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中,深耕周边、构建更为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占据基础性、先导性和示范性的战略地位。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立足自身发展、胸怀天下大同的战略抉择,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区域层面的率先实践与深化拓展,蕴含深刻的理论逻辑、厚重的历史逻辑与鲜活的实践逻辑。
植根文明根脉
与思想创新的理论升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思想、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和合智慧。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优先实践方向,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它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国强必霸”的权力政治逻辑和自由主义对“制度万能论”的迷思,创造性提出并践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共同安全为保障、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包容互鉴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范式。这种范式深刻把握了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命运休戚与共的本质特征,强调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实现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
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核深刻而丰富。它秉持正确义利观,倡导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合作原则,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排他性“小圈子”政治,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正是将这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理论主张,在与中国地缘联系最紧密、利益交融最深厚的特定区域率先付诸实践的伟大尝试。其成功经验将有力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先进性、现实可行性和强大生命力,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源自中国的思想智慧和解决方案。
赓续千年传统
与顺应时代大势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素有亲仁善邻、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这种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数千年的文明交往史中。从古代丝绸之路跨越大陆海洋的商贸往来与文明互鉴,到郑和七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的壮举;从新中国成立后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到改革开放后确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再到新时代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始终是中华文明处理周边关系的主旋律。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周边安则中国安,周边兴则中国兴”。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决定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自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念首先在周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仅符合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民的根本福祉和长远利益,更是由地理相邻、经济互补、文化相通、命运相连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自然历史进程。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教训深刻昭示我们,能否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决定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与升华,是超越传统地缘政治零和博弈、破解“国强必霸”逻辑和“修昔底德陷阱”困境的中国方案。它既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新时代赋予周边地区的崭新内涵。这种植根于共同历史记忆与紧密命运关联的实践,使周边地区成为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命力、感召力的首要试验田,其深化发展是历史逻辑演进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的重大使命。
立足区域成就
与引领全球变革的坚实支撑
周边命运共同体绝非抽象的概念或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成效卓著的实践探索与日益成熟完善的机制创新之上。这些丰硕成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宏伟理念走向生动现实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核心支撑和成功范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其建设重点首先聚焦周边,早期收获亦最集中体现在周边。中老铁路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丝路”畅通了中南半岛陆路通道,飞驰于爪哇岛的雅万高铁树立了东南亚高铁的标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的典范,这些重大项目显著提升了区域基础设施联通水平,是对共商共建共享黄金法则的生动诠释和成功实践。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实施,构建了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极大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成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区域典范。在安全领域,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深化发展到持续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到推动绿色发展的伙伴关系建设,这些覆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与机制建设,不断丰富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使其日益成为可感、可知、可及、富有韧性的区域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周边国家对华政策的差异性及其应对研究”(24AGJ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兰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