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刻便宜便捷但地位不高

　　毋昭裔刻印儒家经书的权威记载来自《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三年”：“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毋昭裔以其私财营建废绝已久的学馆，且向蜀主孟昶请求雕版印制儒家九经，得到了孟昶的同意。毋昭裔营建学校、刻印经书对于蜀地文化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是重要的文化举措。稍晚于司马光的孔平仲在《珩璜新论》中说：“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版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与《资治通鉴》文字几乎全同，只是更为简略。这是关于毋昭裔刻经最早的两则文献记载，因为是北宋人记五代史事，更值得重视。

　　不过历代学者似乎都未曾目睹过这个最早的毋昭裔刻本，所有关于儒家经书版本源流的考证在源头上都指向五代国子监刊刻的九经。除此之外，同时有早期文献并不支持毋昭裔刻经这一历史记载。北宋陶岳在年代上早于司马光数十年，其《五代史补》记载：“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毋丘俭”（名实为“毌丘俭”）乃三国曹魏大将，当为“毋昭裔”之误。这段话今本《五代史补》中已佚，转引自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其重要性在于记述了毋昭裔刻书的具体动机——他因借书时朋友面露难色而受到了刺激，所以发愿以后刻书，使读书人易得之。毋氏所借的《文选》自然应是写本，朋友犯难也在于写本之珍贵，故毋氏发愤刊刻《文选》的首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扩大流通范围。这意味着版刻在当时是一种比手抄更便宜，也更易流通的书籍传播方式。

　　为了给像自己一样的寒士提供经典书籍，毋氏遂决定采用当时仅在民间印刷俗常读物的版刻技术。因此毋昭裔刻书，并非版刻技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特定精神刺激下的举措，版刻这种低端而便捷的方式与毋昭裔当时低微的处境正好对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说毋昭裔刻儒家经书。《挥麈录》接下来还有一段话：“唐明宗平蜀，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循其文气，这里的“仿其制作”应指仿照毋氏刻印《文选》之法来刻经，而非仿照其刻经事业。清儒顾千里曾在给陈鱣的信中说：“近段大令又掊击果泉先生《文选序》用毋昭裔镂版事，以载《五代史补》一语为杜撰。”《五代史补》之传本的确不无可疑之处，但毋昭裔刻《文选》事并非仅见于此。《宋史·毋守素传》载“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毋守素是毋昭裔之子，他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三部刻本携至中原，却无儒家经书。毋氏所刻为《文选》五臣注本，其书“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本粗而舛误多”。此描述与毋氏印书之初衷相符，并非确定精善文本。

　　由此来看，毋昭裔刻《文选》当为事实，而其刻经则为可疑之事件，其实他与儒家经书的关系在另一个方面是确凿无疑的。在担任后蜀宰相期间，他主持了石刻九经，即文献中所称的蜀石经或孟蜀石经。这是一种官方举措，其刻立地点亦在学宫，性质与他基于个人因素而刻《文选》等书显然有别。

　　刻经提升雕版印刷工艺水准和社会认同

　　自古以来，官方刻立石经是为了确定经书的标准文本，并由此彰扬新朝的文化正统地位。后蜀虽是地方政权，但此举的政治意味显而易见。并且相较于此前的石经，蜀石经的一大特点是不仅刻有经文，而且刻有注文，这在石经的传统中是空前的，其工程量之大亦是空前的。蜀石经为欧体正字，雕刻精良，文本不仅依据开成石经做过仔细校订，书写者也都是当世名家。而与石经相比，版刻的地位大为逊色。毋昭裔版刻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虽非民间日用之书，但属于科举应试的常备书籍，仍具有实用特点。应当说，相较于此前的佛经日历字书等，毋氏刻书在文化层次上确实有了提升，不过刻书毕竟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进行确定经书文本这样重大的文化事业，石刻的尊崇地位仍是无可取代的。而且倘若《资治通鉴》所言为真，毋昭裔确有版刻九经，那么他同时刻立石经的举措就进一步证明了刻本的非正式地位，否则何必做重复工呢？

　　《资治通鉴》关于毋昭裔刻经的记载没有所系之具体日月，其下一条则是“六月壬子，沧州奏契丹知卢台军事范阳张藏英来降”，再下一条记载五代国子监刻印九经：“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这种编排方式意味着什么？或许存在错简，或许司马光误认毋昭裔主持的石经为刻经，或许司马光以一种模糊方式暗示两者间的关联？但无论如何，五代国子监刻经作为第一次官方刻经，直接影响了后代经书刻本。

　　对于五代的中原朝廷而言，刻经也是一种不得已之举，是财政窘迫下的被迫选择。然而因为是官方举措，不同于毋昭裔私人刻书，国子监刻经采取的是一种接近于石经的严谨制作方式。其正文以开成石经为据，并令国子监儒生各校所业之本经抄校，加入注文，成经注本。随后命官员详细校勘，并派善写楷书之人誊正，最后雇用专业刻工上版。宿白认为，“这是雕印书籍把书写和雕版这两个工序的人员明确分开的最早记录，而前此雕印实物字迹不甚规整，大约可以说明当时写、雕同出一人之手”。“同出一人之手”不宜一概而论（毋氏刻书即非如此），但国子监刻经相较于之前刻书在工艺的正规化与标准化上有极大提升，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中原朝廷虽难以刻立石经，但尽可能使其接近石经的制作，这可以说是木板上的“石经”，其面貌已绝非“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本粗而舛误多”。至此，雕版印刷来到一个历史节点，它的工艺水准与社会认同得到极大提升。

　　此后，以雕版印刷复制重要典籍成为正式之举，而不再是一种低端廉价的权宜之计了。我们通过考察相关记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五代国子监刻经的历史意义，正是借助这一“无奈之举”的特定历史契机，雕版印刷在社会上层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开启了中国书籍传播新的历史。在通行的印刷史叙述中，技术优势是雕版印刷成功的关键——它更高效、便宜与准确，其取代手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然而并非所有技术优势都会自然地获得累积进步的机会，偶然的时代契机往往是不可忽视的历史要素。对于中国雕版印刷的发展而言，五代国子监刻经正是这样一个不无偶然却又极为重要的历史契机。明乎此，可对中国雕版印刷发展史有更为接近历史实际的认识和把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宋馆阁与文人艺术”（19CA1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西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