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普洱绿色发展为分析框架，在对普洱“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确立及实践进行全面阐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实践和政策相结合的研究视角，采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普洱绿色发展的条件、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绿色发展的支撑保障机制等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以期对普洱绿色发展的实践及未来发展趋向有一个系统的梳理和论述。

简介： 本书借鉴西方福利三角理论中国家、市场和家庭作为福利提供方及组成的范式作为分析框架。当前，国内借鉴福利三角理论的研究虽有一些，但在社会一角大多仅限于公益组织，忽略了家庭、家族、邻里、社区的福利职能，这是片面借鉴西方、缺乏本土视角的结果，作者力图避免这一不足，提出以国家、市场、社会为内容、与本土相结合的新福利三角分析框架，并用于西南地区Y（云南）省B民族乡 （布朗山布期族乡）的贫困治理研究。

简介：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1YJA790221）资助下的最终成果，著作名称为《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理论模型和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本书围绕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问题，依托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载体，分别从农业内部提高效率和从农业外“三农”倾斜的公平投资政策作为差距收缩路径进行分析，最后，以具体省份为实证进行了仿真模拟，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简介： 1978年开始启动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渐进式分权和有条件放权的过程，中央政府的分权式改革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经济利益主体的形成与壮大。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法人代表”，为了保持和扩大地方利益，一方面积极推进有利于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又利用市场经济初期制度的不完善性和行政力量的强制性，排斥、限制、扭曲甚至替代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攫取“制度租金”，从而形成了中国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作为地方政府限制、阻碍市场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地方保护往往破坏公平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损害消费者利益，导致收入分配不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引致政府失灵和权力异化，滋生设租寻租和贪污腐败现象；并且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冲突，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转型时期，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利用行政权力限制、排斥市场竞争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打破地方保护、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现阶段中国反垄断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本书首先从转型时期的特殊制度背景出发，界定地方保护的理论内涵，分析地方保护的形成原因和维持机制，研究地方保护的主要表现形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地方保护与区域市场整合的动态机制，应用理论模型分析地方保护的形成机制和和区域市场整合趋势，并综合采用相对价格法和区域贸易流量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商品市场的分割与整合程度，以反映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动态演进趋势。在此基础上，应用价格法、边界效应法、问卷调查法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进行了测度与辨识，测算了转型时期中国各省份或各省（即省、市、区，下同）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指数，并进行了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然后，从产业效率、产业集聚、产业竞争力、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实证研究了地方保护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后，从财税体制改革、区域政府竞争制度、构建区域合作机制、改革地方政府激励考核机制、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法律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对策建议。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书重点研究了以下内容：其一，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与区域市场整合之间的作用机制，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程度及其演变趋势进行了测度和分析。按照有利于正确测度与辨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程度及其变化趋势、保证测度和辨识的有效性的原则，我们设计了测度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指标体系，对转型时期中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程度和演变趋势进行了实证测度。从测度结果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了省际贸易壁垒大幅度上升的过程，此后，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省际贸易壁垒的上升幅度开始趋于缓和，由此体现出地方保护程度从快速加重转向趋于稳定和缓慢下降的趋势。我们利用1985—2005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测度了我国国内商品市场的分割程度及变化趋势。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国内商品市场的整合趋势日渐明显，市场一体化程度得到提高，但市场分割现象依然存在。为准确地说明转型时期中国各省、市、区地方保护程度的动态演进，我们构建了中国地方保护程度指数，根据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我们设置了转型时期中国地方保护程度测度的三级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实证数据获取、统计数据分析等多渠道、多途径、多方法测算，我们分别计算了各年份的各级指标值，然后采用主成份分析法综合测算了转型时期中国各省、市、区地方保护程度指数。通过对转型时期中国各省、市、区地方保护程度指数的测度和分析，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1985—2008年，全国的地方保护程度呈现出下降的总体趋势，其中1992—2002年中国地方保护程度指数下降最为明显。2002—2005年，由于一些软性地方保护措施的抬头，地方保护程度指数有小幅回升，但是总体水平仍然低于改革开放初期。2006年以后，地方保护程度又趋于下降，这主要得益于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兴起。第二，1985—2008年，东部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下降幅度较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差距不大。随着改革的深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经济竞争能力显著增强，在国内的竞争优势逐步凸显，因而其实施地方保护的必要性显著下降，地方保护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三，1985—2008年，中部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下降幅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地方保护程度的波动幅度较大。随着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中部省市迎来了新一轮良好发展机遇，中部地区企业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中部省市的地方保护程度出现下降趋势。第四，1985—2008年，西部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下降幅度较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西部地区的相对劣势并不明显，地方保护程度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本持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地区在竞争能力上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因而其实施地方保护的必要性显著增大，地方保护程度下降趋势并不是十分明显。其二，从产业效率、产业集聚程度、产业竞争力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对地方保护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一，地方保护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产业受保护程度指数和产业效率指数等无量纲化变量，研究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与产业受保护程度以及产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损害了产业效率”的假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产业效率存在负向影响，产业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影响的程度越高，产业的效率反而越低。并且，地方保护对产业效率存在滞后的负向影响。第二，地方保护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我们利用E—G指数，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0个行业1999—2006年的集聚程度及发展趋势，着重研究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市场机制的完善与健全已经在产业空间分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个行业的集聚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有4个行业的集聚趋势并不明显，集聚度增速为负。其中，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集聚现象最为明显且集聚速度最快；其次是以纺织业、食品加工业为代表的部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其集聚程度较为显著。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产业关联度较低、技术外部性较小的行业，集聚程度较低。国有经济比重、总资产贡献率、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国内市场分割程度、行业的出口创汇能力、行业外部性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产业的空间分布。其中，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显著，政府控制或影响较强的行业，集聚程度相对较低。第三，地方保护对于地区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区域产业竞争力指数、地方保护程度指数、区域市场化程度指数、区域技术效率指数和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数等变量，使用2002年中国各省市区的横截面数据，构造了8个回归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保护并不能够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反而有碍于区域竞争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地方保护程度越严重的地区，区域产业竞争力越弱；地方保护导致市场分割和封锁，阻碍区域市场化进程，地方保护程度越高，地区市场化水平越低。第四，地方保护对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我们在界定地方保护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等变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地方保护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国有工业企业比重和“三资”工业企业比重对地区专利发明数量存在不同影响，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专利发明数量越少、创新效率越低。这说明地区性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利用随机效用模型和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们发现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比重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具有区域差异性。其三，从制度、体制、分权式改革、地区本位论等方面系统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国内市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制度转轨和行政性分权是地方保护形成的体制基础。当前仍在进行的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逐步分权而形成的特殊制度环境，为地方保护的形成和维持提供了土壤。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经济主体和管理主体的“三位一体”，是地方保护形成的现实原因。现行的财税制度下财政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预算外收入膨胀和财政收支的不透明等不合理性的财税制度是地方保护形成的经济原因。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彻底，进入门槛低、退出门槛高，政绩考核方式不合理，地方政府市场管理不规范等也会强化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区域政府竞争制度；二是引导区域合作，实现多方共赢；三是树立科学政绩观，改革激励考核机制；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五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消除地方保护隐患；六是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法制约束。

简介： 本书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趋势与发达国家逐渐脱钩为背景，系统梳理了包容性增长理论与新兴经济体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全书共分为八章，分别从世界经济增长趋势变化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背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中国与主要新兴经济体产业和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比较、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调整和重配置、新兴经济体的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等低碳转型、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合作、新兴经济体结构转型的发展经济学意义和政策选择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包容性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内涵，内容充实，论证资料丰富翔实，通过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经济体的多角度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清晰地揭示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及其特殊性，对于深入认识当前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问题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简介： 全书设计、前言、统稿　杨思远第一章　董宁第二章　宋志娇第三章　王玉芬　石越第四章　罗莉第五章　张冬梅第六章　马博第七章　张德政

简介： 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众所周知，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经历农业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服务化)三个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实质上是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或现代化进程，这一转变过程的主要标志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标志的现代服务业得到大规模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引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形成服务型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因此必须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同时，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而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本书研究指向产业结构演化的新阶段——服务化，旨在以经济社会转型为立论背景，以“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为核心概念，并以中部地区为例，深入探讨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的相关理论，预测分析了我国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的来临，阐述了中部地区及时引领和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实现服务业大发展的战略意义和政策思路。本书是我主持完成的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2007年11月，我主持完成了2007年度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江西发展现代服务业问题研究”。2008年7月，我以此为基础主持申报的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预测与政策准备》获得立项(项目批准号：08BJL039)。课题组主要成员有彭迪云、阮陆宁、欧阳有旺、胡春林、王平俭、宋三平、刘耀彬、周红、卢有红、张征华、何仁飞、曾永生、许涵和张蓉等同志。其中：南昌大学彭迪云同志为课题组副组长，协助我主持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并负责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及其拐点的理论研究；宋三平同志为课题组总协调，负责课题研究工作的督促检查和顾问指导；欧阳有旺同志负责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及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阮陆宁同志负责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的预测分析；刘耀彬同志负责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策应政策的国际经验与比较；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胡春林同志负责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的理论分析与国际例证，并协助统稿；江西省统计局周红、曾永生同志担任课题组服务业统计与分析的技术顾问；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王平俭同志负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研究与设计；南昌大学何仁飞同志担任课题组秘书工作。经过4年左右的艰苦研究、创新探索和辛勤工作，课题组于2012 年12月全面、深入和系统地完成了研究任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终定稿的研究报告总计22万余字；各类阶段性成果共计34项，包括专著1部；学术论文25篇(其中CSSCI源刊12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1篇)；会议论文4篇(其中国际会议1篇)；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各1项；有1篇阶段性成果获得有关领导批示，并被省政府某厅局采纳。本书是在上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经修改、扩充而成。除前言和后记外，在结构上共分为五章，近30万字。全书由我设计篇章结构、提出主要观点、明确撰写要求、补充新的内容。课题组主要成员承担了本书的撰写。各章节的作者情况如下：前言(总报告提要)：郑克强、彭迪云、胡春林；第一章：胡春林、彭迪云；第二章：彭迪云、胡春林；第三章：欧阳有旺；第四章：阮陆宁。其中第四章第二节由胡春林、彭迪云撰写；第五章：王平俭、刘耀彬。其中，第五章第一节由刘耀彬撰写；第五章第三节“六、建立健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分工协作机制”由彭迪云、李林撰写；后记：郑克强、彭迪云。课题组副组长彭迪云同志负责全书的统稿、审读、修改和编撰工作，最后由我负责全书的总撰和审定。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要代表课题组(编写组)全体成员向有关单位和人士致谢。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凌成兴同志。他是我在省政府工作时的老领导，在工作十分繁忙之际，欣然答应为本书作序，而且审阅认真细致、评论客观严谨，让我感动和敬佩；他对本书赞赏有加，使我和课题组(编写组)全体成员深受鼓舞。其次，本课题研究及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暨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南昌大学暨社会科学处、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本课题结题和书稿成书过程中，胡春林、宋三平、李小华、曹小秋、汤颖松、何筠、傅春、黄细嘉、邓江锋、赵丽霞、余志伟、何仁飞、张莉、吕晞、王志平、马诗恰、侯强等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给予了热心帮助和支持；本书的出版具体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主任卢小生编审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向上述单位和人士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参考了一些相关文章和论著(主要参考文献每章后均已列明)，特此向各位文献作者致以深深的敬意。由于受服务业发展实践、数据资料和研究技术等方面的客观制约，本书难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当前，服务业大发展正逢其时。我国“十二五”规划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2012 年9月，国务院确定了“十二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四项重点任务，即增强服务功能、提高创新能力、完善服务标准和提高服务质量。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2012年12月，国家颁布了《服务业“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国际化为方向，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全力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的总体要求。在上述战略背景下，本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值得继续深化研究。例如，关于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的内在机理及其拐点的影响因素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后续研究可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增加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以进一步揭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规律和效应。同时，我们认为，根据十八大的精神，如何在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即“四化”同步发展中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下一步有关服务业发展课题研究及政策设计的重要视角和主线。当然，书中若出现错误和疏漏，欢迎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本书是我们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题为《发展中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新论——江西发展现代服务业问题研究》一书的姊妹篇。自2007年以来，我和彭迪云同志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产业结构服务化问题，在“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应用”这一领域初步形成了一支学历层次较高，学科背景和工作部门搭配合理，合作研究与联合攻关能力较强的科研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完成相关课题近30项，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一些研究成果曾引起广泛关注，在省内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其中，学术著作《发展中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新论》一书，曾于2009年11月荣获“江西省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2年11月，彭迪云同志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申报的2012年度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江西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获得立项(项目批准号：ZDGG201207)。“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对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与服务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探索真理，服务社会，提升价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郑克强2012年12月31日

简介： 刘杰，1962年生。毕业于屮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史学博士。美国休斯敦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政治与行政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欧美宪政体制比较、屮外社会保障比较。在《中国行政管理》《世界历史》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金晶，女，1985年生，北京化工大学英语系讲师。曹姗姗，女，1985年生，首开方庄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经济师。许擎，女，1985年生，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