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连续七年发布的最新版本。本报告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2个子指标，涵盖114个国家和地区，量化评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与往年相比，2020年的报告新增汇率波动性指标，增加57个样本国家，采用缩尾处理方法规范异常值处理流程。从总体评级结果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低，社会弹性较高，偿债能力较强，整体投资风险低于新兴经济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级结果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风险水平低于整体水平，中等风险国家居多。

简介： Abstract:China's i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overseas investor. But the external risks facing Chinese firms in overseas investment saw a clear increase. This book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the main risks facing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abroad. The rating system designs five major indexes that comprise 41 sub-indexes. The five indexes include economic foundation, debt repayment capacity, social elasticity, political risk, and relations with China. On the whol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

简介：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但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显著提升。本书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1个子指标全面和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基础较好，偿债能力较强，社会弹性较高，政治风险较低，整体投资风险明显低于新兴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来说，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非常明显，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经济复苏进程，进而影响直接投资的环境。

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一，成立于1964年。研究所下设十一个研究室、五个编辑部、八个研究中心和科研处、人事处、办公室、资料信息室等部门，并管理两个全国性学会。研究所现有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130人。本研究所主要从事对策性和基础性研究，并承接政府部门交办和委托的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战略、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和世界能源等。本评级体系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的视角出发，构建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41个子指标，通过风险警示，为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参考。

简介： Abstract： The Country Risk Rating of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China（CROIC-IWEP）（2017）is a report produced by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The report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risk about 57 countries，based on 41 indicators covering the following 5 areas：economic fundamentals，debt-paying capacity，social flexibility，politic risk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oreover，the report also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risk about 35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routes. This report aims to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for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who have the demand to investment abroad.

简介： 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的集体研究成果。作者包括张明、王永中、张金杰、李国学、韩冰、潘圆圆、王碧珺、高蓓、陈博、刘洁、黄瑞云、赵奇锋。

简介： 张宇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从流量来看，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经由2004年的55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902亿美元，增长了15.4倍。从存量来看，位于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余额，也由2004年底的527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第3季度末的5590亿美元，增长了9.6倍。考虑到2013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约为1176亿美元，中国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获得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稀缺资源以及突破各种壁垒获得国外市场份额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得的成就，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最终取决于中国企业整体实力的增强与充足的外汇储备规模。随着中国经济的提升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仅将继续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也会进一步得到提升。然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遭遇了比较突出的风险。在发达国家市场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遭遇的是投资受阻的风险，例如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受阻、华为并购3COM受阻；而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遭遇的则是社会政治动荡风险、经济政策变动风险、员工安全风险等，例如利比亚战争导致中国在该国的投资遭受了较大损失、苏丹南北分裂导致中国石油企业在该国的投资遭遇较大不确定性等。对中国企业而言，如果能够定期获得关于主要投资目的地国家整体风险的评估，将有助于这些企业制定相应对策，以便充分考虑特定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配置资产、保护其海外经济利益。对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而言，定期获得关于中国主要投资目的地的国家风险评级，也有助于这些部门更好地推动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更加具有针对性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迄今为止，国内外已有的各种国家风险评级，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中国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需求。首先，这些国家风险评级大多是由商业性机构制订的，例如国际上的标准普尔、穆迪与惠誉，国内的大公等。鉴于商业性评级机构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被评级对象缴纳的费用，因而它们很难克服各种利益冲突问题，难以保持客观公正独立的立场，总是在盈利与客观之间寻求平衡。其次，这些国家风险评级主要是评估一国的主权信用风险，对该国国债投资者的借鉴意义更强，而对要在该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的借鉴意义就要小些。与现有的各种国家风险评价体系相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团队开发出来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ountry-risk Rating of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China by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CROIC-IWEP），具有如下五个特点：第一，该评级体系的服务对象，恰好是有对外投资需求的中国企业，这是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量身定制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第二，该评级体系重点关注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同时兼顾主权债投资；第三，该评级体系覆盖了包括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与对华关系等五个方面的37项指标，力求全面评估投资目的国的整体风险；第四，该评级体系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引入了投资目的国对华关系这一评估模块，能够更具针对性地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服务；第五，该评级体系的开发依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这一与投资者和目的国均无利益冲突的智库，从而能够保持评级结果的独立、客观与公正。鉴于CROIC-IWEP团队是第一次发布国家风险评级结果，而国家风险评级本身是一项错综复杂、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故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评价体系一定还有很多缺陷与不足。该团队从2013年开始，将于每年年底发布一次国家风险评级报告，这就为他们充分借鉴吸收各方提出的批评意见、不断改善评级体系、提高评级的准确程度提供了便利。我衷心希望并且相信，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能够在未来不断修进完善，成长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一项代表性研究成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真正有用的风险预警，为中国经济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简介： 气候变化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一个科学问题。以各种自然气象灾害为表征的气候异常影响人类正常社会经济活动自古有之，虽然具有“黑天鹅”属性，但灾害防范与应对似乎也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但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关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排放二氧化碳引致全球长期增温态势的气候变化新认知，显然超出了“自然”范畴。这一意义上的气候变化，经过国际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观测研究辨析，有别于自然异变，主要归咎于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持续大规模土地利用变化致使自然界的碳减汇增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大幅快速攀升、全球地表增温、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极端天气事件频次增加强度增大、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安全问题严重威胁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因之于人类活动，防范、中止，抑或逆转气候变化，就需要人类改变行为，采取行动。而人类活动的指向性十分明确：趋利避害。不论是企业资产负债表编制，还是国民经济财富核算，目标函数都是当期收益的最大化，例如企业利润增加多少，经济增长率有多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直接有效的就是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在给定的技术及经济条件下，会负向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品质，企业减少盈利，经济增长降速，以货币收入计算的国民福祉不增反降。而减排的收益是未来气候风险的减少和弱化。也就是说，减排成本是当期的、确定的、具有明确行动主体的；减排的收益是未来的、不确定的、全球或全人类的。这样，工业革命后发端于功利主义伦理原则而发展、演进的常规或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气候变化“病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开出一个处方，触发更多毛病。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欧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试图将“当期的、确定的、具有明确主体的”成本和“未来的、不确定的、全球的”收益综合一体分析，从而一门新兴的学科，即气候变化经济学也就萌生了。由此可见，气候变化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与收益在主体与时间上的错位问题是一个悖论，在工业文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下，求解显然是困难的。从199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以来，只是部分的、有限的进展；正解在现行经济学学科体系下，可能不存在。不仅如此，温室气体排放与发展权益关联。工业革命以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收入水平高者，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当前谁该减、减多少，成为了一个规范经济学的国际和人际公平问题。更有甚者，气候已经而且正在变化，那些历史排放多、当前排放高的发达国家由于资金充裕、技术能力强，可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而那些历史排放少、当前排放低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多、损害大。这又成为一个伦理层面的气候公正问题。不论是减排，还是减少损失损害，均需要资金与技术。钱从哪儿来？如果筹到钱，又该如何用？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国际贸易是双赢选择，但是如果产品和服务中所含的碳纳入成本核算，不仅比较优势发生改变，而且也出现隐含于产品的碳排放，呈现生产与消费的空间错位。经济学理论表明市场是最有效的。如果有限的碳排放配额能够通过市场配置，碳效率是最高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全方位的行动。如果一个社区、一座城市能够实现低碳或近零碳，其集合体国家，也就可能走向近零碳。然而，温室气体不仅仅是二氧化碳，不仅仅是化石能源燃烧。碳市场建立、零碳社会建设，碳的核算方法必须科学准确。气候安全是人类的共同挑战，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气候治理就是一个艰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作为新兴交叉学科，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欧美高校不仅在研究生而且在本科生教学中纳入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内容，但在教材建设上尚没有加以系统构建。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气候变化经济学作为学科建设登峰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学科，依托生态文明研究所（原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团队开展建设。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批准自主设立气候变化经济学专业，开展气候变化经济学教学。国内一些高校也开设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相关课程内容的教学。学科建设需要学术创新，学术创新可构建话语体系，而话语体系需要教材体系作为载体，并加以固化和传授。为展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气候变化经济学优势学科建设团队协同国内近5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启动《气候变化经济学系列教材》的编撰工作，开展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此项工作，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形成了《气候变化经济学导论》《适应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气候变化经济学》《全球气候治理》《碳核算方法学》《气候金融》《贸易与气候变化》《碳市场经济学》《低碳城市的理论、方法与实践》9本252万字的成果，供气候变化经济学教学、研究和培训选用。令人欣喜的是，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庄重宣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又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履行承诺。在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扰的2020年岁末的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中国进一步提振雄心，在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再次强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的担当和奉献放大和激发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响。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明确表示在2050年前后实现净零排放，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提出净零排放的目标；美国也在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后于2021年2月19日重新加入。保障气候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步入新的境界。这些内容尽管尚未纳入第一版系列教材，但在后续的修订和再版中，必将得到充分的体现。人类活动引致的气候变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随工业化进程而加剧；基于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经济学原理，可以在局部或单个问题上提供解决方案，但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彻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这就需要在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下，开拓创新，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气候变化经济学。从这一意义上讲，目前的系列教材只是一种尝试，采用的素材也多源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评估和国内外现有文献。教材的学术性、规范性和系统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本系列教材的编撰团队，恳望学生、教师、科研人员和决策实践人员，指正错误，提出改进建议。潘家华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