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魏道儒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简介： 作为宋明理学奠基者，北宋五子担负着回应佛道挑战、复兴儒学、确立儒家正统的历史使命；同时，面对儒学心性论的自身缺陷，其又不得不借鉴、吸取佛教心性思想之精深思辨及理论模式。本书以北宋五子心性论与佛教心性论关系为研究对象，即鉴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对佛教既批判又借鉴的双面性，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及典籍文献，运用史料论证及理论分析结合的方式，对五子理学心性论与佛教心性思想相关涉之处做具体分析、比较与考证，厘定与还原北宋中期三教融摄的现实状况，以及宋明理学与佛教的理论渊源关系，并探讨儒释互鉴的价值意义。

简介： 在西方文学领域，“垮掉的一代”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在与美国正统社会的文化抗争中，该流派的诸多作家从佛教中吸取资源，将“垮掉”文化与佛教相结合。杰克•凯鲁亚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本书主要以《达摩流浪者》为例，兼及凯鲁亚克的其他重要著作，结合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当时美国佛教的发展状况，对凯鲁亚克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简介： 费多尔·伊波里托维奇·舍尔巴茨基（Fёdor Ippolitovich Stcherbatsky 1866-1942）是在佛教学研究方面影响过一代风气的学人。他是著名的印度学和佛教学专家，又是印度哲学和藏学文献的权威。生前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并且是欧洲三个著名学术协会——伦敦皇家亚洲学会，巴黎亚洲学会和柏林东方学会——的会员。舍尔巴茨基于1866年9月15日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便掌握了德、法、英三种语言。1884年他进入彼得堡大学，师事著名梵语学者米纳耶夫（Минаев），以后又曾问学于米纳耶夫的高足奥登堡（Ordenburg）；同一时期，他还曾从德国学者F.A.布劳恩（Braun）学习哥特语、古代北欧语、古代德国高地语；另外还研习过教会斯拉夫语等，充分显示出他的语言才能。1889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之后，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师从印度学权威比累尔（Büler）进修印度文学，攻读梵文经典波你尼（Panini）的语法及法论和题铭学等，从中深深感受了印度古代学者精于分析的学风。梵语当中，“文法”本义即为“分析”；而“正理”本义为“方式”，指释读经典的方法。1899年参加罗马举行的东方学者集会后，他应邀往波恩同雅各比（Jacobi）教授研究梵语论书，对雅各比直探原典，重视语言分析和思想源流的学风深为膺服。1900年归国后，执教于波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与著名学者奥登堡共事。同一时期，开始研究北方一系的佛教文献，注意到了藏文文献的重要性。舍氏对文献学的深湛功力与他从语言学入手，进而研究文学，再转至哲学研究的学术路子是分不开的。他曾在大学中开设研究迦利陀莎《云使》和沙恭达罗戏剧的课程。他的学风接近雅各比和比累尔。依据其深睿锐利的哲学头脑，辅以渊博厚实的语言学素养，他对印度思想往往有精确而严密的理解。1910-1911年，舍尔巴茨基曾往印度实地考察。于孟买与印度学者讨论耆那教经典和《法论》等；于加尔各答和贝那勒斯苦心搜求梵文哲学本子，其中多有正理派著述。在此期间，他在塔尔吉林格拜见了第十三世达赖，并获得所馈赠的大批藏文抄本。从印度归来，他致力于对世亲《俱舍论》和世友释本的研究。作为其研究成果，发表了《佛教的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一书。该书被认为是对小乘佛教哲学体系的精辟而中肯的批判。他在佛学方面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佛教的涅槃概念》1055068。该书是对大乘佛教思想的总体把握，其中往往涉及婆罗门哲学及梵藏语言问题，显示了其人的广博才识。《佛教逻辑》（两卷本）是舍氏最后一部巨著。它出版于1930-1932年间，最初以英文写成。如果考虑到舍氏对法称的研究始于1900年，并曾以俄文出版过《晚期佛教徒学说中之认识论和逻辑》（Teopия поэнaния и логикa по yчeнию поэнeйшиx бyддиcтoв,1903-1909），那么，《佛教逻辑》就是前后约25年的研究成果。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综合了佛教史、佛教哲学和梵藏文献研究的当时的重要成果，纵观东西方逻辑思想的发展，选择了三位佛教思想家——陈那、法称、法上为对象，通过东西方逻辑的比较，对晚期大乘佛教的认识论逻辑作了充分估价。该书问世半个多世纪了。它一直享有佛教学研究中权威著作的地位。直至今天印度的印度学学者们也将它奉为划时代的作品。译者首次读到这本书是在王森先生和虞愚先生的指点下，目的是为了准备一篇有关因明的硕士论文。当时边读边摘译，待论文完成时，基本上译完了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一部分。以后又断断续续地补译改订。五年中间，三易其稿。尽管如此，译文仍难让人满意。译者诚恳期待批评。为便于阅读，这里顺便说明几点。由于舍尔巴茨基在书中坚持采用比较哲学研究的方法，他又是用英文写作，所以好些概念只能借用西方哲学术语表达，而他的研究对象恰恰又是印度思想背景下的佛教逻辑。为此译者对某些重要的术语如何汉译，往往踌躇再三，不敢下笔。因为就是原著者自己也认为：要找到一个西方哲学术语等值地表达印度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任何词汇，尤其哲学词汇都是它依存的哲学系统的一部分，孤立地、简单地移借难免造成误解。对此，舍尔巴茨基是有深刻了解的，他在书中显然并未拘泥于一个概念的本来内涵（其实就是在西方哲学中，同一概念名称对不同哲学家往往也有不同的意义），而只求大致为东西两大系统通融。例如，对于佛教哲学中的终极真实者（paramārthasat），他便认为是可以用实在、存在、实体、实质、本质等来说明的。因而在他的概念系统中，诸如paramārthasat、vastu、sat、dravya、dharma都是可以互换的。译者在译文中也就在等值意义上使用“实在”与“真实”两者，并不以为二者有任何区别。另外，经量部的认识论——若以舍氏的眼光看，应称为批判性的实在论——或批判的反映论，两个名称侧重了不同的哲学含义。前者表示外部世界的最终极真实性对于认识活动说来，是给悬置了的。它仅仅强调对象（外境）是认识不可缺少的因素，artha-kriyā-sāmarthya-laksaṇam（具有境之功能的自相）。仅在此意义上，它是实在的。后一反映论（sārūpya-vāda）的名称，则说明认识过程中并没有实然地直接把握对象，而只是在意识中生出了对象的影像。由于认识论是佛教逻辑中包含的一大特色，这里多加几句说明。首先，译者对于影像并未作进一步细分，因为若按西方认识心理学来区分的印象、心象、表象等都含有印度人“影相”之外的意义。译者只是采用“表象”这个概念，并以它来对译梵文为pratibhāsa、bhāsanam和ākāra的概念，尽管“表象”严格说来已包含了理智加工过了的感觉印象的意义，而印度人原本所指的只是简单的单纯的近乎直觉性的反映。另外，反映（sārūpya）在舍氏的书中译成conformity（符合），译者译为“相似相符”，就认识过程言，它指概念形成中忽略个别者差异以及判断形成中主谓统一的过程。这是经量部哲学的要点。玄奘的“带相说”指的便是这种心理过程。从梵文形式上看sārūpya可分为sā的前缀与rūpya（形相、形式、形色），sā有三个意义，即：1）表现为……，含有……，具有……2）同……一道的，带有……的；3）属于……同一类的。因而sārūpya说明认识过程时便表示了：1）主体意识中生出并包含对象的形象（影相）；2）作为最初的认识来源（能量）的感性能力必然是能带相（对象的形式）的；3）当知性介入，着手处理感性材料时，必然有一个将杂多统一，即格式化、形式化（formation）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舍尔巴茨基的英译“conformity”是恰当的，因为这个词就有“与某一形式同一”的意义。由于带相说在瑜伽经量部哲学（佛教逻辑便是其主体）中的特殊意义，译音在此录上《颂释补》中一个颂，以供读者参考——“智中境象，如青黄等。乃外境于识中引生。境象即能量。识中影相与外境有关，故尔说青黄等色是外境，自证是果。外境即所量”。本书第458页，第1注对此有说明。另外，由于原著者认为陈那的认识论体系与康德哲学有惊人的相似，所以倾向于多用康德的术语，尤其是用他的 Ding-an-sich来说明佛教的svalaks.aṇa（自相）。译者在这种情况下称Ding-an-sich为“物自体”；而在讨论外部世界真实性时，译者将与Realitt（实在）和S=achheit（物）相关联的Ding-an-sich译成“自在之物”。实则两个译名为一回事。最后，原著者在阐述佛教的刹那存在论时，创造了一个术语“point-instant”（=Kraftpunkt）。他的意思是指这是空间与时间观念生出的依据。译者译成“点刹那”，保留原含义。最后，建议读者先阅读书末的“逻辑主题索引”，以对术语和佛教逻辑体系有大致的了解。宋立道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简介： 唐宋时期民间佛教成为庶民信仰的主流，南方地区四川、云南、浙江由民间佛教信仰形成的一系列人格化、偶像化神祇，如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像，不仅被单尊供奉，而且也被组合供奉，显示了民众对佛教信仰的认识。本书以唐宋时期南方地区流行的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像为研究对象，依据辑录的造像材料，统计分析造像特征，追溯造像及信仰的渊源，兴盛情况，地区间造像的相互联系。同时对造像进行分期研究，释读造像记的含义，对重点造像进行专题讨论，进而分析民间佛教信仰的特点。这些讨论又都放在唐宋时期社会背景中去考察，以重构历史的原境和庶民信仰的选择。

简介： Th.Stcherbatsky，Ph.D.The ConceptionofBuddhist Nirvāna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Leningrad，1927Reprinted in Shanghai，China，1940根据苏联社会科学院1927年列宁格勒版译出

简介： 魏道儒佛教戒律内容广泛、作用独特、影响深远，对僧俗信众个人来说，戒律是坚持信仰、维持修行的强制性规定；对僧团和居士组织而言，戒律是维护机构存在、延续和有效运转的制度保障。释迦牟尼在传教弘法过程中一贯强调戒律的重要性，临终还教导僧众要“以戒为师”。从古到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主流思想中，重视戒律这个传统似乎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来没有受到过强烈质疑和严峻挑战。可以说，戒律是衡量是不是合格的佛教徒的重要标准，是决定佛教能否生存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虔诚信仰者的心目中，戒律体系是庄严的、神圣的、不可践踏的。这不仅是出家僧众的共识，也是供养僧团的护法群体的心愿，更是统治阶级政治要求中的重要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佛教戒律思想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也不意味着具体戒律条文是不能增删的、不可更改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基本教义重要内容的戒律思想会不断演进，具体戒律条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印度佛教中，各种戒律系统分别归属于小乘戒律（声闻戒）和大乘戒律（菩萨戒）两大体系。其中，小乘戒律是整个佛教戒律的基础，大乘戒律是在小乘戒律基础上形成的。小乘戒律和大乘戒律都传到了中国，并且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印度佛教戒律传到中国后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戒律体系。当佛教传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时候，为了适应所传地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必然发生变化，既有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有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戒律作为僧俗信众的道德规范、生活准则、修行准则，作为僧团的规章制度，当然也要发生或急或缓、或大或小的变化。研究印度佛教戒律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的戒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属于研究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佛教中国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佛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相继参加的学者很多，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相对说来，对佛教戒律中国化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一些，成果数量比较少一些。特别是对大乘佛教戒律中国化方式、途径、作用、影响及其现实价值的研究，更是一个亟待加强的方面。随着我国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深化这方面研究的现实意义就进一步凸显出来了。呈现给读者朋友的这部《晋隋之际佛教戒律的两次变革——〈梵网经〉菩萨戒及智注疏研究》，正是这方面一个值得推荐的优秀成果。这本书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对《梵网经》的内容、特点、真伪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二，对智《菩萨戒义疏》的内容、特点、价值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三，对《梵网经》和《菩萨戒义疏》的关系以及两者在中国佛教戒律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详细论证。本书在做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时，既借鉴了学术界已有的重要成果，又提出了成系统的新观点，具有把相关研究实质性地向前推进的性质。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进行这三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从通览中国佛教戒律发展总趋势的视角，提出了汉传佛教在戒律变化方面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的观点，描述了佛教戒律中国化在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进程、特定方式和运行机制。这些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本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与夏德美博士共同工作四年多，知道她在从事科研方面有三个优点。可以明显看到，三个优点也在本书中有所反映：第一，不怕吃苦受累，肯下功夫。例如，本书在说明《梵网经》戒条特点时，与十几种戒律典籍进行一一对照，仅此一项，就可反映作者在单位时间内阅读资料的数量之大。第二，学风踏实，既不人云亦云又不乱发议论。例如，本书不仅力求在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上都提出新观点，而且努力做到每一个观点都建立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绝不脱离史料云里雾里发议论。第三，有炽热的现实情怀。例如，本书研究《梵网经》和智者注疏的时候，既关注解决历史问题，也重视探讨实现中国佛教戒律现代化问题，努力为当下的“戒律变革”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最后，祝愿夏德美博士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不断进步，不断推出新成果、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