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之“四说”

　　“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法言·问神》）。言语是思想的反映，从一个人的言语中可以了解他的心灵。杨国荣先生指出：“可以将庄子视为《庄子》一书的观念主体、把《庄子》一书看作庄子的思想载体。”（《庄子内篇释义》）亦是说，于文本《庄子》可以读出庄子的思想，窥见庄子的心灵。基于此，笔者以为，除“诗意地说”“叙事地说”“逻辑地说”之外，还有“心灵地说”。易言之，在“三说”之上还应加“一说”，此即“庄子之‘四说’”。

　　“诗意地说”是就叙述的语言风格而言，彰显的是语言特色。“叙事地说”是就叙述的行文方法而言，显露的是行文特色。“逻辑地说”是就叙述的内在理路而言，凸显的是行文思路。“心灵地说”是就叙述的精神实质而言，蕴含的是思想精髓。其中，“心灵地说”发自内心，是心中的呐喊，是最深沉、最本质、最震撼人心的言说。倘若用通俗语言解释“心灵地说”，即是不矫揉造作，实事求是，说出心里话；或是其语言文字所表达的都应该是心里话。简而言之，“心灵地说”即是心灵对话或庄子指称的“至言”。

　　因而，“心灵地说”至关重要。“诗意地说”“叙事地说”和“逻辑地说”是“心灵地说”的基础，“心灵地说”既是“诗意地说”“叙事地说”和“逻辑地说”的初衷，又是它们始终努力寻求的目标。“诗意地说”“叙事地说”和“逻辑地说”都要借助语言文字，离不开语言文字；离开了语言文字，此“三说”就无从说起。而“心灵地说”既可以借助语言文字，又可以超越语言文字，通过语言文字之外的其他途径来表达。

　　超越语言的“心灵地说”

　　“言为心声”，使“心灵地说”具有可能性。无论是“诗意地说”，还是“叙事地说”“逻辑地说”，所要表达的都是主体的心灵之声，都应该是对心灵的忠实描述。反之，脱离了主体，不顾主体所思所想，言语会变得空洞无物，会让人不知所云。

　　“言不尽意”，使“心灵地说”具有必要性。无论是“诗意地说”，还是“叙事地说”“逻辑地说”，都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完全全表达心灵之声。为了弥补它们的不足，尽可能清晰地表白心声，必须要“心灵地说”。

　　“目击而道存”，使“心灵地说”具有必然性。“心灵地说”超越了语言的局限。“得道者”之间什么都不用说，彼此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进行心灵对话，互相洞悉对方心思。“莫逆于心”“心有灵犀”“心心相印”都是描述“心灵地说”的经典词汇。总之，“心灵地说”是可以超越语言的心灵对话。

　　“心灵地说”之难

　　“心灵地说”难见。相较而言，“诗意地说”“叙事地说”“逻辑地说”都只是形式上的，只有“心灵地说”才是最本质的。但“诗意地说”“叙事地说”“逻辑地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心灵地说”要通过具体形式切切实实表达出来，没有具体形式，就无从说起，千头万绪闷在心里，彼此也无从了解对方心灵之声。正是因为“心灵地说”要借助其他形式言说，所以其反而容易被叙述它的形式所遮蔽，让人只见其形式，而不见形式所要表达的本质内容——“心灵之声”。“心灵地说”之难见，显而易见。

　　“心灵地说”难言。“心灵地说”已然突破了语言形式的藩篱，倘若再次返回语言这个具体形式之中，利用其表达“心灵地说”，势必再次陷入语言形式的泥淖而不可自拔。“心灵地说”既要借助语言，又不能拘泥于语言，在实际言说时，很难把握好尺度。“心灵地说”难言，而又必须要言。

　　“心灵地说”难为。如上所述，既然“心灵地说”既“难见”，又“难言”，那么就更“难为”了。语言是人们顺畅交流的工具，离开了语言，我们还能怎么“说”？交流的双方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庄子认为，这个共识是“道”。那么，“道”又是什么？这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体悟到的。上述一系列问题，层层关联却又层层难通，“心灵地说”着实难为。因此，庄子都无奈地说：“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心灵地说”（“至言”）何其难。

　　如何“心灵地说”

　　得意忘言，“心灵地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与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只在意心灵对话，不受言语的拘束。

　　大道无言，“心灵地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老子曰：大道无为，无为即无有，无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处无形。无形者不动，不动者，无言也，无言者，即静而无声。无形无声：无形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是谓微妙，是谓至神。”（《文子·精诚》）无为而无不为，无言而无不言。道通为一，无言与有言为一。无言即有言，有言即无言，无言胜有言。令人尴尬的是，“无言”终究还需要用“有言”来描述。这成为一个“悖论”。

　　除了以语言来描述心灵之外，“行”也是可以的。现实中的例子是：听觉与语言障碍者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手势来交流的；火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从停车到行驶或从行驶到停车等特殊情况下，均要依靠列车长与站点工作人员通过特制小旗和特定手势交流。据研究，手语产生于语言之前，在语言形成之前，古代人主要是靠手势来传达沟通意见的；现代人可以凭借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揣测、发现某人心情。然而，一般来说，这些细微的表情和偶然的动作发生在一瞬间，具有暂时性。只有当时正在关注的主体和被关注的对象，才能清楚地知道，并印在脑海里、存在记忆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会逐渐遗忘。当时不在场，或在场却没有关注的主体、被关注的对象却不得而知。要想让不在场，或在场却没有关注的主体、被关注的对象知道，必须借助语言文字或其他（譬如图画、影像）可储存的载体记录下来。否则，彼时那些没有付诸语言文字的以行动为表现方式的心灵对话，无法为他者所知。与“言”一样，“行”也有“行”的局限性。因此，“行”并不能代替“言”。

　　诚然，“心灵地说”可以超越语言，但“心灵地说”并不否定语言。正如杨国荣所说，“在庄子那里，超越不同于走向彼岸”，庄子隐世，但并不避世，庄子之超越是辩证的超越。这可以称得上是庄子的“辩证法”，庄子之“说”也是如此。可见，“心灵地说”并不是要摒弃语言这种叙述方式，也不是只需运用行为来传达心情，而是要综合运用“四说”，避免形式的捆缚和干扰，直白、诚实、真心地表达心情，无障碍、无隔阂、直接地心灵对话，即“至言”出场，真实客观地描述心灵，深切感受心情，再现心灵，感同身受。因此，“心灵地说”是辩证地超越语言，庄子之“四说”与其辩证的超越精神是一致的。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孵化项目“‘以水喻性’的嬗变与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发展”（AHSKF2018D68）、安徽省庄子研究会2020年重点研究课题一级课题“后疫情时代的庄子思想价值”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