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朴素的文化缩影与符号，蕴含浓郁的乡土气息与鲜明的地域特色。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命题下，乡土语言的翻译和研究是中国向世界阐释语言民族性、拓展语言世界性的关键路径。

　　把准乡土语言翻译特殊性与普遍性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研究肇始于20世纪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刘全福较早探讨了方言英译法，此后有不少学者就不同地域的方言翻译问题进行研究，如绍兴方言、山东方言、陕南方言和京味小说的英译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针对不同类型乡土语言的英译方法进行探讨，如熟语、民俗文化词和文化负载词等。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黄勤认为，乡土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乡土语言的文化负载作用，但忽视了乡土语言的“土味”这一重要特性，且多侧重于静态的乡土语言本体研究，缺乏对动态的语言外部因素的关注。

　　在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立项之前，尚无“乡土语言”这一学术概念。偶尔出现的“乡土语言”，只是作为日常语言使用的普通词汇，大约等同于方言或土语。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周领顺最早提出将“乡土语言”作为译学研究中的术语，将其定义为“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传、通俗精练，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周领顺主张从静态的语言土味层次和动态的语言使用目的层次来区分土味层次，以期解决乡土语言翻译难度难以衡定的问题。土味层次划分机制突破了语言表层，从“人”的视角厘清乡土语言的土味层次，有助于译评者更为客观地评价乡土语言英译的质量。

　　乡土语言翻译既是一种操作层面的双语和多语实践，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系统探究的译学领域。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任东升提出，乡土语言翻译的外译实践经历了一个从“归化合理”到“异化有理”的转变过程。这与时代的审美需求和译者对域外文化的态度有关。即便赞同“异化有理”的译者，面对原著的地域性、民族性、人物文化品位等种种乡土方言的呈现，对于该用汉语里哪种方言或“地域方言”来传达原文的方言风格，也很难做出选择。译者的语言表达艺术也离不开其习得语言的成长环境，以至于出现了岭南、江浙、西北、东北甚至山东胶州方言风格的译文。另外，在传递中国乡土语言的技巧上，一些外来译者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新儿女英雄传》有个谚语：“宁养一条龙，不养十个熊！”翻译家沙博理的译文是：I’d rather have one dragon like you than a dozen performing bears! “龙”和“熊”分别指代“能人”和“庸才”，蕴含褒贬色彩，后者被译为“performing bear”，其中的暗示含义和贬义色彩通过“performing”（装模作样的）得以内释；让步句式“宁……不……”与“rather…than…”对应贴切；约数“一”和“十”分别对应“one”和“dozen”，达到了数字的反衬。

　　“乡土语言翻译”包括两层意义，即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二者相辅相成，既可以从翻译实践经验中总结规律，也可以通过研究发现问题，升华理论上的认识。“目前国内一些学术机构立足乡土语言所做的乡土文学作品翻译影响比较大。”周领顺告诉记者，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中心等翻译机构，融翻译实践和研究于一体，以作家文学作品为翻译和研究对象，较好地表现出了地域文学作品的乡土味道，为有效传播乡土文学作品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除了传统上“熟语”“文化负载词”“民俗词”“方言”等单项翻译研究外，作为“乡土语言”整体的翻译研究，从2015年至今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域开展的有关研究呈现蓬勃之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大漠祭〉中甘肃“乡土语言”英译对比研究》《乡土中国：从〈边城〉看乡土语言英译——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等。但学者们在接受采访时普遍认为，乡土语言的翻译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对于乡土语言内部各语言单位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差异挖掘不够；存在只停留在语言层面而忽略人的因素、过程因素和社会需求因素关系讨论的情况；只看重地域性、民族性，漠视世界性的研究较多；等等。

　　注重乡土语言翻译系统性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关于汉语乡土语言的翻译研究较为零散，且多囿于技巧层面的讨论。例如，方言究竟是该与目标语中的方言“对接”还是彻底放弃等主张，往往是各说各话，不了了之。

　　究其原因，周领顺表示，在翻译实践上，传统的翻译策略都是“求意”策略，即围绕原文的意义做文章。比如直译、意译，就是用直或曲的方式求取原文之意，但很难有效指导文化上的传播实践。文化传播是否有效，与原文、作者、讲话者以及人物角色的意义是否得到准确再现，没有必然的关系。其中涉及的因素较为复杂，既有“求真”于原文或讲话者意义，“务实”于读者、市场以及社会的译者努力，也有其他意志体对读者、市场以及社会的干预。

　　什么样的译文是一篇好的译文？传统上，唯一的评价标准是“忠实”，即译文与原文靠得越近，就越正确、越恰当。当然，向原文的意义靠拢是正确的，但不能是简单翻版。周领顺认为，翻译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复杂的。比如“读者”，就不能一概而论。当翻译作品进入流通领域、进入目标语市场所在的社会时，已经不只是原文所针对的、预定的读者群体那么简单。毕竟，目标语市场和社会有其特殊的需求，这是“译以致用”的源点。而从译者行为批评进行的“人本”路径研究，会得出更符合翻译真实生态的结论。

　　汉语乡土语言翻译研究本质上探索的是译者采用何种手段，既能真实再现乡土语言的民族魅力，又能取得良好的接受效果。黄勤提出，目前国内乡土语言英译研究仍因循传统翻译批评路径，大多聚焦于乡土语言在语言转换与跨文化交际层面的效果，强调译者对源语文本中乡土语言文化信息的准确理解与表达，认为译文与原文存在偏差就是误译、漏译。随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研究者开始重视文本内外相结合的研究，如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杨宁伟从译者行为角度，考察《骆驼祥子》四译本中乡土语言翻译的“求真度”与“务实度”等。这些研究成果均以译者为切入点，结合译者身份与角色，深度阐释了文本内外因素对译者乡土语言英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彰显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汉语乡土语言英译批评的解释力。

　　乡土语言作为乡土文学的语言基料，底蕴丰富，但乡土语言翻译在翻译学领域获得关注却是近几年的事。任东升表示，国内外关于汉语乡土语言的翻译研究较为零散，停留于现象层，所谓的分析工具或理论，如“顺应理论”“动态对等”，大多也是生搬硬套。这首先是由于研究者或者说相关论文作者自身缺乏对乡土语言翻译之于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是学科意识弱，目前的翻译课堂对一般的文学翻译转换技巧传授较多，而对乡土语言翻译训练的课程设计较为欠缺。此外，一些教学工作者对乡土语言翻译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因此，在从“翻译世界”（外译中）向“翻译中国”（中译外）的历史转折中，建构能指导乡土语言对外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不仅是时代对翻译学理论创新的呼唤，更是翻译教学和人才培养现实的需求。

　　乡土中国和作品的世界视野

　　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的底色。立足乡土语言翻译，放眼世界，才能更好地处理语言与文学、语言层面与社会需求、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要做好汉语乡土语言翻译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从低到高、从窄到宽的视野意识，要从关注语言本身、人本角度到关注乡土中国和作品的世界性，然后反哺并影响微观上的乡土语言翻译。”周领顺告诉记者，在乡土语言翻译过程中，既要从人本的角度、语境看问题，又要清晰地理解动态语境中作者本人或人物角色出于什么目的使用方言以及他们的预期。进行这种动态的关系研究，有助于突破传统汉语方言翻译及其研究瓶颈。

　　研究乡土语言翻译，对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任东升提出，我们不仅要在翻译学科建设中加深“中华文化—中国文学—乡土语言”三位一体性的认识，还要细化乡土语言翻译研究的问题域，整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在理论创新上求真，在批评实践上务实，惠及人才培养，注重对外传播。此外，鉴于翻译操作层面接触的是生动形象的语言现象和表达艺术，相较于本土译者的“逆向翻译”（中译外），应多借鉴汉学家等外来译者“顺向翻译”的优点。

　　黄勤认为，对于乡土语言英译，意义、乡土味和流畅度三者缺一不可。要译出意义，就要求译者必须精通汉语，在翻译时理解乡土语言意义。同时，乡土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土味”，它构成了作品的长久吸引力。但有时翻译使得这种“土味”荡然无存，不易获得好的接受效果，这就要求译者在了解中华文化的同时，还要熟练掌握英语语言技巧。中国译者和汉学家译者在汉语乡土语言英译上各有利弊，中国译者对乡土语言的内涵理解比较深入，汉学家在英语语言技巧的使用方面更有优势。因此，黄勤提出，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理想译者模式应是作者、汉学家译者和中国译者三者结合的模式。汉学家了解中华文化和海外读者阅读的习惯与需求，但其易误读处需要中国译者把关；中国译者深谙中华文化，但母语非英语，需要汉学家帮其润色语言表达；作者最了解作品，能帮助译者解决对作品理解的困惑，避免曲解。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在他的代表作《乡土中国》中如是说。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文化的底蕴，读懂中国故事，就必须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在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提升汉语乡土语言翻译和研究的水平与境界，呈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华文化自然是风采卓然、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 孙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