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egui，1894—1930）是拉丁美洲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首开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化的先河，对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发展，以及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等方面贡献良多，居功至伟，因而被研究者誉为“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之父”。马里亚特吉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以及左翼人士及其后继者，而且至今仍然魅力无穷，充满生命力。该书对马里亚特吉思想的内涵、特征、探索形成历程及其影响力进行了较为详实的研究，对于了解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革命和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是有助益的，甚至对于理解拉丁美洲左翼思潮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世界马克思主义谱系也不无裨益。本书通篇渗透着作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相结合，并由此发展出具有民族特点的本土化理论形态才能发挥其威力，取得成效。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计八章，涵盖了古典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阵营中，各具特色且有代表性的交往理论。前四章聚焦于皮尔士的交往符号学理论、詹姆斯的符号现象学、杜威的民主交往理论以及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后四章着重阐述了罗蒂的对话哲学、普特南的意义论、伯恩斯坦的多元文化论与莫里斯的开放社会论。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交往理论。

基于对杜威功能实践学说的考察，本书提出对实用主义伦理学做出新解的必要性。部分学者深受实用主义之名的影响，主要从实用或效用等工具性层面理解杜威的实用主义伦理学，忽视了其伦理学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的批判性整合，未注意到杜威从人之特有的功能实践视角所理解的伦理学既指向制作性、生产性、技艺性实践，也指向精神性、观念性、伦理性实践。杜威伦理学可视为一种基于功能实践的规范伦理学，代表着一种整合性的伦理学理论范式、一种调和性的伦理学实践方法。因为，相比于描述伦理学、元伦理学和传统规范伦理学，其不限于对伦理问题的现象描述，也不限于对道德概念的证成，而是提供一种不断演化的、情境性的、实证性的、探究性的且趋向于引向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方法。

本书从白璧德所提出的“国际人文主义”的概念出发，在阅读大量白璧德英文原著、学衡派报刊和相关一手史料基础上，打破前人对学衡派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保守主义、古典主义、人文主义等的论断，重现挖掘白璧德所倡导的国际人文主义运动与学衡派的联系。本书以双重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一方面回到白璧德的西学背景，探讨其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形成国际人文主义的构想，并进而澄清了白壁德的宗教信仰问题；另一方面细致考察了学衡派的跨文化实践，并对梁实秋与学衡派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勾勒出中国国际人文主义发展的谱系。

安乐哲（Roger T.Ames）

过去一年，我与李文娟博士多次相谈甚欢，不断讨论儒家哲学之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性。访谈中，李博士提问深思熟虑、逻辑无可挑剔，我们得以探索许多领域，讨论不少话题。于我而言，访谈一次比一次引人入胜。

我与李博士相识多年。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导师梁涛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也是我的好友。李博士已出版两部专著，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鉴于学术成果突出，近期入选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李博士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向中国读者和中国学界解读国外儒家哲学研究。她不时关注我的研究，我一直很高兴她对儒家哲学的透彻理解不仅使她能够理解我要说的话，清楚我的观点，而且能用易懂的语言向中国受众阐释我的想法。

在我最早接触中国哲学时，我的恩师劳思光先生曾对我们这群富有激情的学生说：“我们不要谈中国哲学，而要谈世界哲学中的中国哲学。”论及本书价值，皆出自李博士独一无二的学识。我们的时代需要广博如李博士的学者，他们能在不断发展的世界文化背景下理解儒学。当前，学界正从不同哲学角度探索、传播儒家哲学，李博士能以自己独到深刻的理解阐释儒家传统。

儒家哲学并非一家之言。历史上，儒家哲学曾与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其他东亚文化融合，这份包容性使其含义更加丰富不同。如今，持续不断的儒家哲学国际化进程“欣赏”和发扬着融合的传统，接纳多元文化视角。随着儒家哲学逐渐改变世界文化秩序，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将得到不同理解。

思及文化“欣赏”，不妨以伟大的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贝多芬为例。过去，贝多芬曾是一位某个特定时间地点里的作曲家。经过几个世纪，他的作品扩大延伸，从最初德国精英人士喜欢听的音乐，到为不同文化所共赏的世界音乐。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人群的欣赏中，贝多芬成为了一个更加伟大深邃、有意义的人物。举例来说，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欢乐颂》先后被欧洲委员会和欧盟选为会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这首第九交响曲逐渐成为日本新年庆祝活动的主题曲，每年在全国各地演出约50场。蔡金冬在《贝多芬在中国》一书中讲述了这位伟大作曲家如何在中国成为追捧对象的故事。贝多芬得到不同文化欣赏，意即内涵加深。如今，作为世界音乐的贝多芬作品融入了许多不同文化，要想欣赏贝多芬的音乐不仅需要理解贝多芬其人，也要懂得这些文化。

我们可将李博士解释世界儒学的方法称为认识论，其目的是全面理解而非片面给出结论，这是很有趣的。儒学既要以其本身的术语来理解，也要在特定语境中重构。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问过一个著名的问题：“一个只有英国知道的英国人，又能知道多少英国？”李博士的解读方法反映了中西认知世界的根本差异，即如葛瑞汉（Angus Graham）所指出的，希腊人是“求真者”而孔子是“问道者”之间的区别。

起源于古典希腊哲学的英语单词“会意”蕴含着辨别真实与表象间本体差异的认知意义。“掌握、习得、理解和明白”的解释反映出现实主义者想要在变化中抓住颠扑不破真理的追求。主观想法与外部现实对应，从而给旁观者提供真实绝对信息一直是西方古典认识论的重要主题，却与儒家思想无甚关系。

李博士理解世界儒学的方法正统。《易经》宣扬过程宇宙论，这个颇具认知意义的词汇反映出一种前进的“映射”，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差别有待商榷。“知”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富有成效的“奋进”，从而保证实际效力而非真理，即知道、理解、了解、通达等意。用儒家的话来讲，“知”就是边看路标边向正确的方向走去。

这种映射感延续到了现代汉语里，“我知道”一词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我行路，我知路”，这就意味着既知道要去哪，也知道如何正确到达。“知”要了解当下的状况，能想象到情况的变化，以群体之“仁”向他人施以必要尊重，为既定未来凝聚支持与热情。

在及物性的“我知道”中，“道”并不是知识的“客体”，而是有真正主观和执行的维度，这一点很重要。“道”是一种生活的质性方式，包含主体和客体，以及主题属性和活动发生的情态。“道”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语法哲学，与主客体的情况有关，也与理解的质量以及与所了解的世界情况有关。“知”即仁者之知物、知行、知为。用李博士的方法理解世界儒学，需要明白孰知与何知。在许多规范的儒家著作中，认识论的批判并没有过分依赖对错或真假的语言，这种语言源自基于真实和本性着实存在的本体论假设。相反，认识论的批判常持“人之知而有涯”的观点，人看事物只有一种角度，对其他角度知之甚少。例如，《荀子·解蔽》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最佳之“知”莫过于“全”，须网罗有效促进人类繁荣之举。真正的“知”意味着明知而活。

通过讨论众所周知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李博士对待世界儒学的态度。虽然人们都在用这句话，但可能曲解了它的重要内涵。我一直认为这句话表达的是外部客观视角好于由内而发的观点。例如，《庄子》曰：“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当我读了苏轼的全诗而非仅是那最后两句时，我开始质疑自己对其内与外和主观与客观的理解。苏轼著名的诗篇《题西林壁》写道：

的确，此诗开篇直言庐山景致变幻，数不清的景色竞相争艳。并且最重要的是，庐山山色并无“外观”，而是从一个角度到另一个角度的内部欣赏。同样，由这种逻辑出发，观赏庐山或其他美景的最佳方式就是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欣赏。如此，就是“全”的认识论观点。归根结底，我们能获得的最好的东西不是真理或笃定，只有智慧风趣的对话能为我们提供多样的视角和事物的全貌。李博士对当代儒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她尝试在讨论中囊括尽可能多的文化视角。在将我们两人的对话编纂成册的过程中，她致力于构建这种充满包容性的交流。通过出版本书，李博士向所有读者发出邀请，呼吁大家一起寻找解读世界儒学最全面的视角。

（于琦 译）

该书是马克思主义在拉美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代表性人物及其重要文献，以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拉美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宣言等相关重要文献节选集。其所节选的文献时间跨度从1909年至1990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族等等诸多方面，使拉美马克思主义文献精华尽萃其中。通过此书，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传播和发展历史有个清晰的把握，对拉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主张有个较为系统的了解。另外，丛书主编的长篇导论式序言，较为深入地梳理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其主张，较为深刻地剖析了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困境和难题。总之，该书全景式地展现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和思想，是一本难得的全面了解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地图”。

本书通过对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稳定性问题的探究，论述了正义稳定性的道德情感以及政治哲学转向之后多元社会的政治规范与社会共识问题，认为实现正义稳定性离不开相应道德情感的培育，比如自尊与正义感；同时也要以社会共识与共同体建构为基础，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善目标。作为西方特定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产物，罗尔斯有关正义稳定性问题的论述蕴含着正义实现问题的共同价值，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汉娜·阿伦特晚期的“心灵生活”研究对康德批判哲学进行了系统的、富有启发的阐释和发展，本书就围绕这一阐释展开。结合阿伦特前期的政治理论，本书首先分析了阿伦特康德阐释的问题背景，即艾希曼审判及其思想后果。阿伦特前期的政治理论以行动和公共领域为核心，以此为基础，《心灵生活》对思考活动、意志活动和判断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对批判哲学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改造。本书也重点讨论了阿伦特的政治理论工作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的意义和反响。通过对康德政治哲学的阐释，本书将呈现出共同体、思想、道德、生命意义、政治判断和历史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提供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