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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在大国博弈中的演变及其影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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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非军事干预的关键工具，制裁已从传统冲突管理手段演变为大国间长期战略博弈的核心载体。在这一背景下，探究制裁的功能演变、与反制裁的互动逻辑及对国际冲突管理的影响，成为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动态的重要维度。
　　大国竞争中制裁功能的演变与作用
　　制裁的应用逻辑与战略目标始终随国际格局变迁而调整。在大国竞争日益凸显的当下，其功能已突破传统的执行规范与解决短期冲突范畴，呈现三大显著演进方向，成为大国塑造战略优势的重要手段。
　　其一，制裁的功能核心从执行规范转向战略遏制，目标聚焦塑造未来权力格局而非惩戒过往违规。传统制裁多以维护国际法与多边规则为导向，其合法性源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而在大国竞争框架下，制裁被赋予先发制人的战略属性，通过精准打击竞争对手的关键技术与军事发展领域，延缓或阻断其国力增长进程。典型案例包括通过出口管制、系统性限制高端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等核心物项流向竞争对手，本质是借助非对称优势锁定技术代差，实现对竞争对手崛起势头的战略性压制。
　　其二，制裁的时效维度从解决短期冲突延伸至长期国力消耗，作用机制深化为系统性削弱综合实力。传统制裁通常与特定危机事件绑定，期望通过短期经济压力迫使目标国调整政策。而在大国竞争中，制裁被注入长期战略考量，核心目的并非寻求即时屈服，而是通过持续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将资源从军事现代化、科技研发等长远发展领域，转移至应对内部经济困境与社会稳定问题，进而在持久竞争中逐步损耗其国力基础。
　　其三，制裁的应用范围从双边工具扩展为联盟构建与阵营划分的地缘政治手段，功能升级为检验并强化联盟凝聚力。制裁不再局限于发起国与目标国的双边对抗，更成为大国动员盟友、协调立场、展示团结的关键平台。成功的多边制裁需联盟成员在制裁范围、执行力度及成本分担上达成高度共识，这一协调过程本身即是对联盟战略互信与行动能力的强化。此外，借助二级制裁等工具，制裁发起方可向第三方国家及企业施加“选边站队”的压力，将双边对抗转化为阵营间的体系性竞争，从而巩固地缘政治阵营的界限。
　　制裁与反制裁的互动机制
　　当前，制裁与反制裁的互动不仅体现为大国间的实力对抗，更是通过改变冲突方的成本—收益计算、相对能力对比及对未来的预期，深刻影响国际冲突的进程、强度与转化。这一互动过程与国际冲突相互构建，共同塑造新地缘政治格局下的全球秩序。
　　目标国应对制裁时，依据自身实力与战略目标采取对称或不对称反制措施，核心逻辑是通过调整冲突方的相对成本与能力，影响其冲突动机与结果。对称反制通过对等报复提升制裁方成本，迫使其重新评估制裁政策。而不对称反制则体现为目标国利用独特优势的策略选择。当目标国在部分领域缺乏对等抗衡实力时，通过精准识别供应链关键节点、运用法律工具或借助地缘政治筹码，实施非对称打击。此类策略旨在削弱制裁方的相对优势，改变冲突各方的实力对比，进而影响其对冲突结果的预期与认知。
　　构建经济与技术韧性是目标国应对制裁的长期战略，核心在于降低对外部体系的依赖，从根本上改变制裁的成本效益结构。经济韧性体现为一国抵御或从外部冲击中恢复的能力，通过宏观经济稳定性、经济结构多样性、供应链稳健性及技术自主性等维度衡量。目标国通过推动本币结算、加强与非制裁方的经济联系、发展国内技术替代及构建安全可控的供应链，系统性提升抗冲击能力。当一国经济与技术韧性显著增强时，制裁的边际效用递减，甚至可能因激发更强的自主化决心产生“反噬效应”，进而改变冲突双方的相对实力与冲突升级风险。
　　制裁与反制裁博弈的影响还会外溢至第三方国家，迫使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政治站队中作出抉择，重塑全球联盟体系与经济格局。制裁方通过二级制裁威慑及供应链重组策略，向第三方国家施压，要求其在经济利益与安全间作出权衡。第三方国家的决策进一步影响冲突各方的力量平衡与冲突转化。东南亚国家采取对冲策略维持经济稳定，中东国家转向多元化大国平衡战略，欧盟内部则因经济利益分歧出现凝聚力下降。这些选择共同推动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与阵营化趋势，形成并行发展的经济体系，改变国际冲突的全球背景与联盟动态。
　　大国竞争背景下
　　制裁对国际冲突管理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制裁作为介于外交与军事行动之间的政策工具，旨在约束目标国行为、推动冲突和平解决。但随着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制裁的性质与功能发生显著变化，其对国际冲突管理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制裁的战略化使用削弱其作为中立工具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制裁本应服务于多边共识下的国际规则维护，但在大国竞争中，其日益成为追求单边利益与地缘目标的战略杠杆。过度使用与明显的战略动机使制裁面临正当性危机，也促使目标国积极构建“抗制裁”能力（如建立替代性贸易与金融渠道），进一步降低制裁的实际效力。
　　其次，制裁—反制裁的螺旋式升级加剧误判与冲突外溢风险。制裁与反制裁措施易形成恶性循环，既固化敌对认知，又可能模糊经济施压与军事对抗的界限。大规模金融制裁或关键技术封锁可能被目标国解读为准战争行为，激发其先发制人或暴力升级的动机。尽管历史上尚未出现制裁直接引发大国军事冲突的案例，但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现代国际体系中，经济对抗向安全领域溢出的风险仍需警惕。
　　再次，大国主导的单边制裁冲击多边治理体系，加速全球体系碎片化。联合国安理会因大国分歧难以就制裁达成共识，导致单边和“小多边”制裁机制盛行。这一趋势不仅削弱了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核心作用，还推动金融、贸易和技术体系走向分裂。例如，美元武器化促使多国寻求替代性支付系统，技术制裁可能导致全球科技标准分化。这种碎片化既提高了冲突管理成本，又削弱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最后，制裁效果高度依赖其对目标国国内权力结构的影响。若制裁能有效削弱支撑冲突的核心集团资源，可能迫使政府重回谈判；若目标国成功转嫁成本或强化内部动员，制裁反而可能助长民族主义情绪与军事冒险行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陈茜（报纸）王晏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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