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语言学人必须主动进行战略调整，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研究道路，彰显足够的学术自信。在西方语言学也走入平台期的今天，再闷着头进行所谓“追赶”必然会失去方向。

　　说到底，汉语研究根本性的新理论新方法，只能来自汉语本身。只有以我国的具体语言事实为研究起点，才能独立自主地提出具有民族性、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所谓民族性，就是植根于数千年汉语言文化自身的传统，不掉进西方中心主义概念体系的窠臼。所谓主体性，就是正视汉语自身的本来面目，抛弃印欧语眼光。所谓原创性，就是以汉语事实本身为基础构建理论，不因外来的理论削足适履。只有在一大批成系统的民族性、主体性、原创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语言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质和优势，才能反哺国际语言学界，促进其他语言的研究。从引进、吸收到建设、反哺，这就是语言本体研究正在面临的百年大变局。

　　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百年来汉语本体研究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成就说明，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取得突破和发展。

　　陈望道一贯主张做学问要“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反复强调“以中国的语文事实为研究对象”。《修辞学发凡》（1932）一改当时的模仿之风，处处留心汉语言事实，揭示了很多汉语特有的修辞现象，总结出规律，比如析字、错综、藏词、顶真等辞格都是独具创新的论述。《文法简论》（1978）提出“文法是词的形态变化规则及用词造句规则的总和”这个定义仅适合印欧语言，却不适合汉语，从而给出“文法是语文的组织规律”的新定义。

　　王力在《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中，也力倡在语言学研究中“避免牵强附会的毛病”，批评“努力在中国文法里寻求西洋文法”，指出“别人家里没有的东西，我们家里不见得就没有”“最重要的工作，在乎努力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他随后以《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为研究对象，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语法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发现“中国以造句法为主”，而词法是次要的。以此为突破口，《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开创了注重句式的研究道路。

　　吕叔湘早年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也同样“力图摆脱印欧语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朱德熙语），重视句式和表达，继承了“前人写书讲虚字和句读的精神”，尤其是下卷“表达论”以语义为纲描写汉语句法，走出了一条语法研究新路。晚年吕叔湘更是明确提出“要大破特破”，力图抛弃那些从形态语言里借用来的观念，甚至“词”“动词”“主语”这类基本概念，都要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建立起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

　　以上三位大家，他们的外语水平都很高，国外语言学的修养也很深。但是，他们所开创的注重修辞、注重句式、注重语义的研究取向，却是扎根于汉语本身的。

　　坚持实事求是，前辈大师们已经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语言学研究道路。进入21世纪，沈家煊《名词和动词》（2016）和《超越主谓结构》（2019）沿着前人的脚步，在一切从汉语实际出发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前者在大量语言事实基础上论述了汉语的动词是属于名词的一个次类“动态名词”的创见以及一系列相关现象，进而基于“名动包含说”阐释了“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这一中国传统的范畴观。后者在反对比附西方语法的基础上，在汉语里消解主语和谓语的对立以及动词的中心地位，突破句子的狭窄范围，从对话和互动的角度，从汉语流水型语篇的特性着眼，构建了汉语表情达意的“对言语法”体系。

　　体现中国特色

　　百年来，中华民族扭转命运、走向繁荣富强，靠的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 “中国特色”。语言研究要走好自己的路，也一定要坚持这样的中国特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三个得风气之先的专题中品味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第一，流水句。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最早发现，“汉语口语里特多流水句”，而“句子”这个术语并不适应汉语的情况。因为流水句具有“可断可连”的特点，所以这一事实触动了基于印欧语语法的句子观念的基础。但是囿于单句复句理论框架，其后的流水句研究陷入了困境。直到沈家煊《零句和流水句》（2012）结合赵元任正视汉语特点的“零句说”以及“名动包含说”，指出所谓汉语主谓结构就是话题说明结构，就是规模最小的流水句，反映了汉语句子体系和印欧语句子体系的本质差异。这一认识最终发展为“对言语法”理论，并启迪了对汉语复句、话题等的新研究。

　　第二，用体包含。“体用不二”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传统命题；语言的用法研究是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语言学家事实上历来就是这么做的。陈望道早年对虚词的一些研究，现在看来就是用法研究。吕叔湘晚年更是大力倡导用法研究，《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就有很多用法研究的典范。近年来，张伯江对汉语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进行了探索，也发现汉语句法结构的实质更多的是反映了汉语的语用结构。在名动包含说的基础上，沈家煊进一步指出汉语的句法包含在用法之内，汉语离开了用法就没有办法讲句法，汉语的用体包含和印欧语的用体二分截然不同。

　　第三，文学语言研究。汉语用体包含的特点，使得汉语语法修辞共冶一炉的专著在汉语语法史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吕叔湘、朱德熙、郭绍虞等大家都曾有专论，直到近年这方面仍新作频出。这在西洋语法专著中是不可思议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自然会把文学中的语言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因为文学正是语言运用的艺术。从这个角度看，文学语言研究可以朝着语言学的方向更进一步。沈家煊《〈繁花〉语言札记》（2017）就是一本典范之作，从看似语言独特的小说中提炼出汉语共性的语法规律；《汉语大语法五论》（2020）中则使用了大量唐诗作为语料，阐释了汉语语法是不同于印欧语语法的“语义语法”“语用语法”“声韵语法”。张伯江《语言主观性与传统艺术主观性的同构》（2017）也从京剧的出戏和入戏说起，论证了汉语结构中的主观性，为语体语法研究开拓了中华传统文化新视角。

　　以上这些专题都是基于汉语自身特点形成的学术增长点，都是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期待百年变局中的中国语言学者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沿着这条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道路大踏步走下去，创造中国语言学研究新的辉煌。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1年度省部级重大项目“我国语言文字治理体系现状及创新研究”（ZDA14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当代语言学》编辑部主任、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