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青民国人物》是作者近年来研究西北民国人物成果的一部结集。全书含人物历史传记16篇，大部分为单人单传，只有一篇是两人合传，故实写人物17人。 2207338本书欲通过人物反映历史变迁，使读者对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的政治、军事以及其他社会状况有一轮廓性认识，同时了解当时这一地区和全国的联系。在本书付印之前，有必要就自己在选题、写作中考虑的一些问题作一说明，以就教于读者、同行学者。

一

民国史是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兴旺的一个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曾长期偏重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这在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民主革命时期和为建立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时期，是完全必要的，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点，已为以往的历史所证明。今后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也仍然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但是，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刻认识国情和区情、省情，还应当重视民国史。

早在延安时期的1941年，毛泽东就指出，应当特别重视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研究，要研究“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 2207339。在这一指示精神的鼓舞、启发下，田家英编写成了《民国以来大事记》2207340。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对民国史的研究，他们曾多次倡议编写民国史。1956年制定的《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中，就将民国史列为重点项目之一。由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倡并部署的民国史研究，在历经60年代至80年代后的今天，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李新、李宗一等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已出五册，李新、孙思白等主编的《民国人物传》已出七卷；南京大学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业已问世8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持编辑的三套资料（民国史大事记、民国人物志、民国史专题资料）也陆续出版。它们受到中外学者的欢迎和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其他民国史的论著、资料也大量出版，受到学术界和国人的普遍关注。台港学人的民国史著述亦数量可观，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在当今国外学者从事的“汉学”中，民国史研究已越来越成为其重要的内容了。

民国史在史学研究中日益取得“显学”地位的事实，不能不使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科研工作的作者怦然心动。在民国史研究学者们丰硕成果的激励下，作者十多年来从事了一些民国史方面的研究。从事学术研究，一要顾及自身学术素养，二要顾及资料条件，三要顾及学术研究的需要。所以作者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有关西北的一些事件和人物。相对而言，关于西北民国史的研究成果一直比较少。作者身处西北，私虑能在西北民国史研究方面做些填补空白或抛砖引玉的工作，也还是有意义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作者的西北民国史研究，就是在这样动机的驱使下起步和坚持下来的。

二

研究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状况是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民国时期的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存在着边远的、多民族的、多宗教影响的特点。边远的特点是指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方军阀势力易于形成并维持某种程度的割据状态；多民族的特点指聚居着汉、回、蒙古、维吾尔、藏、哈萨克等近20个民族的群众，占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三分之一多；多宗教影响的特点是指有不少全民信仰宗教的民族，如信仰喇嘛教的藏、蒙古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

由于在表现上述三特点方面程度的不同，民国时期的西北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区域：陕西地理上是西北与中原地区的接合部，为西北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省区；历史上长期是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民国时期中央政权在大多数时间直接控制着该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积极参与和影响推动了全国政局。甘、宁、青三省地处黄河上游，自然资源丰富，气候严酷，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又因分省时晚，地方观念絮结难解，西北诸马军阀崛起，形成了马鸿逵家族长期统治宁夏、马步芳家族长期统治青海的局面，但均围绕甘肃进退争雄。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政权在西北（这里主要是指甘宁青新）贯彻政令、行使管辖权的枢纽之地，为此而进行了多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力图巩固地占据甘肃，以便控制宁青，进而剪除新疆地方割据势力。新疆则是我国的西北边疆重地，交通更为不便，经济上亦更有待开发，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先后在此经营了军阀统治的“乐土”，他们的私心自用，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障碍。这三个区域，甘宁青居间，东为陕西后院，西则支柱新疆，在地理、人文关系之外，政治、经济上均有影响左右，关乎西北全局的作用，并上承明清余绪，还是一个多事之区。

在西北民国史的研究中把甘宁青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一番研究，有利于深化我们的认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今这一地区的现代化无疑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甘宁青地区在地理、生态、人文条件方面构成了一个独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并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政治方面更呈紧密联系、互相影响的状况。我们应当对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的情况作多方面的研究，诸如农牧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情况，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情况，民族和宗教情况，政治统治、政治斗争和财政情况，文化教育情况，社会组织情况，社会生活情况等。在以上方面包含着一些很有开掘价值的分支课题，如西北诸马军阀的历史，移民与经济开发的历史，书院向学校的嬗变，东南游学之风，近代民族教育的起步，宗教、部落、秘密结社，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变化，知识分子与妇女问题，鸦片问题，民风与民俗等。只有多角度地研究甘宁青民国社会的情况，才能了解社会诸因素对黄河上游地区近代化的影响，正确总结该地区近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已有一些学者专家在他们有关西北近现代史的著作中论述到上述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奠定了基础。

研究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地区也有较好的资料条件，除档案、报刊资料外，民国政要、民族上层中的一些人物也留下了有关资料，还有中外记者、外国考察家、传教士的记叙，国内史地学家、社会学家做的许多调查、研究成果。这些资料为我们系统、全面地认识甘宁青地区在近代如何缓慢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

《甘宁青民国人物》是遵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民国史研究的指示和意见的精神，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写史原则，以人物为线索，反映1912—1949年甘宁青地方历史的一部小书。希望它能为人们深入了解民国时期的甘宁青社会增加一份资料。

本书涉及的17位历史人物，基本上是民国时期甘肃、宁夏、青海的主要统治阶级人物。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为人物立传，特别是为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立传的问题。

“人物是了解历史的一个窗口。”写历史离不开写人，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07341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无一不是人所策划、人所参与进行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历史。了解历史必须了解人，“知人论世”这句古人的话凝练地表达了这一点。我们研究人物，重要的是反映历史。

历史研究在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一点也不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因为：杰出人物正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群众意志的体现者，群众行动的组织者；个人的行动可以在历史上发生重大的作用，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历史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离不开个人因素的偶然性，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所以，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人物个体的具体的研究。人物历史传记的大量问世，这是一个根本的、深刻的内在原因。参与历史活动的人物十分众多，因此我们有必要为之立传的，主要是那些以自己的言行在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上留下深刻印记、产生过重大或较大影响的人物。具体说来有：（1）在历史变革和历史转折关头起到重要作用的人；（2）在一定历史时期或某一方面有重要活动和影响的人；（3）在一定范围内有代表性的人，或能反映历史某一侧面的人。

民国人物，有进步的、开明的，有经历表现复杂多变、功过是非相参的，也有政治结局反动的。本书所写的人物，后两类人物占多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人物“历史角色”的事实，否则无法反映历史。孙中山给人题词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上有人顺历史潮流而动，也有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总是相对立而存在的。从人物立传原则讲，既要为正面人物立传，也不排斥为反面人物立传。为了通过人物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同时发挥史学扬善抑恶的功能，人物史传不能只写进步的、革命的、在历史上起了好作用的人物，也应该写一些反动的、落后的人物。一千两百多年前的史学家刘知几写过一段常为后世人提及的话：“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2207342用人物史传警诫后人，这对我们也是有用的。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至于历史上复杂类型的人物，很难简单地用“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去划分定性，这类人或一生起伏很大，时而反动，时而进步；或政治上落后甚至反动，却在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做了一些好事。我们可以“盖棺论定”，给他们的功过作一结论，却很难用“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去概括他们的一生。

历史是人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的教科书。历史学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担负着教育人民、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任。知国者爱国，念国者务实；欲知国，必先知史。历史经验和爱国主义将给群众和干部以智慧和力量，增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共识和团结。在思想教育，尤其在国情教育中，很有必要普及历史知识。讲国情，如能和省情、区情结合，则更加生动和富有说服力。作者希望本书除能为国内外学者提供研究地方历史的帮助外，对进行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所裨益。

本书在每篇篇末附有该篇主要参考资料说明；注释作页下注，对所引用资料的作者、篇名和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和版次，均一一注明，但引文出自主要参考资料之一者，省去出版社、出版年月和版次。专此说明。

书中的错谬之处，请批评指正。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