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系文化权势网络的形成与拓展

新文化运动^[1]中，梁启超和胡适一样乘其东风又成了风云人物，钱基博曾感慨道：“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2]以至于后来侯外庐要超越的学术思想史典范是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3]，可见梁启超也是“新文化”不可或缺的代表，而且当时的很多青年也并没有把梁启超当作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梁启超为何能以前朝遗老的身份续领风骚？近年来有许多作品已经关注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研究系，但多集中于单纯的文化生态，而且由于研究系人员成分复杂导致关注点过于分散，无法就这一权势网络的整体架构和运作中的文化权力做出阐释，^[4]本文试图以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为核心，以文化产品与学术势力互动为线索探讨该权势网络的形成与拓展。

一 以刊为媒凝聚内核

报刊杂志是民国时期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在北京，主要载体是《新青年》《新潮》与《晨报》，前两者是唯物史观派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流阵营宣传新思想的主阵地，《晨报》则是梁启超派学人群的主阵地；还有另一个中心在上海，主要载体是《东方杂志》《改造》《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等，这里除了《东方杂志》为商务印书馆主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声阵地外，其余皆为研究系喉舌。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金毓黼有写日记的习惯，1920年8月29日，金毓黼一方面高度评价擎起新文化大旗的《新青年》，另一方面充分肯定研究系创办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在文化界的地位，他点评自己所看过的杂志：“报章一类，日刊以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为最佳，月刊如《新青年》《新潮》……为最佳”，《改造》改刊后甫一问世，他在1920年10月1日便记述道：“看报，梁任公主撰一报曰《改造》，第一期已出版，拟购阅之。”^[5]次日日记表示已经买到。当时，金毓黼身处东北，却几乎能在第一时间和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同时看到这些报刊，可见这些杂志都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发行平台。曾虚白在《中国新闻史》中评价上海《时事新报》是“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早和最有力的报纸”，甚至认为《时事新报》已成为“鼓吹新文化运动的一支主流”。^[6]曾氏还认识到，在新文化运动中，反而是不起眼的“副刊”擎起了文化舆论的大旗，为新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7]《学灯》是《时事新报》的副刊，当时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8]而《改造》和《学灯》这两个杂志就是梁启超晚年用心最多、着力最深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