺术认识上的无限可能性，即是一种“对生活和未来开放的体系”。如M·赫拉普钦科、B.苏奇科夫等都是这种意见。还有一些理论家对这套理论持一定的保留意见，指出艺术的形式是要受经济形态制约的，是由具体的内容决定的，决不能搞兼收并蓄，而要同“无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划清界限（Л·雅基缅科和M·帕尔霍缅科等）。也有一些理论家干脆不同意“开放体系”这套理论，或只同意“开放”一部分，即同意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上“开放”，不同意思想意识上的“开放”（如C·彼得罗夫、Г·帕斯彼洛夫、B·索科洛夫等）。三、“开放体系”理论的政治意义Д·马尔科夫说，他提出这套“开放体系”理论是为了“既反对修正主义观点，又反对教条主义观点的”；又说它是“由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我国共产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也要求这样做，因为共产主义就是物质和精神、经济和文化的和谐。”（《文学评论》一九七三年第九期）Ю·安德烈夫则认为，这条理论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他写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美学的开放性’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看来，这是由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原则所引起的独特的反应。”（《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见本书第172页）Д·马尔科夫等还从国际意义上谈“开放体系”理论的重要性。他说，“苏联文艺科学的任务在于，从现在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各国文学的共同体中，指出决定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在这一途径上能获得成功保证的，是可靠的理论指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现代的理论。”（《文学问题》一九七五年第八期）A·梅特钦科也写道：“文学孤立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切文学都是这样或那样地参与时代的基本思想趋向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的”,“一系列国家正在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愈来愈显示出他们在艺术领域里接近的可能性”。因此，在今天“制定统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扩大着的可能性及理论上的争论》见本书第90页）Ю·鲍格丹诺夫也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艺术形式的开放的观点，使人们有可能更关切地注意国际上的文艺实践。”（《文学问题》一九七五年第九期）B·德米特里耶夫还要求文艺理论直接地同当前的政治口号衔接起来。他说，在谈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现实政策范围中的情况”。他摘引了勃列日涅夫的一句话：“我们向所有正义的、正直的人们开放”之后写道：“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创作方法——这些概念难道原则上不是地位同等、互相符合的吗？”（《文学问题》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为了提供我国文艺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中“开放体系”理论的了解和研究，我们编选了这个集子。限于篇幅，本集不能包括这一理论所涉及的全部内容，只收集了一九七二——九七八年间围绕着这一理论进行讨论的部分文章。本书责任编辑为郭家申同志，参加编选工作的同志有李辉凡、郭家申、钱善行、翟厚隆、王守仁等。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在选材、编辑、翻译和介绍方面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简介： 我们编写本书的出发点是想为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青年，提供一本有助于他们了解苏联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和手册性的读物。这几年我们遇到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不少青年和学生，他们常常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苏联今天是个什么样子？最近20多年来苏联国内有些什么变化？苏联这几年的改革进行得怎样？等等。我国广大群众一直怀有增加对苏联的了解的愿望，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苏联是当代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大国。它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它在国际事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今天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和广泛。在当今世界上，如果缺乏对苏联这样一个国家的了解，那就很难说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和整个国际形势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第二，中苏两国在地理上是近邻，在历史上也有长期的联系。苏联是我国周边最大的邻国，两国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共同边界。中苏交往的历史已有几百年之久。两国曾在1689年签订第一个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19世纪中叶，中国成了包括沙俄帝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对象。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两国关系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但是，从60年代初开始，两国关系出现了曲折。今天两国关系有了改善，正在向正常化发展。中苏这样两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不但对两国本身，而且对亚洲局势、世界和平与安全都不能说是无关紧要的，这自然不能不使大家感到关心。第三，中苏两国人民在争取解放和自由的长期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热忱的支持。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国内战争和遭受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包围的年代里，曾为支援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两国在二次大战中结成了盟国，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相互支援。50年代，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尽管在其后的20多年岁月中两国关系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仍然怀有友好的感情。第四，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已经过了70年的历程。目前苏联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时期，这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在总结自己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实行全面改革，以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今天苏联的改革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中国人民自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迈开了巨大步伐，对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的改革自然也感到很大的兴趣，并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的情况。上述几点，也许可以说是我国广大群众希望增加对苏联的了解的主要原因。我们正是根据这种需要，编写了这本《苏联概览》。本书共分12章，分别介绍了苏联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宗教和教会、社会团体、15个加盟共和国和一些主要大城市的情况，末尾还附有历史大事年表和党政主要领导人简介等附录。本书兼顾历史和现状，而侧重于现状，尤以介绍苏联最近20多年来的发展和变化为重点，其中包括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一些主要情况，采用的材料和数字基本上截止于1986年底和1987年初。我们在编写本书时，采取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的态度，力求做到客观和实事求是。我们希望本书会有助于广大读者增加对苏联的了解，会有助于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各界读者批评指正。另外，苏联目前各方面情况正在不断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中的材料和数字难免会随之过时。我们期待着将来能有机会对本书进行增补订正。本书是我所研究人员集体努力的结果。除了直接参加编写的同志外，还有不少同志为本书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帮助。我所译审王德一同志曾对本书各章节的最初设计作出了不少贡献，但后来因病未能继续参加编辑工作。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所外许多同志的关怀、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谨向各方面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徐葵1987年8月苏联政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