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

看事物有不同视角，有实践经验、理想与责任感的人，常常会发挥自己的优势，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于学军先生就是如此，监管者的身份使他与市场有亲密接触的机会，因此得以洞察到经济现象的幽微之处；而严谨的学术自律使其行文异常谨慎，很少做石破天惊之语，他的洞见隐藏在朴实的话语之后。

于学军先生的大著《全球视角：中国宏观经济解析》即将发行第四版，对于一本货币理论统领下的宏观经济学著作而言，这是令人惊奇的数字。

于学军先生的三个观点让人印象深刻，对于当下转型经济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

第一，对于通货膨胀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的理解，主张在新型的通货膨胀中纳入资本市场的价格。这一观点现在看来似乎平淡无奇，特别是许多人都在货币方面发表惊人之论的时候。但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研究这一命题，只有深刻的思考者才能做到。

在这个架构中，中国的通货膨胀悖论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基础货币大量发行时却没有引发高通胀，这个谜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得到数据分析的支撑。如果引入资本与货币市场的变量，把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作为资金蓄水池，综合几个变量加权解释，资金的走向与泡沫的方向也就洞若观火了，如果在这方面有强有力的数据分析，不难索解所谓的中国式通胀之谜。

这一理论不仅仅作用于中国市场，国际市场同样适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刚开始温和复苏，道琼斯指数就在货币的刺激下创出历史新高，而欧洲的主要股指没有受到欧债危机多大的负面拖累，德法等国的股票投资者比中国投资者舒适，货币成为理解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资本市场的枢纽。

第二，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外贸出口关系的考察。

产能过剩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顽疾，通过信用周期的分析，于学军先生发现，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外贸出口保持稳定的相关性，且相关度极高，比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相关性都高。

这是个新颖的视角。

通常道德主义论者指责固定资产投资上升是政府盲目追求GDP的产物。这个现象确实存在，本书中就有描述。但政绩不是固定资产上升的唯一原因，政府成为追求GDP的经济理性人，不一定必然复制一个注定失败的经济模式。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之所以疯狂上升，是因为这一发展模式曾经非常见效，由此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由于出口涨落不定，政府宏观调控曾经处于非常尴尬的地步，刚开始打压钢铁与水泥的过剩产能，接着就出现了产能不足。

净出口巨额增加使国内的过剩产能被国际需求抵消，于是，一切看上去花团锦簇——出口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出口再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同步再增加。游戏的关键是，如果有一天出口下降了怎么办？

这个噩梦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终于来临了，于是从出口导向的制造企业开始到周期性的资源企业，经营环境严重恶化，并直接影响了鄂尔多斯、温州等地的房价。此时，在稳增长的压力下，只能通过进一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解决过剩产能，并且假设这部分产能将被飞速发展的城镇化和伴随城镇化而来的消费扩张所消化。希望这个美梦能够成真。

未来三到五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但在那之前，为了消化过剩产能，我们已经看到了房价在金融危机之后两度飞速增长。固化既有的路径依赖，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第三，对于政策的明确建议。

鉴于于学军先生的身份，政策建议已经成为他的工作习惯。尊重市场的意志，调整经济结构，抑制资产泡沫，减少出口增加内需，进行稳健的汇率与利率改革，成为首选综合方案。

即使了解现实、务实如于学军先生，在改革方案中也掺杂了不少理想主义的色彩，如希望政府厘清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抑制房地产泡沫、如深切地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等——其言也易，其行也难。任何身处中国社会的人，都深刻体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水区改革之艰难，比“触动灵魂”还难：从顽固的既得利益群体，到民众在广场效应下的盲目，甚至政府在短暂危机下的应急之举，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向不可知的方向走，经济发展与伦理越来越远，政府之手可能在大项目的引领下越伸越长。这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哀。

有趣的是，于学军先生表现出对美元的特殊关注，根据我的观察，在2005年，他就提出“一切归结为汇率”的主张，认为美元的宽松政策，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大量国际热钱涌入中国，推高了中国的物价，是中国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出现的重要原因。到2006年，他丰富了自己的见解，正如他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美元主导下的货币泛滥使中国成为美元膨胀最大受害国，呼吁决策者重视“美元陷阱”。看来，国人尤其是金融专家对于美元的关注已经超过美国人。美元挟自身威力，能够在国际上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而在国内能够保持购买力稳健，尤其是在基本食品、服装等必需品上，十年变化不大。即使在美国房地产泡沫期，其房价走势也与中国高峰期的房价走势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美国人享受美元的威力带来的好处，可以不那么关注美元，而国人必须关注。这大概也是货币被挟制者的共同悲哀吧。

如果说，在货币之门封闭时代，中国的通胀、紧缩与国际主要货币无关；那么，外向型经济时代，输入型通胀来临，将迫使每个人都成为“货币国际主义者”。未来五到十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将进入深水区，汇率与利率改革必然伤筋动骨，是对中国经济的严峻挑战，能否走出陷阱，在此一役。希望于学军先生先行一步，继续深入思考研究，得出有前沿理论而接地气的结论。

一切尽在书中。

嘘，安静下来，让我们静听，听听于学军先生在说什么。

2013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