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经”“典”的传承与“经典”的生成

刘知几称：“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1]把“经典”与圣贤联系起来，说明其迥然有异于寻常著述。一般而言，当下所谓“经典”，即传统的、杰出的传世精神产品，且具有典范的文化价值与意义。^[2]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经典”大致生成于秦汉时期，系由“经”与“典”两条支流历多年所汇聚合流而成，其含义亦分别从最初相对虚化的、关于圣王之道的记录阐释，演变为重要文献的代名词。详考诸史，可知“经典”两字并称一词首次出现于汉代，《汉书》载孙宝语：“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3]也就是说，至迟到汉代，由“经”“典”而“经典”的历史演变进程已告完成。孙宝所说的“经典”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指代记录先王训诫教诲的文献典册。这些典册传诸后世，有资政治世之用。此处“经”与“典”作为“经典”一词的两个基本构词单元，并驱齐驾，浑然一体，并无强弱高下之别。这也表明它们此前作为独立概念时所具有的个性化内涵已经完全融入“经典”的词义之中。不过详究其是，合体为“经典”之前的“经”与“典”，其产生实有先后之别。汉代以前，“经”与“典”的缘起发展以及沉浮起落，大致体现了圣王之道在不同时期散播、传承与阐释载体的演变历程，即从口耳相传、宗教仪式直到文献实体。具体来说，早期的“典”记录圣王之道，为统治者的王权威严与经世之策提供法理支持，是三代时期支撑起天命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经”则出现于“典”之后，系由孔子对圣王遗典进行删削整理而成，其本意是对“典”内涵的阐释以及精神的传承。不过，秦有天下，行焚书之政，加之秦末纷乱，经典文献多毁于战火，十不存一。直至西汉中期，汉武帝独尊儒术，借助公羊学的理论外衣，实以高效专制的法家思想，开创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系新格局。经此时代剧变，儒家思想卒得凌驾于其他诸学之上，成为官方政治哲学。而汉武帝对于儒学理论的援引吸纳，使得儒学极盛，儒家“经典”被儒生群体奉为圭臬。深入探索并还原汉武帝尊儒以前，由“经”“典”而为“经典”的演进历程，无疑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上古与中古之间的谱系渊源和文化异同，以全局的视野来审视、梳理中国古代阐释学的学术脉络与发展理路。

一 “典”的内涵及其传承方式的演变

（一）“典”的内涵及其政治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