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全球治理亦进入变局。在全球化受挫、贸易霸凌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治理陷入停滞乃至瓦解和重塑的局面下，国际社会亟需认真思考，如何维护契约精神、重塑全球治理秩序、推动大国回归基于规则的良性竞争，并在分化世界中谋求合作、有效克服治理赤字等问题。本书回顾了过去六、七年间G20、金砖、APEC等重要多边平台的机制设计、议题设定及遇到的问题和得出的经验等，以及中国积极参与这些平台，为应对全球变局，共谋全球治理事业，提出的倡议和具体实践。

简介： 沿袭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利益一制度”分折传统，本书建立了一个基于闰内政治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工业崛起国货币国际化的不同路径选择。不同国家的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和国内金融体制会影响经济部门偏好，促使部门政治分化和联盟，最终影响货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特别是，金融体制和中央银行制度所界定的产业一金融一政府关系，会推动国内经济部门围绕货币国际化形成特定的跨部门政策联盟货币国际化的持续性动力源自国内，依赖相应的国内制度基础。

简介： 本书探讨了全球经济治理新背景下亚投行的创建过程、机制设计及角色定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新的形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此步入深度调整和变革期。同时，原有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的问题与弊端日益凸显。这既为亚投行的创建提供了历史机遇，也赋予新成立的亚投行在全球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中新的重要角色。亚投行在组织架构设置、股本与投票权分配等治理模式上的创新使其拥有更高的运行效率，并在实践上对亚洲地区各国政策、贸易、资金、设施和人文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简介： 本书以能源和气候变化为视角，结合“政策解读+实证分析”方法，从八个领域展开论述，审视退欧给英国、欧盟在能源目标、决策过程、监管合作、能源安全、市场融合、核能产业、无协议退欧安排、与爱尔兰关系等方面带来的冲击。本书认为，英国离开欧盟能源市场的代价比欧盟付出的更高。英国退欧不会对欧洲现有的能源市场造成实质性影晌（爱尔兰除外），欧盟能源市场一体化建设将会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如果想继续保留一个流动性较高、较成熟、具有竞争力的电力市场，英国需继续参与到欧盟的内部能源市场中。退欧意味着英国在欧盟能源监管机制中失去话语权。

简介： 特朗普担任美国第45任总统后，美国不仅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并发动对华“科技战”，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洲国家和欧盟也同样遭到“无差别”攻击，将美欧关系的普通裂痕变为严重创伤，造就了一场“跨大西洋变局”。特朗普对欧的“蛮横外交”剥离了美欧长期盟友关系呈现给世人的“友好假面”展现出美国在霸权衰落之后的另一种形态，也让欧洲盟友体验到残酷的地缘政治竞争的阵阵“寒意”。特朗普究竟将欧美关系损毁到何种程度？他这些行为的原因何在？拜登入主白宫后，美欧关系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本书从外交、经贸、安全、气候变化、对外援助和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对跨大西洋关系的这一变局做出全面评估。

简介： 2010年后，叙利亚逐渐成为中东北非地区的焦点，近五十万人失去生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已然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欧洲与中东北非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世纪欧洲奉行颇为“浪漫”的外交风格，对叙利亚危机，它延续了其“人道主义”干预理念，但所取得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其外交操作不仅增加了叙利亚内战的血腥程度，它自身也在冲突中渐渐失势，沦为“配角”。本书通过分析欧洲主要力量的对叙政策，评述了这一页“血色浪漫”的历史。

简介： 非常高兴我们关于法德双边关系及其在欧洲角色的合著《锻塑欧洲》能在中国出版及与中文读者见面。对此，我们感到十分骄傲。法德双边合作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我们相信，只要法德两国之间这对重要关系保持稳固和韧性，欧洲一体化就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增进中国读者对法德双边关系的了解，能帮助中国读者认识它对欧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开启的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意义。我们写作本书的初衷有二。其一，2013年适逢《爱丽舍宫条约》签署50周年，1963年该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德和解阶段的圆满结束，这一条约将两国从政治上进行了相互绑定。回顾《爱丽舍宫条约》是回看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框架内法德关系发展和研判法德合作对欧洲一体化历程影响的良机。其二，在欧洲政治研究界曾流行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随着欧盟多轮扩大，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异质化，法德双边主义也已弱化或日渐式微。对此，我们一直持有异议。在我们合著的这本书中，我们将向读者展示法德这对非比寻常的双边关系、法德两国在欧洲的独特作用以及它们直至今天仍然具有的重要意义。诚然，历史上法德关系的紧密联系程度和所发挥的效能是有起伏的，法德双边关系在欧盟不同政策领域的重要性及其对欧洲决策的影响力也存在很多差异。我们也同意一个已经扩大了的欧盟不一定仍会延续以法德为核心，法德的核心地位也有可能改变，但这不能否认法德关系过去的确为欧洲注入了稳定与团结。这一切最好留给历史学家们来总结。当前，国际体系、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正处于一段充满重大动荡与混乱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建立起的国际秩序中很多关键要素和机制遭遇侵蚀，美国变得更加保守和内向、中国日渐崛起、俄罗斯致力于复兴。过去十年里欧盟内部出现了危机与分裂，英国决意离开欧盟（英国“脱欧”），欧盟很多成员国内部都存在民粹主义的挑战，一个世纪前“西班牙流感”暴发之后再次发生的最具破坏性的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译者注），所有这一切就是今天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一系列基本挑战。欧洲以及欧盟是否能够经受住这些考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德两国。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如果法德两国在欧洲的领导力不能持续或是获得重建，至少就目前看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必定会徘徊在以下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一端是一个不情愿的德国尽管拥有资源优势但却面临其他成员国的强烈质疑；另一端则是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状态，不断挣扎但难以摆脱困境。危机时期的德国和法国能够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吗？它们能如同以往那样对欧洲发挥独特关键作用吗？嵌入式双边主义为了理解法德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在欧洲的角色，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嵌入式双边主义”。它指的是深植于法德双边关系之中的制度性质。这一概念强调形成法德双边主义的正式制度至关重要，确定并常规化的习惯和进行非正式合作的规范也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所论述的那样，法德两国之间特殊双边关系的建立与界定，包括三项主要内容或者说三大“基石”。第一，法德两国建立起了特别紧密的政府间联系与合作网络。这些双边机制与联系是在1963年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签署的《爱丽舍宫条约》基础上不断发展出来的，该条约将法德两国长期捆绑在一起。几十年来，在这种双边政府间框架下，按照《爱丽舍宫条约》的预期，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两国外长和防长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经常而且高度规制化的会晤机制。两国外交部的政治主管每月举行一次例会，两国总参谋部的高官每两月会晤一次。半年一次的法德政府间磋商——自2003年以来改为法德联席内阁会议，使得两国政府的各部委机构能够定期就双边关系和欧洲事务进行磋商。第二，通常由国家资助的教育交流、文化机构与合作组成的密集网络支撑并巩固了法德两国政府之间的机制化互动。例如，自1963年以来，法德青年办公室已经组织了约900万法德两国青年到对方国家进行长期合作和交流。法德两国城市和市政当局之间建立了约2200对“姐妹城镇”关系，这一密集的交流网络将两国及民众在地方一级相互联系起来。法德联合创办的电视频道——Arte，以独特的法—德共同视角介绍公共事务和文化。第三，法德两国经常举办以双边关系为主题的象征性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形式多样，如举行各种纪念仪式，既有对1945年以前法德之间灾难和血腥冲突进行的共同回顾与反思，也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两国和解与成功合作成就的认可。在法德双边关系层面上，“嵌入式双边主义”是指两国政府间和跨政体关系已经达到很高的机制化程度，拥有正式和非正式实践的坚实基础，并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共同预期。在欧洲层面上，法德特殊关系也已深嵌于欧盟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机制之中。我们认为，法德双边关系是形成秩序的一项根源，也是欧洲多边政治的一个稳定性因素。“嵌入式双边主义”描绘了欧洲政治中位于欧盟—布鲁塞尔层面“之下”的国家间与跨政体关系深化的典型特征。这个概念也阐释了双边关系同它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欧洲多边一体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法德两国都对它们的双边关系会对欧洲一体化和欧洲政治发挥何种作用和影响拥有基本共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法德是欧洲一体化“引擎”或“发动机”、它们是欧洲团结的捍卫者等共同理念上。秉持这些理念，就意味着法德两国肩负特殊责任——特别是危机时期需要它们共同在欧洲层面上寻求妥协方案，对欧洲事务做出决定性应对。欧洲最近面临的两项挑战，即适应英国“脱欧”的影响以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将进一步凸显法德关系在欧盟政治乃至整个欧洲事务中的作用。在国际形势和欧洲政治进一步动荡的背景下，英国“脱欧”的意义和影响，以及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深刻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将成为检验法德特殊关系影响力能否持续甚至强化，以及法德嵌入式双边主义可否在欧洲发挥核心作用的重要案例。锻塑欧洲在20世纪下半叶，法国和德国经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锻塑欧洲，并最终导致欧洲联盟建立的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基本力量。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法德嵌入式双边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政策领域的作用和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在法德两国对长期目标拥有共识，只是就实现目标的适当途径存在分歧的领域，它们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强大——货币合作和一体化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当然，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之间这种顶层关系的质量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以及后来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都曾在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发挥了十分关键的影响。我们也十分强调相互兼容、利益互补以及日益强化的合作规范的重要性。是它们奠定了双边关系的基础，使得法德双边关系的质量不会跌落到政府高层关系水平之下。法德两国政府曾经多次成功发起关于一体化的倡议，共同充当欧洲事务的议程制定者，提出过制度改革和政策方面的重要建议，并成功扮演促成妥协的调解人角色。它们在特定的欧盟政策领域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奠基和60年代关税同盟建立时期。在后来欧洲一体化重获新动力时期，法德双边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候它们的作用甚至极为关键，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消除成员国之间原有的贸易壁垒、振兴欧洲经济，欧共体所提出的建设单一市场倡议的落实过程中。法德两国作为欧共体内两大经济强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共同努力推动建立货币联盟，最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为迈向共同货币的历史性一步奠定了基础。不过，在欧洲一体化进展甚微的其他时期，法德则较少能够在其中发挥“引擎”作用。这样的例子，包括国际经济发生动荡和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20世纪70年代，以及1993年《马约》生效后的一段时期，欧洲联合进程在经过一系列大胆的整合步骤之后，出现了“一体化疲劳”症。法德两国在不同时期塑造欧洲的能力有很大差别，它们在不同政策领域影响欧洲事务的程度也显著不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法德两国的影响力在欧洲“宪政”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包括它们通过历次一体化条约制定和改革塑造了欧洲政治的基本轮廓；对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曾长期是欧洲一体化的中心议题，占据欧共体预算中最大份额）的干预；以及在早期推进货币一体化时推出的举措。从20世纪70年代初创建货币联盟的第一批计划起，自欧共体最初建立欧洲货币合作与汇率协议以来，在建设货币联盟的漫长过程中，法德两国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此外，法德两国不但在最初创建欧共体和《罗马条约》（1957年签署并于1958年实施）谈判的最后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共同体与联盟法律基础的制度演进和变化中发挥了强大的法德塑造力。在法德两国达成基本妥协之后再向欧洲推动的情况下，欧洲一体化既实现了制度化政府间合作（1974年成立欧洲理事会，定期举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也实现了欧共体议会化的进程（欧洲议会得以直选，欧共体也越来越多向欧洲议会授权），两者得到平行发展。这种欧共体和欧盟核心机构同步发展的模式，成为贯穿欧洲一体化条约扩展和修订历史的主线。这一进程最终推进了1992年《马约》的签署，此次会议也做出了建立货币联盟并引入“欧元”作为共同货币的历史性决定，法德两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达到了史上最高水平。事实证明，从议程设置到谈判阶段再到马斯特里赫特峰会结束建立“欧盟”的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法德两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欧元危机和安全与防务合作马斯特里赫特峰会和2004年、2007年欧盟两次扩大之后，随着波罗的海国家、中东欧国家以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有学者指出法德两国在欧盟内部事务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或减弱。的确，在共同努力谈判和批准《马约》之后，法德双边关系由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力量变为经常带有防御性质的联盟，法德两国多次采取行动维护国家自主性和国家利益。例如，在欧盟东扩的背景下，法德两国为维护其作为老成员国在共同农业政策中的利益，不愿改变既有的财政补贴现状。2005年，它们削弱了规范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欧洲财政规则（对1997年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进行改革），而此前在2003年两国都曾经违反了欧盟一致通过的财政规则。值得肯定的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与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所谓的“默科齐”（Merkozy）组合为应对这场痛苦而旷日持久的欧元危机而不懈合作，法德两国的欧洲领导角色有所再度重启。德国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发挥了“高级合伙人”的作用，而法国仅扮演“次级角色”，这对法国来说是相当少见和不适应的。20世纪50年代“欧洲防务共同体”（EDC）建设彻底失败之后，北约、跨大西洋关系以及民族国家层面的决策在传统的“高级政治”领域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领域，整个20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体化的成果乏善可陈。不过，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改变——特别是从21世纪初开始。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因其含有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实质性内容，已经成为其外交、安全与防务核心事务中的显著特征。CSDP行动已同过去明显不同，欧洲首次既不通过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也不组建临时性的国家联盟，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向世界展现自身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自2003年欧盟在波黑首次开展CSDP行动以来，它已经执行了约35次军事行动和民事任务，保护欧洲边界安全和稳定周边，并尽可能对外拓展其睦邻关系。这些行动中，有些规模虽然很小（就军队或文职人员数量而言）而且范围有限，特别是民事任务特派团。但其他一些行动的规模较为可观，例如确保贸易线路和打击非洲之角海盗的军事行动，或稳定欧洲南部边缘并确保地中海地区欧盟边界的军事行动，都标志着泛欧洲安全事务已步入新阶段。一般情况下，大多数CSDP行动都需要法德两国的许可和支持。如果两国做出共同承诺，那么CSDP行动无论是实质内容、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能得到保证。在2014年乌克兰冲突以及随后发生的国际危机政治中，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扮演主要角色。在2015年2月关于“新明斯克协议”13点计划的谈判过程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通过该协议达成妥协，提出各方采取措施结束在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接壤的顿巴斯地区（Donbass）的武装冲突。德国在制定与实施欧盟对俄关系议程中处在中心地位。在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中，德国表现出其在外交与安全事务领域更显著的领导作用，也体现了法德双边主义所具有的韧性和适应性。德国希望身边有法国的支持，因为它仍不愿单方面采取行动，而且法国的参与有助于欧洲其他国家加入。德国在外交与安全事务中对担任领导仍缺少经验，这使得法德双边关系在这一领域免遭领导权之争的威胁和挑战。甚至随着欧洲在对外政策、外交和安全领域出现了新方式和新内容，新时代法德关系以及两国各自和共同能发挥的作用似乎有了新可能和新选项。特别是在跨大西洋关系经常性紧张并有日趋加剧趋势的背景下，美国粗暴地执意让欧洲人自己承担更多安全与防务责任（这当然并非特朗普政府首创），英国“脱欧”和俄罗斯的复兴，欧洲安全事务的这些新局势和新挑战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法德关系在安全和防务等欧盟政策领域中的重要性。无论会产生何种结果，无论法国、德国的行动和法德的共同决定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对欧洲未来的外交政策、安全和防务方面的立场及其在世界上的整体作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展望第七个10年到2023年1月，《爱丽舍宫条约》会迎来签署60周年纪念日，欧洲的法德“嵌入式双边主义”将步入第七个10年。欧洲人当前面临的两个最迫切和最严峻挑战：一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多重灾难；二是处理英国“脱欧”事宜并巩固“后脱欧”时代的欧盟，都需要法德两国继续或者说重续其重要性，都要求法德这对特殊双边关系充分发挥其作为欧洲核心的作用。要想强化欧洲在其他政治关键领域的一体化，也同样需要法德发挥核心作用，这包括：（1）巩固和推进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2）增强欧洲作为世界政治行为体的地位；（3）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欧洲的对外关系并寻求其在世界政治中的适当角色和地位，尤其是要不断发展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在欧洲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初期，欧盟内部南北成员国之间以及法德之间的分歧曾有所加剧。南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成为疫情重灾区，而它们应对经济和社会遭受破坏的财政资源和手段却严重不足。在九国联名请求欧盟统一发行由所有成员国共同担保的主权债券——“新冠债券”（Corona bonds）时，法国首次公开充当了南方国家联盟的领导者，同多年以来都坚决拒绝债务共担的德国站在了对立面。不过，仅仅过了几个星期，法国就再次与德国达成妥协转向携手合作。2020年5月18日，两国政府提议设立一项高达5000亿欧元的欧盟抗疫复苏基金，向那些受此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助和支持。这让众多决策者和观察家大为惊讶。由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果断商讨并共同提出了这项倡议，又一个法德新词（neologism）——“默克龙”（Mercron）迅速成为欧洲的标准词汇。不过，这份“默克龙”提案遭到奥地利、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富裕小国的抵制。法德这一联合倡议的命运以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两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及其未来带来多重挑战中能共同发挥何种作用，将成为考验法德核心在或许更加异质化的欧盟中是否可以发挥引领作用的新试金石。同样地，应对英国“脱欧”，并稳定“后脱欧”时代的欧盟，也需要一个有效和强大的法德核心。英国的退出意味着欧盟失去了一个支持自由市场的成员国，英国一向主张深化欧盟单一市场，坚持开放型国际贸易，经济与文化均极为全球化。但英国不仅反感欧盟的进一步集权、对欧盟层面的监管与一致化持怀疑态度，而且也反对北约在欧洲的作用空心化。今后，德国、爱尔兰和荷兰等以支持自由市场的成员国在同更倾向于经济干预主义、强调规制和再分配作用和不愿支持自由化议程的欧盟国家博弈时，将失去英国这个盟友。此外，法国也失去了唯一一个与其在外交与安全事务上均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在国际舞台上都愿意使用军事手段来增进其利益和宣扬其价值观的欧盟伙伴。法国（及其他国家）还失去了一个欧盟内的盟友，英国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帮助软性平衡更强大的德国，制衡其影响力。尽管如此，英国退出欧盟却会把法国、德国和法德联合进一步推向舞台中央，并促使法德努力达成双边妥协。对于巴黎和柏林所代表或号召的不同集团和联盟来说，法德妥协既要切实可行又能够被其他成员国所接受；而作为整体的欧盟如果要采取行动并向前迈进，法德之间达成妥协无疑将更为关键、不可或缺。因此英国“脱欧”强化了欧盟其他大国的作用。这样一来，法德“嵌入式双边主义”很可能将在欧洲进一步发挥其历史作用，尤其是在欧盟安全与防务等英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政策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管理英国“脱欧”和“后脱欧”时代的欧盟、巩固和发展欧盟的对外关系及其在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中的作用，诸如此类的事例再次凸显了法德“嵌入式双边主义”在欧洲的核心作用。欧洲的立场、举措和成就，将建立在法德两国成功敲定协议和达成妥协的基础之上。倘若法德核心做不到团结一致，那么一切都可能无从谈起。我们深感荣幸——《锻塑欧洲》一书的中文版将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发生深刻重大变化之际，中国与欧洲之间无论是在经济与政治，还是在学术与文化领域的联系似乎都越来越紧密。欧洲政治并非仅仅是指欧盟政治。欧洲政治（甚至欧盟事务）也不单纯属于布鲁塞尔机制与欧盟各机构的产物和成果。相反，它们同欧盟成员国还有着重要而多样的关系，包括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或是成员国之间的特殊联系，例如法德关系以及它们在欧洲内部单独和共同发挥的作用。欧盟设在布鲁塞尔的机构与成员国政治之间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彼此交织。这些联系共同构建了欧洲政治以及作为整体的欧洲政体。本书如果能够有助于中国读者加深理解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客观评价法国、德国和法德关系作为欧洲核心的作用，我们将十分欣慰。乌尔里希·克罗茨，欧洲大学学院（EUI）政治学院教授，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项目主任约阿希姆·希尔德，德国特里尔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

简介：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作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欧洲也不能幸免。21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既迈出了许多推动欧洲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的重要步伐，推动了世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遭遇了诸多新挑战与新考验，欧洲区域合作与区域治理在整体上可谓艰难前行。2016年6月，英国举行全民脱欧公投，得到了超过半数民众的支持，这一公投结果无疑给英国乃至欧洲政治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可以说，无论是对英国社会政治发展、欧洲一体化与区域转型，还是对国际格局变革与全球治理进程，英国脱欧都可称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方面，作为英国所谓选举民主的成果，脱欧虽然在短期内缓解和转移了英国社会的某些矛盾，但必将对英国经济和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脱欧公投也激化了英国国内新的社会分化和政治竞争，加深了欧洲一体化深化的困境。不仅如此，英国脱欧还开创了民族国家退出区域合作联盟的先例，它所折射的欧洲社会反一体化和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的抬头，不仅将对欧洲国家治理和区域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有损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使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多边合作面临巨大考验，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世界政治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作为《两岸欧洲研究丛书》的第二本作品，《英国脱欧与欧洲转型》是近年来两岸欧洲研究团体和专业学者之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结果，目的在于展现两岸学者针对英国脱欧及其意义、影响和欧盟主要大国的立场、态度等的相关思考，阐述欧盟成员国面对债务危机所进行的结构改革、德法两大核心成员国的政治领导与合作、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利益诉求以及欧盟主流政党因应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战略与策略，分析欧洲在经济货币政策、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政策协调、共同农业政策、司法整合、公民社会政治参与、基本人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与转型。丁纯在《英国脱欧和欧盟、欧洲一体化》一文中，深入分析并理性评估了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主要成因、脱欧进程衍生的结果以及对英国、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他认为，英国在以“均势政治”为原则的“光荣孤立”外交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基于实用主义参加欧洲一体化以及邦联主义的主导思维导致英国疑欧思潮不断发酵。同时，移民问题、英国向欧盟预算缴纳费用不合理，以及英国民众对欧委会等欧盟的相关原则规定如人员自由流动、过度的主权让渡、不民主的决策机制的不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加之政治家以连任为目的的刻意操弄，导致英国脱欧。脱欧公投一方面体现并加剧了英国社会的撕裂，另一方面也成为考验英、欧双方政治家的难题。英国脱欧加剧了欧洲金融业的系统风险，使欧盟经济面临严峻的不确定性。英国脱欧的方式以及脱欧后英欧经济关系范式的重构将迫使欧盟经济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转变。但从积极方面来看，英国脱欧将促使欧盟正视普遍高涨的欧盟改革和调整欧洲一体化方向的呼声，使越来越多的欧洲精英和民众对全民公决这种所谓的直接民主形式的结果和效率进行深刻反思，而英国艰难的脱欧进程作为“反面教材”，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亲和感得到提高，这对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欧洲政坛和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可能产生正面效果。罗至美的《英国脱欧议题及其对欧洲统合的意涵》一文，针对英国脱欧议题，分析此事件对欧洲统合以及欧盟传达之意涵为何，并研究欧盟政治领导阶层是否予以正确解读且以正确政策响应之。英国脱欧并非如表面般属个案，而系领导阶层提供错误政策之结果。检视英国脱欧公投中所呈现之实证证据，即不同社经阶级所呈现出对立性的分裂投票，可知分配（不）正义议题是主导投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经济不公的成长与分配正义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盟错误治理的产物。其原因之一在于欧盟领导阶层长期对经济自由主义之坚定信仰，放弃其对分配正义所应负之责任，而将分配问题留由市场机制去处理。再者，60年来，欧洲统合仅在经济与货币面向实践，至于在社会保护层面进行整合却未见受同等之关注。主政者必须正视与解决错误的经济治理，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不公与分配问题。然而此时欧盟各领袖针对英国脱欧事件之响应，亦即未来究应朝向“更多的欧洲”或“更少的欧洲”，却陷入分歧。不论未来朝向何种发展，英国脱欧事件明确地对欧洲统合传递以下之信息，亦即一个“社会的欧洲”以调和“经济的欧洲”使后者能更为内聚（inclusive）与公平，方能促使欧洲统合持续向前推进，并维系“政治的欧洲”能永续发展。卓忠宏的《论英国脱欧公投后欧洲的“合”与“分”：直布罗陀与加泰罗尼亚两案例研究》一文，旨在探讨英国脱欧后之发展，文中说明对超国家区域主义（supranational regionalism）的怀疑，导致欧洲极端势力的崛起，反对欧盟扩张、反欧元，以及要求举办类似英国之脱欧公投。此趋势不利于欧洲统合之深化与广化，此外，民族主义（nationalism）亦影响当前欧洲之发展，如英国、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均面临困境。英国加入欧盟至今，并未全面配合欧洲统合事务，仅参与跟自身利益相关之欧洲共同市场；至于欧盟进一步之政策深化，英国几乎都没有参与。换言之，英国脱欧对欧盟既定政策与运作影响并不大。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荷兰、意大利都表态要举行类似的公投。此外，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连带影响到北爱尔兰与爱尔兰边境是否要恢复管制的问题，此亦牵动欧洲各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内部民族分离意识，如直布罗陀回归（西班牙）问题、苏格兰独立问题、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问题、法国科西嘉岛分离主义等。论文最后以直布罗陀与加泰罗尼亚两案例为研究基础，借由分析区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理论，讨论其对欧洲政局带来的影响。叶国俊的论文《欧洲金融危机的终结：英国脱欧是阻力还是转机》，针对欧洲爆发之金融危机进行省思，观察到欧盟在政策协调合作与迅速行动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面对外来冲击常迟疑不决，难以挽回反建制浪潮下一连串的负面政经冲击。虽然英国脱欧公投与后续所代表的“脱欧/疑欧势力”或许已然名誉扫地，却仍可能牵动诸如匈牙利或波兰等“留欧疑欧势力”动态，进而影响2019年5月欧洲议会大选结果。该文依据英国脱欧公投前后情势，以及作者已发表之经济实证结果，进行政策论述。证据显示欧债危机发生后金融市场整合程度破坏状况，并指出英国仍一如往常独走，与欧盟及欧元区成员国关联性很低。英国与欧盟经济在脱欧过程中势必两败俱伤，但是双方不论是理念或现况，包括人员流动、贸易与金融资本市场整合，以及经济结构对称性等方面，已是遥不可及且格格不入。少掉一匹发展过程中的“特洛伊木马”，对于欧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此在英国脱欧成真之后，欧盟未来发展，仍要依靠凝聚成员国共识与自身努力，渡过金融海啸与欧债危机之冲击，并重启进一步整合的动能。在《德国应对英国脱欧进程及对欧盟未来改革的立场》一文中，郑春荣和范一杨指出，英国脱欧不仅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而且给德国在欧盟的领导者角色带来挑战。德国在脱欧谈判的拉锯战中呈现出务实且遵循原则的姿态，一方面拒绝英国认为自己可以对脱欧条件“挑挑捡捡”的幻想，另一方面对未来英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进行长远规划。虽然德国国内和欧盟各成员国在谈判过程中保持了团结、一致，但由于英国国内分歧较大，双方难以对脱欧草案，尤其是北爱尔兰边境问题妥协。针对欧洲一体化危机，德国联合核心欧洲国家在经济治理、安全与防务、难民管控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倡议，欧盟同时达成了“多速欧洲”的前景规划。在德法轴心的推动下，欧盟改革艰难向前。英国脱欧公投及其结果迫使欧盟进行整固、反思与改革。大选过后，德法轴心的重启使“核心欧洲”的方案更加突出，但欧盟改革应如何触及欧盟制度设计的天然缺陷、应如何平衡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进一步考验着德国的领导力。赖昀辰教授在《英国脱欧后的美欧英安全合作展望》一文中，探讨英国脱欧后美欧英三角关系的变化。文中指出英国以美国特殊伙伴的角色作为欧盟成员国，一方面成为欧盟与美国沟通交流之桥梁，另一方面在欧盟中为美国的利益发声。而英国作为美国的特殊伙伴，与全球各个重要行为者关系之改变，对美国利益形成重大影响，且英国脱欧之决定也改变了英国与欧陆强权之关系。此外，本篇论文着重于美欧英安全合作层面的探讨，其中美欧之间的欧洲安全合作主要奠基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然而近年欧盟亦致力于创造独立自主的防卫能力，使得欧盟与北约在欧洲安全合作上有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双重关系。在这样矛盾的双重关系上，英国扮演了微妙的平衡联系角色。英国选择离开欧盟后，英国不再扮演平衡的角色，预期北约与欧盟间之竞合关系将会加强。作者认为，虽然英国决定脱离欧盟，或许使美欧之间失去了一个沟通渠道，但也为欧盟强化军事能力开启了一扇窗，反而拉紧美欧关系及加强美欧合作，亦能增加美欧同盟介入世界安全事务的能力。因此，英国脱欧后美欧安全合作的发展，仍需视欧盟与北约间关系之调和而定。杨三亿的《英国脱欧与波兰的欧盟整合政策》一文，针对英国脱欧前后，观察其对中东欧政经情势及欧盟整合之发展及影响，并聚焦于波兰之个案研究。本文首先回顾中东欧加入欧盟之历史发展，其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脱离苏联阵营而独立，经过25年之政经改革，通过加入欧盟、北约，回归欧洲之做法，奠定其亲欧之发展道路。虽然中东欧国家政经改革已确立朝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之方向前进，但近期欧洲发生诸多重要事件，对欧洲地区之安全局势与中东欧国家之欧盟整合产生若干影响。其以波兰为例，波兰当前政治发展相当受人瞩目，主因在于波兰当前政治与欧盟主流民意有所不同。自2015年起，在内外因素影响下，波兰政治右派崛起，造成波兰与欧盟在众多政策领域中产生歧异并引起扞格，如欧盟难民政策即为其中一例。而在此背景下，英国脱欧将加深中东欧国家疑欧之效应。英国脱欧将对欧洲安全体系产生冲击，进而造成欧俄中间地带国家之未来安全环境朝向负面发展，未来若干中东欧国家对美国与北约组织的安全需求可能渐增。而在此脉络下，诸多关于强化安全环境与国家主权之诉求将可能增强中东欧国家内部政治发展，使其国内右派力量增长，而外部安全与内部发展之连动性，将对欧盟之整合政策造成冲击与挑战。佟家栋和刘程在《欧元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绩效述评》一文中指出，在全球实施过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四大经济体中，欧元区是体量最大、政策工具最为复杂的一个。囿于欧盟特定的法律、历史和制度因素，以及货币与财政、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失衡，欧洲央行在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时机、进程和结构安排等方面较其他国家而言均体现出诸多不同。本文认为，货币、金融与财政三个领域一体化程度的失衡、市场融资结构、“最终贷款人”授权的缺失以及对“定向主权债务救济”的担忧是造成欧元区非常规政策在很长时间里呈现保守和折衷特征的关键原因。这些因素既影响了欧央行设计和推出非标准化措施的时机和力度，也对其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效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回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实践历程，分析了其货币刺激政策特殊结构的成因，并对其绩效进行了评价。李贵英的《从Micula一案看欧盟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之困境》一文，乃是对自《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外商直接投资划归欧盟专属权限后，所衍生之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例如欧盟与其成员国在间接投资方面之权限划分，以及投资人与东道国间之争端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引发不少讨论。又如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欧盟成员国之间业已洽签之双边投资条约，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该等条约应如何定位，以及法律效力如何等问题，皆有厘清之必要。但是欧盟与其成员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在国际法上，就同一事项先后订定条约之情况所在多有，然而近年来欧盟条约与国际投资条约在适用上引起之冲突，随着若干国际投资仲裁判断之出炉而备受关注。该等判断涉及欧盟成员国间之双边投资条约，且事关欧盟法之优先性原则。而仲裁判断后续承认与执行之问题，更为成员国与投资人瞩目之焦点。故本文拟就实际案例进行研究，针对一件涉及外商直接投资保护，与欧盟竞争法（国家补贴）之仲裁案，分析投资人与东道国之争端解决仲裁判断与欧盟法间之冲突，可能导致法律上之不安定性，以及欧盟成员国违反条约义务之问题。在《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就业政策的协调机制与效果研究》一文中，成新轩首先从经济和社会背景出发探讨了欧盟与成员国间就业政策协调机制的重要意义。接着，在系统考察欧盟就业政策从磋商、协调到共同就业政策发展框架确定，再到共同就业政策监督机制实施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她认为，“开放式协调”是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就业政策的主要协调机制，也是欧盟社会政策领域最成熟和有效的运行机制。随着机制的不断发展完善，欧盟就业率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开放式协调机制下就业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在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对欧盟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区域就业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后，文章指出，欧盟就业战略对各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促进作用，能够通过提升欧盟各成员国的就业率，促进欧盟整体的发展进步，但目前欧盟仍需要在就业政策协调中加大与各国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政策措施，从而加快欧盟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同时加大欧盟就业政策协调有效性评价指标的“硬性”程度，使就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欧盟就业政策协调的目标，提升欧盟经济和社会的聚合程度。谭伟恩在《欧洲整合过程中的共同农业政策及其对发展中国家之影响》一文中，探讨自1962年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实行以来，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相关问题不断在成员国间引发热烈讨论及争辩。CAP对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采取积极鼓励与强力支持，导致欧洲农民有极大的诱因扩张生产，并且让这样的生产渐渐背离了粮食市场上的消费者需求。同时欧洲以外的粮食市场也因为CAP的出口补贴措施而必须相应地调降粮食价格，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入短缺。从1990年开始，CAP在内容上有了明显修正，对于农产品的市场干预力道减小，且随后陆续在1999年、2003年、2004年，及2005年密集地进行调整。然而，无论就目前的粮食自产能力，还是向外购买所需粮食之财力，欧盟现在的客观条件均已足够充分保障其成员国的粮食安全。从2017年被废止的糖配额制度以观，CAP目前对于成员国农民所提供之补助或支持措施不但欠缺有效率的作为，且经济代价过高，还同时危害到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收入，使其粮食安全难以自保。作者认为，尽管欧盟已经开始进行CAP的改革，但为了继续确保欧洲本身的粮食安全，CAP仍然维持一定程度的境内保护与境外歧视，这不仅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还同时危害到非欧盟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张浚的《欧洲的国家转型及其政治图景：从欧洲民粹主义谈起》一文，从欧洲国家转型的角度分析当前欧洲民粹主义不断高涨的原因。在回顾梳理战后欧洲民粹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基础上，作者提出，纵观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历史，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壮大过程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高度同步。1980年代欧洲各国推行的福利国家改革，在欧洲开启了新一轮的国家转型进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团结”观念下的“共识政治”以及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机制受到削弱，国家卸下了多种经济和社会职能。在欧洲福利国家框架下实现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平衡关系向着市场倾斜，国家为社会提供保护的能力被不断削弱，劳动者的社会权益被不断侵蚀，这是各类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日渐高涨的根本原因。因此，民粹主义的发展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西方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和平与繁荣，在科技进步、新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市场力量的全球扩张削弱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条件下重新建立市场与社会之间平衡关系，将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陈丽娟的《“多速欧洲”：欧盟命运之反思》一文，乃是针对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对欧盟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文中说明欧盟执委会所公布之“欧洲之未来”白皮书（White Paper on the Future of Europe）中所谓之多速（multi-speed）发展模式，亦即个别成员国得就特别计划项目相结合，即使其他成员国并不想加入群组，并以目前申根区（Schengen Area）与使用单一货币之欧元区（Eurozone）作为两个例子进行说明。此外，文中亦以英国脱欧公投前后为分界点，并以申根区与欧元区为例，探讨“多速欧洲”发展之状况以及未来。在1999年《阿姆斯特丹条约》生效后，条约中明文规定允许部分成员国针对非专属职权之事务加强合作，因此，“欧洲之未来”白皮书使“多速欧洲”模式不再是禁忌，而成为欧洲统合之新模式。然而“多速欧洲”模式的出现，却也可能导致欧盟的分裂，当火车头的国家不断制定新规定，后面的国家就必须迎头赶上，亦可能造成非核心决策国家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因此作者认为在不同的发展程度与不同利益上，要如何防止欧盟解体或名存实亡，考验着欧盟领导人的智慧，并且必须审慎运用不同速度的统合以面对英国脱欧对欧盟所造成的危机。在《欧盟治理中的公民社会及其政治参与》一文中，吴志成和张萌指出，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欧盟越来越受到民主赤字和合法性危机的困扰。21世纪以来，欧盟更加认识到公民社会参与欧盟治理的必要性，开始采取措施重视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鼓励其政治参与活动。欧盟公民社会主要通过公开协调方法、公开咨询、公民陪审团、学术论坛、网络化的公民对话、政治游说等方式参与欧盟治理并对欧盟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欧盟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既是促进欧盟治理民主化、合法化、透明化的有效方式，也是连接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推动欧盟决策符合欧洲公民利益需求的重要途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欧盟民主赤字，也开拓了欧洲公民舆论空间，有助于形成广泛的欧洲认同和欧盟归属感。但是，欧盟公民社会还处于成长和发展之中，依然面临着诸多局限与挑战。如传统的西欧民主制度在欧盟东扩进程中面临逐渐增加的民主赤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民社会组织数量依然有限；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欧盟政治体制的局限；公民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仍不完善，普遍缺乏资源基础和行政组织能力，制约了政治活动的参与；“集体行动逻辑”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凝聚力和行动效率。陈淳文的《欧盟先决问题程序与司法整合发展》一文，针对欧盟运作条约第267条所规定的先决问题程序进行探讨。基于此条文所建立的先决问题机制，主要是要确保基于条约所建立之法规范的共同体性格，让此法规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在各成员国内都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其目的就是预防各成员国在适用欧盟法时不要出现解释上的分歧，同时也给各国法官提供一个排除困难的途径，此困难就是在成员国各自的司法体制下要让欧盟法实践其完整效力而引发的。换言之，此条文旨在建置一个欧盟法院与成员国法院直接合作的体制；在此合作体制下，成员国法院以十分密切的方式共同参与并促成欧盟法适用的正确性、解释之统一性与确保欧盟对个人所提供之保障。自《里斯本条约》之后，除了外交与共同安全领域外，其他所有有关欧盟法的问题，成员国法院都可以提出先决问题。由此观之，先决问题程序对于欧盟整合的发展最具影响力。本文首先阐述先决问题程序与成员国宪法法院之互动情形，再通过相关案例分析，探究该程序对欧盟司法整合之影响。谢国廉的《欧盟媒体多元主义与民主制度之发展：基本人权保护之视角》一文，以人权保护之观点，深入分析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11条之媒体多元主义，及其与民主之关系。近年来，媒体多元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已成为欧盟保护基本人权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11条规定，首先，所有人于欧盟皆享有表意自由。其次，媒体的自由与多元主义于欧盟应受到尊重。虽欧盟法已将其对媒体自由权与媒体多元性之尊重，提升至条约层级之法规范，然而事实上，媒体多元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错综复杂，保护与尊重难以立即实现。欧盟执委会所举办之“2016年基本人权年度研讨会”，即以媒体多元化与民主的关系作为会议的主题，并发布相关报告。于研讨会及报告中，参与者提出以下五点诉求：第一，保护媒体自由与免于政治压力之独立运作；第二，于欧盟确保媒体之财务独立性；第三，保护记者与记者的表意自由；第四，保护记者与新媒体工作者免于仇恨言论之攻击；第五，保护“吹哨者”与调查报导。故本文研究之重点在于人权研讨会之参与者以人权保护的观点所提之五点诉求，依序探讨与此等诉求有关之媒体环境现况与危机，并进一步分析人权研讨会所提出之关键行动方案。陈新在《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结构改革》一文中认为，在应对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欧洲采取了紧缩财政、稳定金融和结构改革三管齐下的方式。紧缩财政和稳定金融是危机时的紧急举措，而随着危机的平复，欧元区重债国家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在对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结构改革的进展逐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指出，欧元区重债国家由于各自的经济发展路径不一，其结构改革的重点和特性也不尽相同。但也有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共管理、税制、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领域。接受救助的重债国因受到硬约束的压力，改革力度大，因而取得了初步效果。没有接受救助的重债国的改革则呈现软约束状态，其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总体而言，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结构改革已初见成效。重债国家结束了救助计划，经济走上复苏轨道；结构改革推动了经营环境改善，提升了经济竞争能力。但必须指出，改革和重债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程度虽有所削弱，却依然处于较高水平；随着救助计划的结束，由于外界硬约束的消失，部分接受救助的国家在结构改革的问题上出现了反复。结构改革要想取得成功，重要的是同步进行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同时有效应对从硬约束向软约束的转型考验，并保持改革的动力。李巍和邓允轩的《德国的政治领导与欧债危机的治理》一文认为，由希腊债务问题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是“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严峻考验着欧洲的危机治理能力。德国作为欧洲经济最重要的“火车头”，在欧债危机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束手旁观、转向介入和发挥领导三个阶段的变化。德国在最后阶段领导欧盟成员国贯彻以紧缩财政、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德国式经济理念，强化了欧元区的财政联盟，而且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这一新的永久性的区域金融制度安排，从而平息了危机。德国的政治领导在宏观战略层面体现为展示公信力、塑造向心力和行使强制力；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体现为设置议程、构建共识和寻求盟友。围绕德国如何在欧债危机治理中发挥其政治领导能力、创建符合德国偏好的制度安排这一核心问题，文章对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行为表现进行深入的过程追踪，指出：第一，德国应对欧债危机的态度与行动经历了拒不救助向积极主导危机治理的转变，这主要源于维护欧元这一核心利益的需要，以及借助危机强化自身领导地位并以德国模式实现欧洲一体化抱负的动机。第二，德国在危机治理中实现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通过宏观战略层面的公信力、向心力、强制力和操作手段层面的设置议程、建构共识、寻求盟友，有效贯彻了危机治理的德国理念与模式。第三，在德国的政治领导下，欧盟及欧元区在财政联盟和救援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更加完善的制度升级，形成了具有德国特色的危机治理长效机制，这些机制不仅促成了危机的平息，而且在危机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继续发挥着有效的指引、约束和监管作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公共物品。而德国在欧债危机的治理过程中的政治领导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区域制度建设的深入，也强化了自身在欧洲的区域制度霸权。在《德法合作的欧盟领导权模式》一文中，熊炜指出，权威是国际关系领导权研究的一个巨大难题，新近的理论探讨了权威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法理、交换、传统、声誉等多种来源而建立的可能性，凸显了权威变化与国家实力消长的异步性。而德国在欧盟的领导权之所以被广泛讨论和关注，正是因为德国本应是一个缺乏足够权威以担任欧盟领导的国家。有鉴于此，他首先集中讨论了德国克服其权威基础不足和天然缺陷的策略，发现德国通过对法国妥协以换取合作从而实现从法国“借权威”的方式，来克服自身权威短缺且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常规渠道进行弥补的困难。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欧盟在领导权威问题上最为突出的一体化发展方向的确定、危机应对和国际代表三个方面的案例，探讨了德国如何通过对法国的妥协与让步以确保对法国权威的借用以实现欧盟国家的集体行动，并指出，在欧盟的实践中，领导权发挥作用集中体现于三种情况：一是欧盟国家关于一体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产生分歧，需要依靠权威凝聚共识，设定一体化的目标和方向，这一般是通过德法两国联合提出倡议以议题设置的方式来实现；二是欧盟面临危机时刻，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出应对危机的措施，权威的作用主要在于能够提出令成员国接受的方案；三是欧盟需要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发出“一个声音”，维护欧盟的利益。姜琍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一文，在欧盟三轮东扩的背景下，从中东欧国家的角度讨论了它们在欧盟的利益诉求，主要包括：重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强调经济发展和财政收益，关心政治制度设计三方面。而由于国家实力和政治抱负不同，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的影响力存在差异，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积极对欧盟事务发挥影响力，第二类国家虽然有影响欧盟事务的政治抱负却没有相应的实力，第三类国家满足于欧盟内部达成的共识。接着，文章深入剖析了中东欧国家在欧盟进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特点：一是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欧盟利益之上；二是根据讨论和谈判的议题形成临时性联盟；三是重视次区域合作集团的作用；四是积极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五是缺乏沟通和妥协的文化。最后，文章指出，唯有从欧盟的角度看待民族国家利益，加强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沟通和理解，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中东欧新成员国才能增强在欧盟的影响力，并更多地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获利。高启中在《欧盟成员国间双边投保协定的存废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兼论以“投资法院系统”模式作为替代方案之评析》一文中，首先探讨欧盟成员国间之双边投保协定（intra-EU BITs）与欧盟法规范冲突所衍生之存废争议。欧盟于2004年与2007年历经东扩，该等国家加入欧盟前，借由缔结双边投保协定吸引外资，其中缔约相对国包括欧盟成员国。而在该等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此等条约即成为成员国间之双边投保协定。欧盟认为依据单一市场之规范，各成员国投资人享有跨境投资自由；此外，成员国间双边投保协定为特定成员国投资人创设了条约下的权利；且依据此等协定所作成之仲裁判断，内容多有抵触欧盟法，故要求终止此等协定。但若应欧盟要求终止双边投保协定，将形成投资人对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之真空。故本文深入探讨在此情形下，是否存有适当机制得以替代原先双边投保协定所赋予之投资仲裁争端解决机制。其中颇值得关注者为欧盟近年倡议之“投资法院系统”，其针对现行投资仲裁机制所引发之争议，提出诸多革新，若以多边架构版本之“投资法院系统”作为欧盟成员国间双边投保协定废止后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应属可行。但“投资法院系统”仍存有部分隐忧，如“限制投资人不得选任仲裁人”一节，将可能降低投资人使用仲裁之意愿。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欧盟成员国主流政党的应对战略——以欧债危机发生后的德、英、法三国为例》一文中，李明明提出，随着欧洲一体化日益在成员国被政治化，欧盟主流政党面临严重考验。它们由此采用的应对战略对本国欧洲政策和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去政治化战略、民粹主义战略、参与和引导战略是欧盟主流政党应对政治化采取的三种战略。结合欧债危机以来德国、英国和法国三国主流政党对政治化的政策，他对这三种战略的实施过程和政策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的发展来看，如今对欧盟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使民众对欧盟或一体化的争议通过主流政党之间的竞争体现出来，这种竞争能够让民众的不满获得出口，同时也兼顾欧洲一体化和成员国的整体利益。主流政党如果任由极端政党成为民众不满的发泄渠道，类似于英国脱欧的大戏或许还会重演。目前来看，参与和引导战略是适合欧盟主流政党应对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在欧洲议题上开展竞争、疏导大众不满的战略。然而这一战略还没有真正成型，特别是在具体战略落实上还存在严重不足。各国国内政治条件也有待完善，且该战略未为主流政党所普遍认可并效仿。未来其发展道路还需要欧盟精英进行更多的实践和探讨。《英国脱欧与欧洲转型》是由大陆学者、欧洲让·莫奈讲席教授吴志成教授与台湾学者、欧洲让·莫奈讲席教授李贵英教授共同主编，也凝聚着两岸众多同仁的努力和心血。他们是本书的作者、编委、出版事务协助者以及相关期刊的撰稿人。在此，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暨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周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暨中国欧洲学会执行秘书长陈新教授、台湾欧洲联盟中心主任暨台湾大学让·莫奈讲席教授苏宏达先生、台湾欧洲联盟中心执行长郑家庆先生为本书的策划、组织、征稿工作所提供的宝贵指导和支持，感谢王亚琪博士为本书初稿引注规范的统一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余佳璋博士和王亚琪博士为编辑本书附录《欧盟专有名词英文、台湾译名、大陆译名对照表》所付出的辛劳。本书出版中的疏漏和不足难免，祈请学界同仁不吝指正。（主编 吴志成 李贵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