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的年度报告。通过对本年内生态文明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汇集，为促进学科特色的形成和提升学科的竞争力，并力图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贡献。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该编主要对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哲学基础、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立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与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等方面内容进行研究，并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揭示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和意义。下编为生态治理理论与区域生态治理研究。该编在对中外生态治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治理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生态治理与绿色发展、生态治理与生态扶贫、气候正义与气候治理等问题，实现了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

简介： 本报告利用横跨国际关系、公共管理、能源治理、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多学科优势，基于现有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等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首创了包含20个核心指标的用于综合评估“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基于指标体系的科学赋权，该小组计算出综合性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指数(GDI)，定量衡量“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资产存量、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结果三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归纳国家间主要的差距及原因，分析、识别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关键作用的技术与措施，通过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情况的梳理比较，把握中国在该进程中的定位，从而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推进绿色发展指明方向。

简介： 欧阳康6367595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将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迅速变革中展开。中国既必须清晰认识和自觉适应这种变局，以消除其对于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也应当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这种变局，使之成为促进自我发展的必要国际条件，为此必须自觉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全方位构建和治理能力的革命性提升。甚至可以说，通过内外兼修而构建起既能引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能有效适应和成功引领全球治理变局的中国治理体系，发展出真正“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关系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既是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世界格局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形成和构建的。人类长期以来以民族和国度作为单位在特定地域分散生存和发展。民族与国家间关系的调适往往通过战争来解决，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关系，也谈不上全球治理。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现代化快速而又不平衡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膨胀，强行通过战争来改变与他国的关系，甚至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乃至地缘版图。两次世界大战正是由此产生，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灾难，也呼唤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了帝国主义强国对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的统治秩序，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战胜国通过《雅尔塔协定》等，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政治治理体系。联合国的建立和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安理会核心的“大国一致原则”，对于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与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为战后经济重建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雷顿森林协定》和相应建立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则为战后的全球金融一体化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战后的世界秩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而展开，并通过由他们操控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而支配与调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形成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国在各方面一家独大，主导着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演变方向。日本、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等分别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事务中具有一定优势因而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全球治理的某些方面。其他各洲各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活跃于各种力量之间。由于世界多种力量处于不均衡和动变状态，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更加多元、纷乱和复杂。美国“9·11”事件呼唤着全球性的反恐怖主义联盟，安全成为全球治理的紧迫主题，牵动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局当前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外交等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交织状态，既展示着各国的实力与地位，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秉性，也急速地推动着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变革。其一，和平从总体上看仍然是时代的总趋势，但如何有效管控战争则一直困扰着人类。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和平格局，但局部战争不断，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人类不时走到世界大战的边缘。大国博弈不时挑动着各国的战争神经。战争的形式随着高科技的军事运用展示出全新形态。同时，安全威胁由传统领域渗透到非传统领域，形成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复杂局面。战争管控仍然是全球治理中最敏感的领域和最严重的问题。其二，发展仍然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主题，但对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与经济治理体系的合理建构则一直困惑着人类。“二战”以来，国度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交错，世界经济徘徊在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有机整体，其积极作用与负面作用同时呈现，甚至出现“一荣不一定共荣，一损却可能皆损”的复杂局面。战后先后发生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金融泡沫、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等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为全球经济疲软甚至衰退。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但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会长期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的负面相关性中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其三，政治多极化加速拓展，地缘政治关系日趋复杂，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冲突仍然困惑着人类。全球化消解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凸显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差异，加剧了国家间的利益纠葛与地位纷争。不同国家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甚至对立仍然存在，却又共同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携手合作，谋求共赢。由于经济形势趋紧和利益分化，国度与地方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变得空前复杂与多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作用有所弱化，各种形式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间组织风起云涌，各种形式的国际平台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它们削减着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力量，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发展。这既给各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多机会，也对其参与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其四，文化多样化发展，文明冲突加剧，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抬头，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经济全球化使不同国度与民族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更加趋同，也把各民族保存文化特异性提升到了文化生命线的地步。恐怖主义的全球肆虐挑战着人类文明底线，也不时扰动着全球治理格局。其五，社会信息化迅速扩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立足于高科技的全球分工体系更加明晰，各国需要重新定位自我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中的位置。互联网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的信息传输与交往方式，也几乎改变着世界的一切。“互联网+”作为一种最为普遍的全球思维方式，既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也提出了复杂的挑战。中国“十三五”规划与治理能力提升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是推动全球治理变局的重要积极力量。中国和平崛起也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应当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做出特殊的谋划，为确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做出更大贡献。第一，从中国健康发展和世界合理化发展的全球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与合理定位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演变方向。要深刻认识当代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多元基础、发展动力、演进逻辑、内在缺陷、问题根源和解决途径，准确预见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趋势和价值导向，继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思想上的超前建构为实践上的合理设计提供思想引领和价值指导。第二，善于依据全球治理格局未来定位统筹国内大局，自觉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努力深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国际关系演进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在发掘中国传统优秀治理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治理理论和发掘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统一中推进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善于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外交和国防治理，努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国理政新境界，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整、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自觉履行发展中大国的世界责任，以内促外，努力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制定规则的能力，确立中国话语权。一方面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勇于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善于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努力占领发展和道义制高点，提高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和亚投行等机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中国国内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健康互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简介：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尊敬的王秘书长，尊敬的覃主任，尊敬的杨所长、李所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借这样一次高峰论坛，来发布我们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思考形成的《中国绿色GDP 绩效评估报告》，本次大会主题确定为绿色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核心是希望能够落实当前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理念，那就是绿色发展。对于绿色发展如何去推广、如何去实施，我们一直有一个比较担忧的、也带有期盼性的思考，希望能够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一直致力于创建美丽中国，关注人类命运的共同体。首先看一下我们对项目意义的界定。从基础性的角度看，十八大有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把绿色文明纳入到五大文明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过一段非常生动的话，那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关于GDP和绿色GDP 他有这样一段具有无限震慑力的话，那就是“要给你们去掉紧箍咒”，他说生产总值即便滑到了第7位、第8位了，那是指的河北，但是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做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反过来，如果就是简单为了

简介： 本书首先详细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的宏观背景、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国际上重要流域的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经验，提出了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的总体战略，即以创新驱动为发展的主线、以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协调发展为路径的整体设计与布局，并阐述了推进产业绿色发展的战略重点与实施路径。随后分别围绕长江经济带产业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协调发展三方面深入展开论述，系统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的产业政策、环境政策、科技创新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财税等方面的政策建议。最后，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践发展为例，提出了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简介：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本书以射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射阳现象”的深刻剖析，论证了以绿色崛起和协调发展为主基调的“射阳现象”，本质上就是高质量发展之路的自然结果和生动反映。本书既对射阳在绿色城市、绿色产业和绿色交通等绿色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展示，也对射阳在扭转社会危机、美丽乡村建设、民生事业振兴等协调发展方面所获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正确的发展理念、健康的政治生态、改革创新精神、经营机制完善的国有企业、深厚的民生关怀等，对于促进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书还围绕射阳的发展愿景、功能定位和城市形象，对其未来的总体战略和战略重点进行了深入阐述。

简介：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更多地直接表现为大城市之间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但是，进入21世纪后，首先是城市经济自身面临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城市生态资源和环境质量压力成为一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城市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复杂环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集聚经济的快速发展。集聚经济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为城市化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城市带来大量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这种要素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知识溢出和负外部性效应——环境污染并存，给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的外部压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衡量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度？影响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城市外部集聚经济的外部性效应对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何种影响？近年来，经济学领域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大，意味着经济总量是依靠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增长，所以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然而，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没有考虑生产活动的非合意产出——环境污染物排放给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城市经济增长而言，尤其是出于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环境质量来自城市自身发展和集聚经济负外部性效应内外两个方面。对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效应的研究，如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规模收益，成为学者近期关注的核心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和我国国内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下，集聚经济的负外部性效应，如城市环境污染和要素拥挤问题凸显，使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集聚经济环境下的城市生态承载力和环境污染问题对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和估算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来测度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度，也即衡量了剔除环境污染影响的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群、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及变化特征，考察城市内部影响因素、城市外部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本书的主要创新点及结论概括如下：第一，在较为全面地评述国内外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同时回顾我国城市化历程、特征和城市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论文针对城市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环境特点，一方面，把集聚经济带来的负外部性效应——环境污染作为非合意产出从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必需的总产出中剔除，具体办法是利用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构建了环境污染指数对城市生产总值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在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要素上，不仅考虑了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而且考虑到城市土地规模的扩大和生态环境变化，还将城市土地投入和生态资源投入纳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估算过程中。从而在这样的思路下，把利用基于参数分析方法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估算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界定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从而既剔除了集聚经济负外部性效应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为进一步分析集聚经济给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正外部性效应做出准备，又把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使GTFP概念可以衡量城市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或二者的和谐程度。第二，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均值比较分析、回归收敛性检验等方法考察2003年至2007年中国城市GTFP的整体分布和变化特征发现，中国各城市之间GTFP增长率差距在逐步拉大。从不同地区的层面看，城市GTFP依次为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和中部地区较低；从地区内部GTFP差距看，东部地区内部的城市GTFP差距最大，东北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内部的城市GTFP差距最小。从城市群层面看，一些城市群的核心城市GTFP在城市群中处于领先地位，如京津冀都市圈、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这表明了核心城市在引领整个城市群以及所在区域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另一些城市群的核心城市GTFP水平却低于非核心城市，如长三角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吉黑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城市、成渝城市群。对城市GTFP进行收敛性检验发现，全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市GTFP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也不存在条件β收敛和σ收敛，同时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全国和各地区城市GTFP的增长差异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第三，对城市GTFP的城市内部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构建理论假设，进行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和分组组内回归稳健性检验发现，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禀赋结构、制度因素中的人力资本和政府力量、基础设施方面的信息化水平和道路密度的增长或增强有益于城市GTFP的提高。在全面考虑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城市内部因素时发现，第三产业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升高不利于城市GTFP的增长。东部地区的城市GTFP存在地理区位优势，而中西部地区没有显现出这种优势。能源基础设施对城市GTFP的影响不显著。在不同地区组内、不同城市群组内和不同城市规模组内，本章考虑的城市内部因素对城市GTFP的影响程度差别很大。东北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对城市GTFP的影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提高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增加，阻碍城市GTFP增进；中部地区的政府力量对城市GTFP的相关程度影响最大；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都显著促进了城市GTFP提高，但东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程度最小；只有西部地区道路密度的增长显著促进了城市GTFP提高；东部地区的信息促进了城市GTFP增进的影响程度最大。关中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要素禀赋结构对城市GTFP的影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各地区平均水平。长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的提高不利于城市GTFP增进。只有长三角城市群的政府力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人力资本水平都显著促进了城市GTFP提高。在基础设施方面，只有长株潭城市群道路密度和信息化水平增长显著促进了城市GTFP提高，其相关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各地区平均水平。特大城市具有要素禀赋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典型城市群平均水平。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制度因素中的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不利于GTFP增长，而且特大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程度为大城市的近1倍，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知识溢出正效应小而环境污染负效应大，导致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不利于其GTFP提高。中小城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增加显著促进GTFP提高。而中小城市的政府力量却没有发挥推动GTFP提高的作用。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密度、信息化水平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提高，显著促进了GTFP提高增进。可见，制度因素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小城市提高GTFP的重要方面。第四，在对城市GTFP的城市内部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扩展至城市经济活动所面临的环境分析，即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给城市GTFP增进带来的影响。在定性分析部分，从制造业集聚在要素集中过程中产生知识溢出、在工业化进程中推动产业升级、在产业空间区位演化中促进专业化分工、在促进竞争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四个方面阐述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的作用机制；从服务业整体和生产型服务业两个方面论述了服务业集聚对代表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本书使用了基于劳动力数量计算的反映制造业集聚水平指标HHI、LQ和AGG以及服务业集聚水平的HHI，将这三种集聚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纳入城市GTFP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制造业集聚水平的上升对城市GTFP提高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城市服务业整体集聚水平和生产型服务业集聚水平都较低，其中生产型服务业集聚水平要高于服务业整体集聚水平。无论是服务业整体集聚，还是生产型服务业集聚，二者都没有起到促进城市GTFP增长的作用。样本期间服务业集聚水平偏低，阻碍了城市GTFP率增长。第五，从理论研究探索到现实问题关注，把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思路、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模式、小城市绿色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作为城市绿色发展研究的基本议题。特别是把浙江省启动小城市培育工程作为案例，分析提升小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现实路径，为优化区域城镇化的整体布局、促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同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改革的创新样本。按照现代化小城市科学发展标准，目前小城市在发展目标、服务功能、产业成长、制度改革、考核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把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品质提升作为促进小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把产业集群整体升级作为促进小城市实现产城融合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把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新一轮小城市培育工程的主线。卢宁2017年1月

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此过程中，也带来了大量的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能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只有推动工业的绿色转型，才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征收相关税收，可以提髙资源能源使用及污染物排放成本，激励企业节能降耗。目前，我国已经开征了资源税、能源税，并计划开征环境税。但是，由于相关税收存在着理念偏失、体系不完整、激励效果不足等问题，在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方面并未完全发挥出应有作用。针对当前绿色税收体系存在的问题，从理念、目的、体系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将有助于充分发挥税收的激励作用，尽快推动工业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