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善继的生平与思想^[1]

一

鹿善继（1575—1636），字伯顺，号乾岳，晚年自号江村渔隐，谥号“忠节”，北直定兴（今河北定兴）人。善继“端方谨悫”^[2]，以节气著称。他自少读王阳明《传习录》而切入圣学，既入仕，不以功名为虑，独以天下国家为怀。

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乙亥十月十三日，鹿善继出生于河北定兴江村。其先世乃小兴州人，明初内徙家于定兴之江村。善继祖父名久征，字子诚，号豫轩，《定兴鹿氏二续谱》说：“公仪质端凝，风性峻洁。为诸生，隐然有公辅之器。郡守某行涴而貌似公，或指语之，公笑曰：‘所不心其心耳。’隆庆庚午，以《春秋》举乡试。”^[3]善继父名正，字以道，号成宇，封太常寺少卿。少为诸生，富学问裕经济，慨然有任天下之志，虽不以功名著称于世，但忠贞孝节，堪称一乡之善士与一国之善士，海内称鹿太公。孙奇逢《鹿太公传》说：“侍御宦游，正拮据家务，一意以明农课子为己任，故侍御得无内顾忧，太常未尝北面一塾师而业就。”^[4]正生平勤俭持家，恤人之急甚于己；笃念手足，与弟直友欢，终生无间；性不解饮而雅好客，尤仗义急公。《定兴县志》称其“方严有道骨，浼视宠利，醉心于忠义节烈”^[5]。陈鋐编《明末鹿忠节公善继年谱》谓：“先生生于积德之后，挺然以乾道任，自强不息，学者咸称乾岳先生。”^[6]

善继生而凝重，少不嬉戏。祖父和父亲均不令就塾师，遂从丁忧在家的祖父久征受章句，久征服阕出仕后从父受庭训，自幼即深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方象瑛《鹿忠节公传》说：“善继端方谨悫，少以祖父为师。”^[7]所以，善继虽从未受过塾师训诲，但在祖父、父亲的悉心教育下，少儿时即承传了家学。

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善继试有司，以第一人籍于黉宫。陈鋐编《明末鹿忠节公善继年谱》卷上记：“督学使者周公孔教雅擅人伦之鉴，咄咄赏异之。”^[8]二十二年八月，应顺天府乡试，因场中题未得解，归而旁求诸家注义。见其中有采集王文成《传习录》中语者，每阅之辄心动。时，祖父久征方按苏松，善继特致信请求祖父帮助购买《传习录》。久征得信十分高兴，谕云：看字有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意思扩充得去，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眼前功名无论也。（按：据《定兴鹿氏家谱》）久征按苏松时，购得《王文成公全书》与《王心斋遗录》，寄与善继。善继欣然习焉，此为他接触阳明心学之始。茅元仪撰《忠节公行状》，称他“生而端凝，长而嗜学，介然自守，无温饱之意。求姚江全书诵咏之，理学经纬皆本于此”^[9]。从此，善继“以阳明所谓将本体只作一番光景玩弄为戒，自少至老，在邦在家，只求事事不亏本分，时时不愧本心，故能崛起北方，倡明绝学。卒之教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有明一代真儒”^[10]。

二十五年，孙奇逢总角游泮，文名蔚起。善继过容城闻之，遂定交焉。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学者称夏峰先生。其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4《诸儒学案下二·忠节鹿乾岳先生善继》说：“先生与孙奇逢为友，定交杨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杀身不悔之志。”二十七年，善继从学于朱学学者范锡。范锡不汲汲家人生产，布衣粝食，矮屋颓垣，终身如一日，以至于没后几无以殓。然轻财好施，急人疾苦，生平助币赠槥，赎人妻子不胜计。范锡的道德品格、处世风范，对善继有深刻影响。《定兴鹿氏二续谱》卷13录《定兴县旧志·列传》谓善继“谒一泉范先生，语次以做人为柄，大服佩之”。

二十九年起入山读书十年，经史子集，无所不窥。陈鋐编《明末鹿忠节公善继年谱》称，善继为文，愈益精进。凡作文，“五经”“四书”无不连贯，且每至后幅皆有一段确然不拔之论，犹如同出一源者。有人问其至交孙奇逢，伯顺何以如此？奇逢转询，善继答曰：“得力固在《传习录》尔。”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述善继“读《传习录》而觉此心之无隔碍也。故人问其何所授受，曰：‘即谓得之阳明可也’”^[11]。

三十四年，三十二岁的善继领顺天乡荐，出王以悟之门。既登贤书，布衣草履如常，萧然诵读，究心于天下之大。

三十九年，为孝廉薛一鹗遭诬事，善继本已白于新县令胡嘉桂“持勘”，几得雪之，而邑绅之不类者复簧鼓郡守，善继愈益愤然，遂召集孙奇逢等孝廉诸生三十六人为告于守令，守令语侵善继，善继愤曰：“某等颇知自爱，从前未尝来，此后定不来，独此义愤所激不容不来尔！”^[12]侃侃昌言，守令为气夺。又告于观察刘洪谟；洪谟以风节著，与善继意合，遂使冤事得白。为雪诬谤，主持正义，鹿善继发动学运，共集孝廉诸生三十六人为告于守，并且愤然与有司抗辩，卒获成功。善继后来作诗赠孙奇逢并纪此事。^[13]

四十一年春会试，中进士，出徐光启门。徐光启赞善继其文“真朴”，特拔擢之。善继后来在祭悼徐光启的文章中自述此次受光启知遇事，说：“某受师恩，在风尘格套外。追忆及门，群为执贽；某具八行，以红白柬当锦绣缎，人皆目笑，师独心嘉。每于旅进旅退之余，容以不衫不履之度。”^[14]可见善继不是将光启如常礼般地视作座师，而是真正敬奉为自己的老师。徐光启乃焦竑（弱侯）门生，而竑又是罗汝芳的学生，故而在学脉上，善继与泰州学派有亲缘关系。

善继中进士后奉旨观政兵部，萧条高寄，不屑逐新贵风尘，不久即请假返里。告假归里后开门授徒，有执贽及门者辄诲焉，“日取四子书相与讨论，举先圣先贤奥义，无不抉出而示之人，复无不证入而归之我，谓圣贤往而圣贤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尔，故名其所著曰《说约》，盖欲人之反之也”^[15]。故而自是年起，门人始进。后丁母忧，居丧不废讲学，四方来学者益众，如坐春风，《年谱》谓其“性严毅，是非好恶未尝少徇于人，而同心者则无不饮以和、迎以善，春风之座，嘘入肺腑，殆不独发彼群蒙也”。而他所讲论者尽在《四书说约》中，门弟子认为《说约》一书，句句据先圣之心法，句句针后学之顶门。

四十七年六月，善继服阙，补户部河南司主事，复署广东司。后刻所著文章十五种，高阳孙承宗题曰《认真草》。被谪归里的善继，教授如曩时，“道日以尊，门人日以进”（《行状》）^[16]。这是他平生第三次开展集中讲学活动。四十八年八月，光宗即位，因范景文疏请起用而有旨复官，被委以典新饷。不久，沈阳、辽阳相继失陷，辽东更加危急。善继于天启元年（1621）以才望改兵部，主职方司事，管题复，“入署，与同舍郎叶公震生、耿公如杞誓竭忠无贰”^[17]。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榆关，善继请求随同至关，茅元仪《行状》说：“时议欲用公为符丞，又欲以为铨部，公辞曰：‘使某丹徼之间回首想此，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其事乃已。”^[18]遂奉旨参幕事。孙铨编《孙文正公年谱》记道：“公（承宗）乃辞职方主事鹿善继、王则古赞画军务。”^[19]

据《年谱》，善继参赞军务，以君父之急，从枢辅于行间，尝曰：“吾人生天地间，第一等愿要报国家，而报国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际。”他在《与刘方壶书》中说“师相三年”，“昼夜拮据，无一念不在复辽”，而他自己“辽一日未复，食能一日下咽耶？”^[20]他不仅襄助承宗定筑宁远城之计，而且更竭尽心力地协助承宗革除关防陋习，一切馈贻请托皆痛绝之，茅元仪《忠节公行状》曾忆述与善继从孙承宗参赞军务事道：