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采用三场试士制度，首场考经义，其题目取自四书五经，四书文三道，五经文四道，共七艺，总称制义，俗称八股文。虽然同为首场制义，但五经文与四书文有不同的考核目的，五经文主要考核士子的经学知识，重在“学”；而四书文考核的是士子对儒家义理的认知，重在“立本”。五经文重在学术，四书文重在思想。显然四书文具有思想方向的指导意义，在取士的过程中其重要性往往超过了同为八股文的五经文。又由于某些考官在主观（如渎职懒政）或客观（阅卷的时间分配不合理）方面的原因，出现了“三场耑重首场，首场尤重首篇”的情形，因而在具体的阅卷取士过程中，四书文有着远高于其他科举文体的地位。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改革科举制度，移五经文于第二场，四书文的重要地位空前突出，故雍正上谕径称“制科以四书文取士”。由于四书文在科举诸文体中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故从命题、阅卷到录取，四书文成为朝野上下高度关注的焦点。命题的考官由朝廷任命的官员担任，四书文的命题牵动着整个政治生态。本文从四书文命题的角度考察明代科举制度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一 科场与官场科举者，即以科目举人，通过特定的科目考试选拔中式士子进入职官系统，成为各级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