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道德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一直被学界所关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中，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形式的政治道德，不是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之中，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对人的本质的深入解读是我们把握政治道德的逻辑起点。作为社会关系基石的生产关系构成了政治道德的物质基础，实现了政治道德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建立在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使政治道德呈现出价值理性的鲜明特质，兼具科学认知、价值批判与理想追求的功能，从而使政治道德秉持政治正义的价值旨归。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演进，政治道德也必然实现历史形态的转化，从而实现政治道德理想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设性、历史性与进步性的统一，为政治实践的正当性指明方向。

关键词：政治道德  人的本质  生产关系  价值理性  政治正义

政治道德是以善恶判断为核心的政治价值。千百年来，社会追求“道德的至善”，政治追求“优良的生活”，道德与政治往往联袂而生，共同推动着政治文明的形成。从西方古典的德性政治，到近代西方的权利政治；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张扬到无产阶级价值理性的勃兴，政治道德话语或者高昂或者式微，构成一幅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反观中国古代，“道德”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语汇，以儒家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强调政治的教化和教化的政治，凸显出政治统治浓重的德性色彩。建立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实现了对中外政治道德的超越。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是以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善恶标准，以政治主体的道德情操和政治实践为实质内容，以政治关系调节为作用形式，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的价值判断与实践规范，成为当代社会人们政治实践的重要图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构成了政治道德的主体，因此，对人的本质的深入解读是我们把握政治道德的逻辑起点；在决定人的本质存在的一切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并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石构成了政治道德的物质基础，实现了政治道德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建立在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作为政治统治的应然之境，政治离不开道德，甚至把美德嵌入政治，呈现出“价值理性”的鲜明特质，兼具科学认知、价值批判与理想追求的功能，这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独特内涵，体现了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为政治实践的正当性指明了方向。

一、人的本质——政治道德的逻辑起点

在人类政治实践的现实图景中，政治道德必然伴随始终。追溯政治道德的缘起，劳动创造的人及其现实存在成为不二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作为“世界历史”有机组成的社会意识形式，必然包含诸如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诸多形态，成为人类劳动创造的精神升华。相应而言，包含于其中的政治道德，其主体必然是属人的，是人类劳动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只有契合人的本质、符合社会关系发展要求的政治道德才能发挥应有的规范，推动人类从“政治解放”到“自由人联合体”的飞跃。这就必然引发人们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唯物史观核心命题的追问，为我们解读政治道德提供了学理依据。

人是现实中的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长期以来，受上帝创造人、英雄创史等唯心史观的影响，政治道德与政治神话联袂而生，政治道德主体的“非人”解读不绝于耳，用“神”的超验力量或“超人”的权力意志规定人的本质，必然会造成政治道德主体的抽象性与神秘感。鉴于此，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开始于宗教批判。他强调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由此否定了宗教的权威以及对人的宰制，实现了“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的转变。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人，具有向往合群性生活、成为“政治动物”的现实必然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即政治主体为了实现自由平等的生活愿景而追求政治制度的公平公正。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因为政治实践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本质发展，推动“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所以，政治道德在这里起到了鞭策和保障作用，进一步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合乎道德的政治，才符合人的本质的发展，才能达成政治生活的良善美愿。二是政治主体的实践意识，即处在社会关系中的政治主体决定了政治道德只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规范着人们的政治实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政治主体遵循政治道德，在实践中破除畸形的社会关系就是为了恢复人的本真状态，实现由政治解放向人的全面发展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政治道德具有导向性与目的性。三是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体现在“为人”的价值属性上。如前所述，既然政治道德的主体是“属人”的，那么就蕴含着“为人”的属性与特点。一方面，作为政治道德主体的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政治实践必须服务于现实中的人；另一方面，“人是国家”的命题也径直地说明人是政治道德的主体而非被政治奴役的客体，鉴于此，现实的人既是政治道德的逻辑起点，也是政治道德的价值旨归，彰显出政治道德的人文关怀。

人是社会的人，政治共同体为政治道德提供了存在场域。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在其本性上的“合群性”以及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认为公民道德的良善与否必须合乎政治公正的需要，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需要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作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作为政治组织载体，使得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与“道德动物”在社会关系中得到了统合。因为仅仅作为伦常说教的道德必然是苍白的，只有获得政治的认同与支持，形成“政治”的道德，才能产生相应的权威；同时，政治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需要符合道德的规范，形成“道德”的政治，才能缓和阶级矛盾，提升政治统治的认同感与有效性。但不管是“政治”的道德还是“道德”的政治，都只能在社会的人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中、在政治共同体中产生并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由此可见，政治道德不是抽象的，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般规约，是以阶级利益来区分善恶，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低下，人以群居的方式生存，由此形成以氏族为单位、以物物交换为形式的分配关系，在家庭中则形成以配偶子嗣等情感为核心的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由家庭扩展到氏族乃至国家，由个人上升到族群乃至阶级，最终形成了以利益分配为核心，以阶级对抗为形式的政治伦理关系。所以，政治道德是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指引下，人所独有的生存需要与社会进步的产物，体现的是政治社会中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善恶标准和政治行为准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阶级的人，政治道德产生并依存于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成为政治道德的存在场域。

现实中人的物质利益需求构成了政治道德形成并演进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既然人的本质取决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核心是经济关系，这就说明现实中的人无法摆脱物质利益的困扰，特别是随着私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人们之间为争夺资源、获取利益而爆发了族群和氏族之间的争斗。争斗的频发使得道德规范、内在信仰、风俗习惯等软性约束难以调和矛盾，为了避免“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于是国家产生了。伴随着国家的产生，以统治阶级为轴心、以利益分配为动力、以政治秩序为目的的善恶观念开始形成，并最终升华为阶级社会的政治道德。所以，政治道德是通过调节利益关系来规范政治行为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经由政治主体的推动、政治权力的执行、政治社会化的传播、政治客体的认同，形成政治信仰的感召机制，并因“信”而“仰”，发挥政治道德改造社会的实践功能。在此过程中，物质利益始终是政治道德形成并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那么政治道德离开了物质利益就会沦为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空壳，丧失其实践性。这说明，政治道德并不是抽象地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来推动政治道德的形成与发展，这是政治道德演进的动力。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政治道德主体的人是现实的人，阶级的人，也是追求物质利益的人，形成了以调节利益为基础，以政治共同体为实现载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价值规范和实践探索。人之本质与政治道德的内在理路启示我们：政治道德建设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促进人民幸福作为政治道德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从这一意义而言，新时代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的，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与精神条件，体现了对人的本质的现实关怀，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理论继承性与实践厚重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二、生产关系——政治道德的物质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人的本质构成政治道德的逻辑起点，在现实中存在的、作为人之本质规定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则成为政治道德产生的真正土壤。唯物史观认为，在诸多社会关系的存在样态中，必然有一种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指向为“生产关系”并升华或聚焦为“经济基础”。就是说，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政治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的，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与政治道德的阶级性；人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与政治道德的依附性；物质利益的分配方式与政治道德的真实性。

政治道德作为政治生活的应然境界和实然标准，其核心要义在于政治主体之于政治实践的价值判断，这就必然关涉政治道德的经济基础，凸显政治道德的阶级功能，指向政治道德的实践准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因掌控生产资料而占据经济基础，因之在观念上层建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和话语权，为政治道德规定善恶标准——符合本阶级利益的为“善”，否则为“恶”，并把这种标准通过意识形态的包装，说成是全民的“共同利益”乃至全球的“普世价值”。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道：“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鉴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超越了以往政治道德的抽象性、唯心性与虚伪性，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广大人民群众代言，实现了阶级性与人民性、道义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样，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其政治道德就打上了人民立场的烙印，确立了“为绝大多数人”发声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在政治道德的“善恶”界定上，马克思主义因主张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分化，实现生产资料全民共有而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它把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视作“善”的归宿；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对人本质的摧残视为“恶”的根源，从根本上颠覆了资产阶级政治道德话语的“正统”与“权威”，从而占据着人类道德发展的制高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就是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道德也必然因“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而丧失其原有的、以阶级对立为善恶依循的本质规定，从而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道德原则所取代。所以，只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视角来透视政治道德，才能把握其演变规律，揭示其内在本质。

人们在不同社会的劳动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政治道德的依附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和阶级统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主导道德原则，一方面受制于经济基础层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制于上层建筑层面政治关系的影响；既可以通过人们在劳动关系中表现的目的与手段、权利与责任、享有与奉献等道德状况，反映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与生命尊严；也可以通过一定社会的政治道德状况映射出一定社会的劳动关系，诸如劳动剥削与政治压迫、劳动平等与政治民主、劳动合作与政治协商等；前者实质上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政治道德的性质与走向，后者彰显出劳动者的政治地位、社会价值和人格尊严。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批判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剥削是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特别是资产阶级劳动剥削的制度化，体现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存在，其产生必然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密切关联。与此同时，资本剥削的残酷性促使无产阶级产生从自发到自觉的反抗——对政治正义的追求，导致无产阶级对平等、诚信、公平、公正——社会良善的憧憬，体现出无产阶级政治道德的理想性和革命性。从一般意义上讲，作为政治社会人之存在的基本方式，劳动关系中人与人的平等与合作体现出砥砺互助、诚信友爱、宽厚包容、责任担当的道德意识，这一关系渐次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宽容意识、协商氛围、仁爱情怀和牺牲精神，折射出政治道德对劳动关系的依附与关联。可见，“政治关系是人类生活关系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缩影，由此与人类生活关系整体变迁相一致的政治权力——权利关系或权力制度也就必然蕴涵着不同的政治伦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导致人的异化，在政治道德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法权”的维护，视资本主义道德为永恒正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政治道德与社会制度才达成真正的“和解”，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道德对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超越，继而实现对传统政治道德的超越。由此可见，政治道德形成于人们的劳动实践，存在于社会的经济关系，升华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在特定社会具体劳动关系的本质规定中，经由生产关系上升至政治关系，由此引领政治道德的发展方向，体现出政治道德对经济基础的依附性。

作为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政治道德的现实性依赖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支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存在着建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物质利益的分配方式，政治道德才能超越思辨，落地生根。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一切道德原则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并且以明确的善恶标准表达了政治主体的政治理想，以鲜明的是非观念规范着政治客体的运行方式，以清晰的价值旨归引领着政治实践的目标追求，并最终以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为政治道德寻求合理的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由于占有着生产关系的核心要素——生产资料，从而垄断着劳动产品的分配权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别处在“劳”与“获”的严重不对等境遇，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有悖正义。在资本的控制下，人们在劳动关系中理应存在的人本情怀、公平公正、爱岗敬业、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等道德情操，都将因严重的分配不公而流于空谈、限于思辨，从而暴露了资产阶级政治道德——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的伪善面孔。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不可避免地形成贫富悬殊，直接导致阶级的分化与对立、社会的失序与混乱、政治的紧张与纷争，使得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取得道德的主导权，就需要通过革命的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先进的生产方式并由此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政治革命的道义性体现在“剥夺剥夺者”的正义性和实现“人的解放”的崇高性，表现为无产阶级政治道德的进步性。从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来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日趋壮大，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日臻成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日趋完善，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也必将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为实现社会的宽容和谐、诚信友善、责任奉献等道德境界并最终升华为人民中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奠定制度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以劳动成果的公平享有来捍卫社会正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真实性。

综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了政治道德的存在基础，而利益的产生及分配的公平始终是贯穿政治道德演变的主线。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旨在通过调整不适宜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追求社会公平，实现社会正义，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道义性与真实性，也只有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巩固政治道德的阶级基础。

三、价值理性——政治道德的内在意蕴

如果说人的本质与生产关系是从主体与物质基础的视角来审视政治道德，那么价值理性则是从本质与内在价值的视角来剖析政治道德，体现出政治道德自主存在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决定了政治道德是情感与理性、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价值理性不再是空洞抽象的价值说教，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政治实践，是政治道德“求真”与“求善”的必然要求，从而使政治道德发挥着价值导向的功能。

从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政治作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僭越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旁落与罢黜，政治道德异化为服从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出现了只求政治手段精确化和有效性，不问政治行为合乎道义初衷的“技术政治”，由此引发价值理性危机：政治理想苍白与政治信仰倦怠。这样，高扬工具理性、贬抑价值理性的“技术政治”和追求感官享受、贬斥道德价值的“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顽疾。实际上，政治道德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政治道德是为人的全面发展而规设的前进方向，指向人类美好生活的应然之境。所以，价值理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内在属性。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价值理性，以尊重历史规律来探求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事实探知凸显的是“求真”的理性维度，对人的全面发展体现的是“求善”的价值维度。作为政治道德的内在价值意蕴，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价值理性体现为价值求索与规律探索的高度融合，在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的统一中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本质特点，使作为政治道德的价值理性呈现出政治实践的主体性与价值追求的优先性的统一。在政治实践的主体性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始终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视劳动人民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不是政治奴役的客体，并以超越政治解放，追寻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理性的终极目标，体现了对人之主体的至高关怀。在价值优先性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注重从道德原则、伦理规范、道义责任、公正至善等维度对政治实践加以引导规制，从而展现出对政治主体的道德关切，对政治实践的意义寻觅，对政治蓝图的理性勾画，使价值理性在政治道德的功能彰显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就人类发展而言，理性是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而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因为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破除剥削压迫，实现自由平等，这本身绝不是悬浮于社会存在之上的抽象思辨，而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真实命题。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以理性来实现价值之目的，以价值来捍卫理性之正义，使得政治道德具有崇德向善的乖张与炽热，又不失理性务实的清醒与冷峻，成为政治良知与政治智慧的统一体。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所蕴含的价值理性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基础上的，在遵循并利用规律的基础上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因而是明确、合理与普遍的；在价值的实现方式上，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既有对无产阶级悲惨境遇的理性同情，又展现出对这种非道德境遇的现实批判与实践改造，实现了由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科学的路径。其次，价值理性蕴含着政治信仰，它能通过理性调节机制使信仰者笃信并笃行，真正做到“忠”于心，“诚”于行，从而自觉主动地以理想信念引领实践，激发革命者的政治激情，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注入持久的动力。相对于自律的价值理性,建立在政治信仰基础上的政治理性对人内心的约束力要强大得多,也要有效得多。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中的政治信仰是对“两个必然”的科学把握，所以，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建立在科学认知这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坚定理想信念的统一。最后，在历史维度方面，价值理性强调政治道德的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不是悬浮于历史之外的妄想或虚无，而是汲取前人的智慧，既对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历史形态进行考辨，又立足于现实对资本主义政治道德开展批判，并以此展望未来，构建理想的政治道德蓝图，这样便可以“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察,在科学认知的事实性维度上为应然规范寻找根基”，同时又能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奠定物质基础，实现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通。

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价值理性意蕴还体现为哲学“爱智”的本意，它通过对政治行为的追问和思辨，从而探索政治道德的运行规律，提升政治道德批判现实、反思传统、服务未来的能力，真正发挥展现政治哲学作为“批判武器”的独特功能，以此提炼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彰显出无产阶级政治道德的阶级理性。与此同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作为政治道德内在范畴的价值理性除了具有批判性，还具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并以调节政治关系的价值规范来明确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价值理性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依归，确立了政治道德的“善恶”标准，并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所以，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价值理性是科学认知、价值追求与政治实践的统一体，它不是政治乌托邦式的道德幻想，也不是政治神话式的浪漫言说，而是深入到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来阐释价值理性，以人民为主体来实践价值理性，这样，价值理性融入了政治科学“求真”与政治哲学“求善”之中，具有政治品格的批判性、政治改造的实践性、政治立场的人民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独特性得以彰显。

价值理性的特质决定了政治道德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这种功能源自于价值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定位。“价值理性作为源自人的实践活动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精神，以智慧之理性回答人类政治生活‘是怎样’的认识论问题,解决政治生活的真理问题；以德性之价值回答人类政治生活‘应怎样’的价值论问题,解决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问题；以智慧和德性的双重观照,回答人类政治生活‘要怎样’的实践论问题,解决人类政治生活的真理和价值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价值理性能够为无产阶级提供明确的革命方向，从而消除对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迷思，因为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会把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说成永恒的政治蓝图，并以美好的道德承诺来削弱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钝化并消解政治道德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相当于“政治清醒剂”，能够在追问价值理性引发的基本问题中保持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具体而言，价值理性中的“批判性”是对“应怎样”的回应，以资本批判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应然性；“实践性”是回答“是怎样”的问题，以改造社会来直面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实然性；而“人民性”则是对应“要怎样”的问题，以人民群众的政治实践来捍卫政治道德为民的必然性。这样，政治道德的价值理性能够以“应然”之理想、“实然”之现实、“必然”之追求来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与目的性，坚定共产主义的价值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政治道德还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革命壮大的过程中，受队伍结构、出身地位、思想觉悟等因素的影响，容易浸染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政治道德的纯洁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地位的获得更容易引发政治道德的蜕化变质，出现不思进取、道德败坏、信仰迷失等状况，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鞭挞与激励，并以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为统领，开展政治道德教育，发挥政治道德的教化功能，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形成政治道德的话语权威性与广泛性，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的话语权与主动权，提升政治道德的解释力与实效性。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在人类的政治发展中扮演着“导航仪”与“助推器”的角色，其昭示的公平、正义等代表着人类政治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为无产阶级事业提供了价值的指导与理性判断，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助力于共产主义的实现。

综上所述，政治道德的价值理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指向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合目的性在于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政治道德的价值导向功能，实现价值理性的崇高理想性与现实指向性。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以政治道德建设为核心，发挥政治道德示范性与引领性，并以价值理性来厚植政治道德的根基，包括理想的追求、发展的愿景、人本的情怀、创新的意志、自由的境界、平等的原则、正义的诉求、包容的心境、守法的意识，等等。正因为如此，当下中国既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效率来提升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以公平来解决共同富裕等现实问题，以此提升公平正义的现实获得感，这理应成为新时代政治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四、政治正义——政治道德的价值旨归

政治正义作为政治价值的至高形态是政治道德的价值旨归。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公共权力的价值属性必然视正义为其应然性的伦理归宿，政治正义不仅具有政治底蕴与伦理属性、公共权力与道德功用相统一的特点，而且包含政治实践的善治诉求和公民生活的道德要求，从实然与应然、现实与未来等不同层面为政治道德的发展构筑向上的阶梯。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正义既是一种至高的政治价值，也是一种现实的政治理念。作为前者的政治正义具有崇高性与应然性，凸显的是政治道德的理想性；作为后者的政治正义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联袂而生，体现的是政治道德的现实性。可见，政治正义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特征。

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作为政治正义具象化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境界的形成，安定和谐的政治秩序的创设，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政治主体的道德判断，因为政治道德首先体现的是政治主体的道德判断能力，这种道德判断必然以正义的境界为标准，也就是说，政治主体的道德判断及其价值取向是否合理，最终要符合政治正义的应然性原则。同时，公平公正的政治境界、安定和谐的政治秩序本身就具有道德“向善”的属性，因为在政治正义的境界中呈现的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往往构成政治社会道德理想的核心内容，是政治道德的实践价值向度。人民至上、自由情怀、平等意志、宽容精神、制度公正等不是限于思辨的纯粹理念，而具有为社会成员所接纳、认同、践行的特点，既是政治认同，更是道德认同，从而实现了政治正义与政治道德的互通。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乃百德之总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政治正义体现出崇高性和应然性，引领着政治道德的基本内涵及价值走向，规范着政治主体的道德要求以及国家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如果缺少政治道德对政治主体的德性要求和政治客体的向善规范，政治正义则会缺乏理据的支撑而沦为政治幻想；同样，如果没有政治正义对政治道德的合目的与合规律相统一的应然性引领，政治道德很可能失却正义的方向而沦为统治阶级愚民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其反思性与批判性荡然无存。

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坚持政治正义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公正的实践向度，秉承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理论品质，通过经济批判来揭示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为理念，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内容的资产主义政治道德的虚伪性，揭示资产阶级政治道德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辩护的反动本质，为无产阶级政治正义的实现寻求了理想的图景与可行的路径。从政治正义的阶级立场上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和阶级对立，从而构建起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善恶标准的政治道德，显示出政治正义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从政治正义的道义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既是从“自由人联合体”来审视资本主义的政治道德，又是从生产方式的现实矛盾出发，从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视角来剖析政治道德，实现了政治正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所以，只有把政治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由现实的规范认同上升为持久的理性认同，政治正义的道德支柱才能得以挺立。从政治正义的价值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正义是从公共利益出发，基于一定的政治立场和道德评判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价值理念，并与政治道德共同关注公共利益的生成，进而在价值位阶上形成各自的侧重点与研究域。在以政治正义为指引的政治价值谱系中，立足政治道德的理论品质，不断地批判、建构和超越现实，不仅构成了政治道德演进的路径，也成为政治正义升华的阶梯。千百年来人们对政治道德的探寻与理解虽然存有差异，但其追求美好，指向真、善、美的价值内核却具有稳定性，构成了政治正义的历史坐标。无论是政治思想的善恶之辨，政治实践的义利之辨，还是政治情感的美丑之辨；无论呈现在政治道德层面的价值遵循，还是上升到政治正义层面的价值旨归，都需要从现实的物质关系中，从经济关系中去找寻依据，“正义根源于实践，必然体现一定阶级利益的正义原则和应然状态的现实逻辑和理想逻辑的统一”。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政治道德与政治正义的内在逻辑理路，既不在“诗与远方”的浪漫中展现，也不是在青灯古卷的故纸堆中思辨，而是在人类社会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在鲜活的政治实践中得以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中得以彰显。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的不公与政治的不道德是合谋的，在制度上体现为剥削关系的定型化。“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为此，无产阶级政治正义的实现，必然要通过“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正义性既体现对“剥夺剥夺者”的道德正当性，更体现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道德合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政治道德也必然从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向社会主义历史形态的转化，代之而来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这就为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制度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的确立、政治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主义政治道德与一切剥削制度的政治道德相比,它是更高类型的政治道德，体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制度公正为形式，以价值理性为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以政治正义为价值旨归的观念体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治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至高政治价值和现实政治理念，对政治道德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导向和实践引领作用。进一步讲，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政治道德本身就是对政治正义的践行，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政治道德与政治正义的和谐统一。只有符合政治正义的期待，依循政治实践的要求，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先进性，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政治正义与政治道德在政治实践中彼此呼应的基础上，将在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圆融，到那时，共产主义的价值原则实现了对二者的超越。

由此可见，政治道德与政治正义相辅相成，彼此交融。在当今中国，“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如果说“民心”侧重于政治道德的情感认同，那么“正义”则注重于政治正义的理性认同，“道义”与“正义”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维度。政治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只有符合政治正义的期待，对接政治道德的要求，才能使政治制度由强制约束变为自觉遵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持久而深厚的价值基础。（注释略）

注：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9JZD00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